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近代日本的成功与挫折
——从明治维新到“二战”战败
一
中日两国迥然相异的近代命运，曾让我困惑不解。常有人说，中日一衣带水，同文同种。两国不仅毗邻而居，在文化上也相互接近，同属汉字文化圈和儒学文化圈。直至近代，中国一直是“导师”，日本则是“学生”，日本不仅从中国输入了汉字、佛教、儒学和律令制，还曾数次加入朝贡体系，对中国表示过臣服。
那么，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条件下，两国为何走上截然不同的近代之路？为什么明治维新可以帮助日本成功转型，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乃至辛亥革命都无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备受欺凌的悲惨命运？为什么国土面积仅相当于云南一省的日本，能够击败中国和俄国，成为东亚霸主？为什么仅有中国五分之一人口的日本[1]，能够侵占中国的半壁江山，又将半个亚太收入囊中？日本帝国的野蛮性和侵略性是什么？其近代化的经验和教训又是什么？
带着种种疑问，我开始学习日本历史。经过十多年的学习，我逐渐意识到，这种提问方式或许存在问题。因为中日两国虽然拥有相似的历史遗产，但在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和社会形态上差异巨大，简直如同两个世界。
首先，在明清中国，皇权主宰一切，由于缺乏挑战，整个体制如同铁板一块，除非改朝换代，否则很难松动。相比之下，德川时代的日本是个大名联合国家，将军执掌中央政权，大名控制地方权力。中央政权统治弱化之时，地方大名可伺机而起，抗衡中央。国家权力的多元和分散为政权的自我更新提供了契机。
其次，明清中国的统治阶层是士大夫，而德川日本的统治阶层是武士。儒学是中国的官方学问，也是统治思想和主流价值观。受制于儒学的大一统地位，中国士人很难改变思维模式，接受近代的科学精神。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儒学的影响虽然不小，但它既不是官方学问，也不是统治意识形态。[2]因此，在遭受外来文化冲击后，日本武士能够迅速转向西方文明。
最后，常被拿来比较的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尽管发生在同一时期，也都是由统治阶级发起的自救运动，但洋务运动旨在维护旧制度和旧文化，明治维新则旨在建立新制度和新文化。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是传统社会的受益者和捍卫者，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则是传统社会的受害者和破坏者。洋务运动只在军事和经济方面采用了某些西方技术，但未触及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本身。明治维新则在诸多方面进行改革：在政治方面，废除了封建领主制，创建了集权统一的国家，并导入了君主立宪制和民选议会制；在制度方面，废除了旧的法制，编制了新的法典，并对司法机构进行了改革；在军事方面，引入了征兵制度，建立了国家常备军；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废除了武士阶层的世袭地位，倡导四民平等，并努力学习西方的器物和文化；在生活方式方面，还确立了新的历法和时间标准。[3]相比之下，洋务运动只不过是一场改良，明治维新却是一场革命。
由于明治维新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巨大成就，日本迅速由一个封建岛国转变为一个近代国家，并在19世纪“西力东渐”的惊涛骇浪中成长壮大。至1912年明治时代落幕之时，日本不仅捍卫了本国的独立和自主，还跻身于世界列强之列。因此，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往往被认为是19世纪唯一成功实现近代化的非西方国家。
二
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明治维新是成功的，日本为何后来会异变为一个法西斯主义国家？为何在战败之后需要重启近代化之路？要知道，从明治落幕的1912年至战败投降的1945年，其间仅仅相隔33年。考虑到这一事实，我们或许只能说，由明治维新开启的日本近代化遭遇了巨大的挫折。
日本近代化失败的原因纷繁复杂，可从多个角度进行解释。简单地说，实现近代化是一项漫长的工程，需要个人、社会和国家这三方的相互配合，缺一不可。在个人的近代化实现之前，社会和国家的近代化无法得到保障。“二战”之前，日本的国力虽然增强了，但并未培养出具有近代精神的国民，也未形成健全的国家机构。
