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版是一个神圣而美好的职业

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有过一段感人的名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出版工作就是这样一个神圣而美好的职业。

我想通过两个案例来谈谈出版的神圣和荣光。

先说德国的苏尔坎普出版社及其“彩虹计划”。1988年10月，我参与了“国际资本流动”课题去欧洲考察，一路走了十个国家，历时四十多天。这是我第一次出国。同行的有四人，其中有后来成为央行副行长的李若谷，还有经济学家、企业家陈琦伟。在法兰克福访问时，陪同我们参观的德国央行翻译得知我是出版社的总编辑，特地告诉我，法兰克福有一家出版社很了不起，他们的办公楼与法兰克福国际机场、德意志联邦银行大厦一起被视为法兰克福的三大地标。

法兰克福国际机场和德意志联邦银行大厦的恢宏、壮观、堂皇、闳敞，自不待言，但坐落在城区菩提树大街毫不起眼的四层老式办公楼，何以同高度现代化的国际机场和银行大厦相提并论，引起了我的好奇和兴趣。后来经过了解，我才知道是因为这幢小楼里的出版人为战后德意志民族提供了恢宏系统的思想内容和精神产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美苏两国军队占领并被强行分为两半，现代战争机器将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城市夷为平地，全国到处是废墟瓦砾，但更可怕的是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思想的颓废和空虚。

1959年温塞德（Siegfried Unseld）出任苏尔坎普出版社社长，面对德意志民族的历史困境，他带领苏尔坎普出版人毅然地站了出来，倾全社之力重建战后联邦德国的思想文化。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推出了“彩虹计划”，用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标识出七个图书系列，旨在向战后新一代德国人系统地普及全世界和德国的优秀文化，让国民在战后的颓势中重新振作，提升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思想文化水准。

当时，他们的这一壮举被视为在德意志民族昏暗的思想上空悬挂了一道绚丽的彩虹。以至多少年后，德国思想界普遍认为，联邦德国真正的纪元应该是1959年，因为那一年温塞德主持苏尔坎普出版社，开始了战后德意志民族的思想文化复兴之旅。2002年，温塞德去世，德国思想文化界同悼。媒体上评价，“二战”之后德国的历任总统和总理，对德意志民族的贡献，很少有超过温塞德的。还有人说，如果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又被炸成废墟，只要苏尔坎普办公楼地下层样书间内那套“彩虹计划”的样书还在，德国的文化复兴指日可待。

1998年我去苏尔坎普出版社时，曾走到地下层去看“彩虹计划”样书。只见一排排高高的书架上，密密麻麻地立着的都是这套书，大约有二千多种，其中不少被译成多国文字，介绍到世界各地。陪我参观的版权部经理彼得拉·哈特（Petra Christine Hardt）女士说，版权收入已成为苏尔坎普出版社重要的收入来源。

更令我吃惊的是，他们在出版“彩虹计划”的过程中，吸引、凝聚、培育了全德国几乎所有大师级的作家和学者，包括黑塞、阿多诺、布洛赫、普莱斯纳、霍克海默、哈贝马斯等，他们无一例外都是苏尔坎普出版社的作者。苏尔坎普出版社办公楼不大的门厅的墙上，挂着十位大师级学者的人物头像照片，二楼会议室的墙上贴着样式各异的作者照片，有几百张之多，真是群星灿烂。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首都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规模和现代化程度，足以与法兰克福国际机场媲美，而类似联邦德国银行大厦的现代建筑在中国的城市则比比皆是，就连我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七宝园区的办公楼群，其规模也远出其右了。这当然值得我们骄傲。但是，与苏尔坎普出版社相比，我们的出版物在民族文化建设中所起到的作用还是存在明显差距的。这又值得我们思考，需要我们努力。

再讲一下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故事。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本军部将商务印书馆及其东方图书馆这些非军事目标列为重点轰炸对象，引起了全民族的愤慨和怒火。按照今天的说法，这种对文化机构的轰炸行为属于“反人类罪”。日本军部何以如此痛恨商务印书馆，时任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しおざわこういち）说得很清楚，目的就是要折断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魂。

那一天，商务印书馆印刷厂、新书栈房、东方图书馆在爆炸声中轰然倒塌，所藏几十万册图书尽数焚毁，图书残片、纸灰随风飘落大半个上海城，也飘落到商务印书馆当家人张元济的寓所，先生痛心疾首，仰天长叹，同时默默发愿：国土虽遭涂炭，但中华民族的精神大旗不能倒。

在抗日战争战事紧迫、烽火连天的日子里，商务印书馆几度内迁，人员散失，物资极度匮乏，但依然坚持每月推出一部当时堪称学术津梁的“大学丛书”，从抗战爆发到珍珠港事变共出版了51种。“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在抗战期间也出版了60种。还有“语言学、文字学系列”，其中的周祖谟《广韵校勘记》、容庚《金文编》、赵元任《钟祥方言记》、郭沫若《石鼓文研究》、李方桂《龙州土语》、罗常培《临川音系》、高本汉译《中国音韵学研究》等，尽管印数极小，有的只有200册，排版难度又极大，却奇迹般地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1939年至1941年——出版发行。此外，王国维高足赵万里集辑的43种104卷《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也于1940年出版。当年，知识界、出版界基于一个信念，那就是国土可以一时沦丧敌手，但中华民族的精神旗帜不能也不会倒下。

现代出版史上这两个重要的案例，凸显了在大变动时代，出版人站在时代的潮头，以编辑出版为志业，开拓和推动文化建设的抱负和伟绩，成为民族精神之火不灭的象征。

我们今天又何尝不是置身于一个“大变动时代”。改革开放让中国人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又一个伟大奇迹，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历程，重新登上了世界经济的高峰，中华民族开始了伟大的复兴。处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应该向我们的前辈那样，热爱和珍惜我们所从事的这个神圣而美好的职业，成为新时期文化大厦的建设者，追随着时代的脚步，领风骚，执牛耳，开新路，推动知识和文化的传播，追求思想和文化的创新，在一些最基本的出版领域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新的完整的知识资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