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早期的病因说及对药物的认识

（一）早期朴素的病因学说

《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春秋时秦国名医医和最早提出“六气致病说”，开创了中医外感病因学说的先河，是后世“六淫”病因论之滥觞。公元前541年，晋侯有疾，“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对曰：节之……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菑。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蛊惑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从医和的这段议论中可以看出：第一，以四时、五节、六气等季节气候变化作为病因的概念已经形成。第二，从“阳淫热疾，阴淫寒疾”的记载来分析，说明“阳盛则热，阴盛则寒”的病理学说也已基本明确；而“风淫末疾，雨淫腹疾”的说法，则与后世风病四肢痛、湿病多腹泻的理论有着密切的渊源。第三，关于五味、五色、五声的概念，也给后世诊断学及药理学以一定的启示。第四，“晦淫惑疾，明淫心疾”等情志为病也纳入病因的探讨中。这种脱离鬼神致病说，从对疾病认识的实际出发，形成了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病因观念。

（二）药物知识的积累

周代，药物品种不断增多，用药经验日益丰富，在现存的先秦文献《周礼》《诗经》《山海经》中，有不少与药物相关的资料。《周礼·天官》载有“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汉·郑玄注：“五药，草木虫石谷也”，这可能是对药物进行的初步分类。

《诗经》收录了许多动植物，其中不少后世用作药物，仅植物就达50余种。另外对一些植物的采集、产地和食用效果，在原文及注中也有简明叙述。如“七月蟋蟀”“八月断壶（葫芦）”，指明了采集季节；“中谷有蓷（益母草）”，“陟彼南山，言采其薇”，记载了植物的产地。所载内容文字虽简，但是仍不失为反映早期药物知识的珍贵史料。

关于《山海经》所载药物的数量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共126种，包括动物药67种、植物药52种、矿物药3种、水类1种，不详3种。从其功用来看，涉及后世补药、种子药、绝育药、预防药、美容药、毒药、解毒药、杀虫药、醒神药、治牲畜病药等多种不同类别。《山海经》里所收药物，可用以治疗内、外、妇、五官、皮肤等各科数十种疾患。大多是一药治一病，但亦有14种药物为一药二治，如虎蛟治肿也治痔，肥遗治疠也可杀虫等。这在药物的认识与使用上，无疑是个进步。其使用方法大致可分为内用法、外用法两大类，外用法包括佩戴、沐浴、坐卧和涂抹等。特别是所收药物中，有60多种用于预防，这是当时预防医学思想萌芽的佐证。但书中的大部分药物后世已无法考证，更不见临床应用。药物知识与经验的积累，带来了药物理论的升华，《周礼》中有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的理论。

（三）酒与汤液的出现与意义

酒在我国起源较早，可能远在原始公社时期，人们就已从野果与谷物的自行发酵中，得到了一定启示。考古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人类就已开始酿酒。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均发现专用的陶制酒器。而商代文化遗址中，有数千件种类各异的青铜酒器，足以佐证商代贵族饮酒成风。1979年河南罗山蟒张乡天湖商代墓地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古酒，装在一件青铜所制的容器内，密封良好，至今还能测出成分。

酒在当时奴隶主贵族中是奢侈的饮品，而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更多的是用于祭祀和医疗。酒具有通血脉、养脾气、厚肠胃、润皮肤、去寒气的功效，其在医疗上的应用是医学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内经》指出，古人制“汤液醪醴”，其医疗作用是“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古代医生治病时常借助于酒力，使药物取效。《汉书》“酒为百药之长”即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酒能“通血脉”“行药势”，故后世常用酒来加工炮制药物。另从汉字构造来看，繁体“醫”字从“酉”，系将治病时不可缺少的酒与针刺、按摩三者会意组合而成，说明古代医疗与酒关系甚密，体现了酒在医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汤液即汤剂，又称“水药”，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主要剂型之一。相传商代汤王的宰相伊尹创汤液。汤液就是将各种药物加水煎煮而成，其方法与烹调食物十分相近。人们服药逐渐由“咀”的方法过渡到煮食或去滓饮汤。汤液的发明，是无数先民积采药、烹调及用药经验而成的，是医药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汤剂服用方便，易于吸收，可以多种药物配伍，以达到增强药效、降低药物副作用的效果。汤液的创制，也标志着方剂的诞生，故古人有“药食同源”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