2.3 关于民族地区贫困治理与发展的研究

2.3.1 关于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的研究

民族地区致贫研究。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多数民族地区分布在自然条件相对较差、地理位置相对偏远的地形区域，学界也已从多个学科层面分析了民族地区的致贫原因。李俊杰等认为“三区三州”的贫困，首先是由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和公共服务的落后。其次是由于气候和生存环境的恶劣使得农户体质差、健康问题严重，进而导致贫困。再次是贫困户受教育程度低，对脱贫的认知和能力不足。最后是由于产业化水平的低下，企业市场竞争力弱。董永波等对四川茂县农村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后总结出了更详细的致贫原因，主要为因病、因灾、缺资金、少技术和人才不足。李俊清等认为导致民族地区贫困的因素体现在外部环境、个人因素以及不可抗力三个大的方面，从外部环境来看体现为地理环境、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从个人因素来说，传统文化和个人受教育水平也是制约因素。有的学者以我国的民族地区为整体进行研究。谭俊峰等认为民族地区的致贫原因复杂，首要还是表现在生存环境恶劣，自然资源难以得到开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使得脱贫难度大；由于长期缺乏与外界的交流，深度贫困的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水平低下、居民脱贫的动力不足是致贫的第二个原因。张丽君等认为民族地区的居民处于长期贫困和极易返贫的状态，在对民族八省区进行调研后，发现致贫原因为当地资源的稀缺、制度和文化的落后，这导致居民缺乏提升能力和知识水平的机会。可见，将民族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的话，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封闭的生存空间是致贫的主要原因。史源渊从贵州农村家庭的经济模式展开分析，找到贫困生成的原因是家庭成员的目标是巩固生计，所以无论是以年老群体为主的务农模式还是以年轻群体为主的打工模式都呈现了积累少、自给自足、货币化程度低的特征。他们的家庭责任感弱，缺乏人生方向，导致贫困是深层次和难以瓦解的。因此，经多角度归因，普遍认为民族地区致贫因素多而复杂，所以贫困程度深，也就加大了脱贫难度，自然也增加了防止返贫、乡村振兴等工作难度。

民族地区脱贫工作的研究。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确保实现依法治贫才能实现扶贫工作的长效性。但扶贫工作的法治化建设存在诸多问题。何平认为民族地区没有完善的民族扶贫法律体系和精准扶贫体系，对扶贫的相关规定都是通过会议或文件来传达的，缺乏正式性和法治性。赵兵让认为扶贫开发缺乏立法保障，导致了扶贫过程中出现违纪违法的情况，极少的扶贫人员和贫困群众缺乏法律意识。在基层扶贫干部扶贫能力方面，解决干部在扶贫中的问题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路径。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切实加强扶贫资金管理，对挪用和贪污扶贫款项的行为严惩不贷。将2018年作为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集中力量解决突出作风问题”。邓晶晶等认为在扶贫过程中出现的“痕迹主义”是形式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在扶贫过程中留下笔迹、各项会议记录等来佐证扶贫工作绩效，还有的刻意在相机下塑造好的干部形象，而这实际上是不作为的表现。黄晨熹分析了脱贫攻坚任务中干部出现厌战情绪的原因在于扶贫干部的形式主义、悲观主义和放任主义。殷路路等认为在政策的执行方面，利用自身拥有的权力为自身寻找寻租腐败的空间；在思想作风方面，不注重群众的需求，责任意识不强、懒政怠政严重、在扶贫过程中不认真严肃履责，导致扶贫资金流于形式。陈科认为基层干部对职责的推卸和对工作的心不在焉将威胁组织的发展，他们没有为贫困地区的发展去思考和谋划。在贫困户的内生动力上，贫困户自身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参与者，是最有资格评价扶贫效果和扶贫工作开展的主体，但不少贫困户却对精准扶贫缺乏关心。陶波分析了贫困户总是将环境、物质等外在因素作为难以脱贫的原因，忽略了自身脱贫意识不足、依赖思想严重等内在原因。葛志军等认为在精准识别上贫困农户的参与性不足，他们或因为外出打工，或因为自身疾病缠身，或因为家庭困难而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度不够。李小云分析了西南某省一个贫困村的现状，认为致贫的重要原因在于贫困户自身生活环境导致其没有获得良好的教育，对村干部上门宣传政策也漠不关心，况且一旦脱离外部的支持，贫困农户与外界的连接便会中断，在这样的情况下致富能人很难培育起来。村民整体的素质不高也易导致观念趋同，滋生嫉妒之心。从教育的供给和需求均不足来看，教育是民族地区最可靠的、最能推动当地可持续发展的脱贫方式。陈立鹏等认为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经费不足是首要问题，其次是待遇和发展问题导致教师的数量不足、自身素质不够，最后是民族地区的办学体制没有创新，依赖政府办学。肖时花等通过对民族地区教育扶贫的内在机理分析，认为民族地区群众掌握的知识少、技能水平低下且健康状况差，而知识技能的薄弱使得他们不具备创新精神去开拓这些资源。吴霓通过观察各个教育阶段并对教育精准扶贫的短板进行归纳，提出在学前教育阶段入园率低，在义务教育阶段存在基础设施不到位和师资力量匮乏等问题，在高中教育阶段，贫困地区普通高中数量不足、职业教育发展对学生的吸引力不足也是教育扶贫的一大短板。有学者通过分析云南民族地区的教育扶贫现状提出，扶贫制度的不完善、精准识别的不精准导致了教育扶贫资源的浪费，当地基础条件的落后、师资力量的欠缺也使得教育扶贫的专业设置和学生毕业后就业都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在产业发展难以实现规模化上，在偏远民族地区兴办的产业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在帮助民族地区居民脱贫致富和增收上仍然动力不足。许汉泽等提出了产业扶贫与经济开发存在矛盾，追求市场规模化的产业扶贫难以为贫困户带来较多收益，而针对贫困户开展的产业扶贫又很难形成规模化的效应，因此对扶贫到底要追求市场发展的逻辑还是扶贫济困的道德逻辑提出疑问。谭俊峰等认为民族地区农林牧产业发展的规模很小、分布较散，难以达到省级政府规定的政策申请的规模，因此也就无法申请相关项目支持，民族地区实质上被排除在相关产业发展政策支持之外。李小云认为在产业扶贫取得一定效益之后，投资主体可能会撤出贫困村，而贫困村一旦没有了外部支持，就会出现产业难以为继的现象，从而功亏一篑。雷明等认为产业扶贫的不足主要表现在民族地区的产业发展的周期较长，快速产生回报的概率较小，产业发展的层次偏低，质量有待加强，最后，基础设施不完善、交通不便、地理位置偏远以及通信条件差成为阻碍产业发展的根本问题。曾小溪等认为易地搬迁后的农户对土地的使用难以为继，最重要的一点是易地搬迁后居民的收入来源未发生实质性转变。陆铈凡等对安徽省金寨县的易地搬迁扶贫做了分析，认为易地搬迁扶贫最终要实现的就是脱贫，但仅仅改善居住环境不能巩固贫困群体的后续生计，也无法达到最终目标，因而易地搬迁后的政策完善与否事关重大。易地搬迁后迁入群体的满意度和致富能力还需要进行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