明治维新的元勋们想建立一个平等、自由和繁荣的近代社会，又想捍卫国家的独立和自主，使日本跻身于列强之列。为了实现这双重目的，他们以天皇为核心，组织了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军队；为了赋予该政权以正统性，他们要神化天皇的历史（当时的普通日本人早已不知道天皇的存在）；为了唤起日本人的国家认同感，他们还塑造出所有日本人同属一个祖先的假象。他们以皇室为机轴，将国家、政治、社会、历史和文化统合起来。他们对内改革，推动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近代化；对外扩张，追求亚洲乃至世界霸权。在此过程中，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潮蔓延开来，不断压制自由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声音。这就造成了政府、官僚机构和军队的权力过于强大，而社会和人民的力量相对弱小。明治维新后成立的新政府，远比它推翻的德川政权更强大、更集权、更具侵略性。
但是，将日本步入法西斯歧途的责任都归咎于专制政权和暴虐的军队，也并非公允之论。因为在日本转向法西斯的过程中，不健康的民主主义也难辞其咎。
明治维新推翻了封建制度，打破了身份限制，废除了等级差别，带来了相对的平等和更大的自由。明治政府开放舆论，允许民间办报和自由结社，并逐步放宽选举限制，这些政策使得国民大众有机会参与政治生活。就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大众崛起值得肯定，但这一趋势既可以构成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也可能倒向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尤其是在赢得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民众产生了“一等国”的民族虚荣感，并开始盲信军事的力量。此后，每当外交出现挫折时，民间就会形成用武力解决的强大呼声。民众利用舆论和选票给政府制造压力，给野心家以可乘之机。
此外，作为民意代表机构的议会和政党，到了昭和时代变得越来越堕落。政治家与财阀勾结，漠视大众的普遍利益；议会丧失了监督政府的职能，沦为权力分赃的交易所。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政党不惜与军方和右翼联手，破坏议会政治。持续性的社会分化和间歇性的经济危机，加深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经济和文化的鸿沟，也加剧了民众之间的对立情绪。出于对现状的焦虑，以及对政党政治的失望，越来越多的民众转而支持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
民粹主义把社会问题归结为腐败、邪恶、不具民意代表性的少数阶层，与善良、正义、有民意代表性的多数阶层之间的冲突，从而激发国民大众对精英阶层的嫉恨。极端民族主义则渲染敌人打压、入侵的恐惧，怂恿国民憎恶他国政权和他国民众，以向外宣泄不满情绪。[4]嫉恨和恐惧的大肆泛滥，为社会的持续动荡提供了心理动力，也为法西斯思想的蔓延提供了温床。
可以说，“二战”前的日本只得了民主制度的外壳，并未得到民主的精神。日本的民主制度先天不足，缺乏坚实的历史基础，一旦遭遇危机，很容易被法西斯主义和军部势力劫持，并最终沦为帝国主义的帮凶。
说起来，我最初对日本历史感兴趣，是想要了解日本成功的秘诀，但到后来，反而对日本的失败更感兴趣。这是因为，成功的经验往往可以被复制，而失败的教训却总是被遗忘。正因人类不愿意吸取教训，历史才经常上演重蹈覆辙的悲剧。
三
本书讲述的是近代日本如何扩张和毁灭的历史，时限上起1895年，下至1945年。
甲午战争结束于1895年，清朝败给了日本，这标志着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崩溃和日本霸权的初步确立。之后，经过日俄战争、“一战”和“二战”，日本不断扩张其领土和势力范围。从“满洲”[5]到朝鲜半岛，从库页岛到南太平洋群岛，从华北、华东到东南亚的广大地域，日本的版图扩张在1942年达到了顶峰。但在此之后，日本节节败退，不断收缩其势力范围，直至1945年8月，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强大攻势下，日本宣布投降。战败后，日本不仅要归还甲午战争之后侵占的所有领土，还要接受盟军的占领，日本的版图又恢复到了1895年之前的状态。可以说，日本在50年中经历了一个历史轮回。而正是这个历史轮回，为我们理解近代日本的整体面貌提供了极佳的素材。
