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元新台币[3]的早餐会议

1974年2月7日，在台北市南阳街的小欣欣豆浆店，7个人凑在一起吃了顿早餐。

这些人个个都大有来头。除了我们已经认识的费骅、孙运璇、方贤齐和潘文渊，还有时任台湾地区交通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的高玉树、“工研院”的首任院长王兆振和“电信研究所”所长康宝煌。大家一边喝豆浆吃油条，一边热烈地讨论。潘文渊提出，集成电路（俗称芯片）是电子工业中最核心的部分，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是台湾地区工业技术最有机会往高科技转型的方式，应该作为台湾地区产业下一步发展的重点方向。他用了一个半小时将半导体投资计划的规划方向、具体做法、时间安排和投资金额说得清清楚楚。他还以腕上戴着的电子表为例，给大家说明芯片的重要性。他的建议获得了与会官员的认同。

应该说，当时台湾地区能看中芯片产业，是非常有前瞻性的。1947年，贝尔实验室的威廉·肖克利、约翰·巴丁和沃尔特·布拉顿发明了晶体管，标志着半导体产业的诞生。1958—1959年，德州仪器的杰克·基尔比和仙童的罗伯特·诺伊斯分别独立发明了芯片。1964年，IBM[4]推出第一款小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System-360。1966年，IBM的罗伯特·登纳德发明了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也就是在现在的计算机和手机上普遍使用的内存。1971年，英特尔推出了第一个微处理器4004。在台北“早餐会议”召开的这一年，英特尔推出首款商业化的8位单芯片微处理器8080，让个人电脑的诞生成为可能。

其实，自1960年台湾交通大学成立“电子研究所”开始，台湾地区就在培养半导体方面的人才。台湾交通大学后来还成立了“半导体研究中心”，1966年在实验室里制造出台湾的第一颗芯片。台湾地区对芯片的关注不算晚，但一直停留在学术机构做研究的萌芽阶段。大多数台湾同胞连什么是芯片都没有概念，更不要说能认识到芯片产业的重要性。当地的芯片产业能够启动，实在受益于潘文渊的直接推动。

这一次决定了台湾地区未来电子工业领域的命运走向的“早餐会议”，一共只花了300元新台币[5]。

“早餐会议”结束后，潘文渊就在圆山饭店闭关10天，写下“集成电路计划草案”。该草案在提交当天就获得了孙运璇的认可，台湾地区发展芯片产业的大方向就此落定。“工研院”因此成立了“电子工业发展中心”，作为“集成电路产业投资计划”的执行单位。

1974年10月26日，孙运璇在美国新泽西州潘府宴邀7名信息产业界有名的华人专家，组成“电子技术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国台湾电子技术发展的咨询机构。为了避嫌，潘文渊放弃满额的退休金，提前从美国无线电公司退休，担任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召集讨论中国台湾半导体技术的发展方向。讨论一般安排在周末，轮流在委员会成员的家中进行，所有人均不领任何报酬。委员会认为台湾应引进芯片制造最前沿也最重要的“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技术，并在7家美国大厂中最后选定美国无线电公司为合作对象。

美国无线电公司是诞生于真空管时代的电子行业巨头，也是早期半导体产业的主要玩家之一。它引领了CMOS技术的发展，率先研制出CMOS芯片和CMOS微处理器，拥有较多与该技术相关的知识产权（IP）储备。当时，美国无线电公司是台湾地区最大的电视机制造商和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与台湾当局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尽管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要价相对其他美国公司来说不算高，可仍需要台湾当局投入1000万美元的资金。为什么要投这么多钱来购买技术而不是自主研发？这就关系到潘文渊反复提到的“时间”问题。因为半导体行业受摩尔定律推动，发展速度实在太快，低起点的企业如果想借助较长时间的自主研发来成长，大概率是无法跟上行业步调的。相反，一旦成功在行业中抢占到领先的位置，就将获得惊人的回报，进而将跟随者远远甩在身后。所以，市场的后来者要进入半导体产业，需要通过购买最先进的技术来抢跑。由于对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潘文渊后来被尊为台湾地区“集成电路之父”。

台湾地区当时的外汇储备不过10亿美元。以这样弱的经济实力，很多人并不赞同在芯片技术引入上投下如此大的一笔巨款。他们质疑中国台湾发展电子产业的能力：“加拿大和英国都试过并失败了，成功谈何容易？”孙运璇不得不以一己之力扛起巨大压力，推动该项目得到批准。这项耗费1000万美元完成的芯片技术转移项目，为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未来的腾飞打下了基础。

我们看到，当时民间是根本不可能投入这样一笔巨款来做半导体技术引进的。事实上，不仅台湾地区如此。不论是在日本、韩国还是在祖国大陆，半导体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全球化市场竞争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要素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