关于这50年的历史，我们一方面了解得很多，但另一方面又知之甚少。我们对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等历史事件，就算讲不出来龙去脉，也有大致的印象。不过，关于这些事件的成因、事态发展的过程、主要人物的动机和构想，及其推动事态发展的手段，我们就不甚明了了。如果进一步追究这些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动因和发生机制，那就需要更加专业的研究和分析。
有人会说，日本对外侵略的理由显而易见，因为日本人是诡计多端的阴谋家和处心积虑的侵略者。不过，用侵略者的秉性来解释侵略行径，反过来又用侵略行径证明侵略者的秉性，这种解释只是循环论证，并不能提供真正有效的知识分析。而且，如果将所有事件的起因都归结于特定的阴谋和野心，也会掩盖其曲折起伏、消长、代兴的历史演变过程。另外，将战前日本政府视为一个步调一致、行动统一的整体，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尽管战前日本的执政者征服中国的动机大致相同，但他们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构想却存在深刻差异。至20世纪30年代，正是由于政府的分裂和权力的多元分割，使得执政层最终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加速了日本向战争体制的迈进。因此，为了分析日本为何以及如何侵略的问题，我们需要深入到历史场景和脉络中去，从国家制度和权力构造、从政治和军事精英的构想、从云谲波诡、充满变数的内政和外交局势中寻找答案。
介绍这样一部历史，如同在迷雾中攀登一座大山，为了不迷失方向，需要循着一些线索。本书提供了内政、外交、战争和历史人物等四条线索，并尝试将这四个侧面编织起来，以构成一幅完整且立体的历史画卷。
简单来说，内政是国内体制和政策，外交是对国际秩序的应对，战争是有组织的暴力冲突。战争又可分为内战和外战，内战的目的是改变国内的体制和政策，外战的目的是改变他国的体制和政策。日本在这50年中发动过数次对外战争，但未发生过内战。不过，如果将军事政变视作内战，那么日本的内战不可谓不多。最后还有历史人物。历史是一拨又一拨的人物进行角色扮演的剧场。各种角色之间自觉与不自觉的相互作用，以及他们与观众和舞台（包括大众、时代趋势、环境和命运）之间的互动过程，驱动了历史的发展。
人天生既是政治性动物，也是社会性动物，创造历史的并非个体，而是群体。牵引日本这50年历史发展的，有这样几种集团力量：
其一，以天皇为代表的宫廷集团；其二，由元老和重臣组成的功勋集团；其三，以内阁为首的中央政府；其四，由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和军令部构成的军部；其五，政党、议会和财界。如果仔细观察，我们还会发现，在这些核心力量中还存在不同的势力和派别。在元老之中，有长州阀和萨摩阀的对立；在中央政府之中，有藩阀和政党的对立；在政党之中，先有自由党和改进党的对立，后有政友会和宪政会（民政党）的对立；在军部之中，有陆军和海军的对立；在陆军之中，有统制派和皇道派的对立；在海军之中，又有舰队派和条约派的对立。这50年中的日本，正是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斗争与协调中摇摆着前行的。
一般来说，对外关系是国内政治的延续，内政决定外交走向。但与此同时，外交往往也会牵制内政，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在这50年的历史中，最能展示日本兴衰过程的，便是日本的对外关系。
19世纪90年代，日本与中国争夺朝鲜半岛。1900年前后，日本与俄国争夺朝鲜半岛和“满洲”。相继击败中国和俄国之后，日本成为世界八强之一。与此同时，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在东亚的扩张，给了日本“搭便车”的机会，日本借助“日英同盟”壮大自身实力并提高了国际地位。“一战”的爆发进一步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使其跻身于世界五强之一（海军实力世界第三）。但“一战”之后，国际格局再次变动：一方面是美国确立的“华盛顿体系”逐步取代以欧洲为中心的旧有国际秩序，另一方面是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崛起，不断挑战西方世界的游戏规则。为摆脱“华盛顿体系”的束缚以吞并中国，并应对与苏联和美国可能发生的战争，日本相继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并最终挑起了太平洋战争。
我们很难说日本有一以贯之的侵略东亚、称霸亚太的详细蓝图，因为从微观视角来看，这50年的历史充满了偶然事件和意外转折。但就宏观视野而言，又有其必然性。这是因为日本的扩张冲动由来已久，有清晰的脉络可循；屡次的侵略战争也都是日本作为整体在国家层面上推动的。可以说，日本的对外扩张和自我毁灭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相互交织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就像是吹气球，气球吹得越大，就越接近破裂。当日本将其版图从区区四岛扩张到半个亚太之时，也就是它行将破裂成碎片的时刻。
揭示日本帝国形成、发展和崩溃的变化轨迹，分析诸多历史现象背后的特殊性与逻辑关联，便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四
关于这50年的历史，日本和中国学界都已积累了大量深刻扎实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既可以帮助日本人反省历史，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历史。因为无论这是多么苦痛的回忆，它都是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一段外国历史。此外，被广泛讨论的战争遗留问题，也提醒我们这段历史仍未过去。
克罗齐有句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因为如果历史不能激起读者的想象力，让他们思考人性并认识世界，那么它就没有生命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如果只按照当下的标准去撰写历史，那么历史将被扭曲得毫无价值。如何将切实的现实关怀与纯粹的历史研究深度融合，是所有历史学者都必须面对的课题。
本书旨在对这段历史展开全景式叙述的同时，将相关成果整合起来，通俗易懂地介绍给读者。但因相关文献卷帙浩繁，几乎无人可以通晓穷尽；层出不穷的先行研究也令人应接不暇；更因笔者水平和视野所限，挂一漏万，自不待言。因此，尽管本书追求字字都有出处，但笔者深知，这些论述并非颠扑不破的最终论断，而仅是依据有限的问题意识，从浩如烟海的史料和研究中，汲取出来的粗糙标本和片段而已。在行文中，我会尽量标记出重要引用的出处，但考虑到通史的体例，并非所有引用都有详细注释。
本书的目标读者是对日本历史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而非日本史领域的专家学者。尽管如此，出版这样一本入门著作，对于一个入行不久的后学晚辈而言，仍是轻率且鲁莽的举动（毕竟入门书更应由权威学者所写）。如有冒犯，恳请各位先贤谅解。
本书得以面世，要特别感谢王前老师、梁文道先生和“看理想”团队的支持。本书源自2020年在“看理想”平台上推出的50集音频节目。在撰稿过程中，我得到杨公振先生、王雪绯女士的协助。在修订成书的阶段，又得到理想国张妮女士的鼎力相助。我还要特别感谢宋成有和王新生两位教授通读了本书草稿，并在诸多方面提供了重要的修正意见。冯玮教授、刘峰副教授、崔金柱博士和丁晨楠博士也慷慨地阅读了全部或部分草稿，并提供了宝贵的反馈。本书部分内容在复旦大学的课堂上也曾讲授，学生们的提问和讨论都让我受益匪浅。本书若有任何可取之处，应归功各位师友多年来的教诲，若有任何疏漏缺失，则全是我的责任。
九年来，妻子尹月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上给予我最多的支持，在本书的文字斟酌和篇章布局上也提供了很多建议，对此我深表感激。三岁的儿子启予与这本书一同成长，我敲打键盘的声音伴他入睡，他咚咚的脚步声拯救我的枯坐。
[1]据估计，1928年中国总人口为4.7亿。1930年日本的本土人口约为6500万，海外殖民地人口约为2500万。参见内政部统计司编：《民国十七年户口调查统计报告》，内政部统计司，1931年，第632—634页；伊藤隆監修，百瀬孝：《事典昭和戦前期の日本——制度と実態》，吉川弘文館，1990年，5頁。
[2]参见渡边浩著，区建英译：《东亚的王权与思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3]渡边浩：《明治革命·性·文明——政治思想史の冒険》，東京大学出版会，2021年，第2章第4、5節。
[4]参见蒂姆·瓦茨著，李尧译：《金色国度》，青岛出版社，2020年，第146页。
[5]在“二战”之前，中国东北地区在日文文献中被称为“满洲”，东北与内蒙古东部地区被合称为“满蒙”，作者并不同意这些称谓，只为还原历史情境，本书沿用此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