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黑暗之中盼天明

（一）

在我们全家享受穷人翻身得解放的好日子时，我也回想起了解放前。

1937年10月26日，“七七事变”之后的三个多月，在一个少见的洪水泛滥、将要把遂川江两岸淹没的秋日凌晨，我在雩溪乡田心坊的一个贫苦农家出生了。大人给我取名木生。

当时天花瘟疫流行，加上天灾和战乱，村里一片恐怖气氛。全家喜气换成了忧虑。

我出生的前几个月，村里先后出生了好几个孩子，其中一个是邻居郭承铭家的。他家也同我父母一样生的是初胎，不同的是一对龙凤胎，由于没有接种天花疫苗，在瘟疫的肆虐下，不久便双双夭折在襁褓之中。

另一个是离我家约半里的郭承榜哥哥家里的，也同样是初胎，生了个男孩子，由于同样的原因，在襁褓中就被天花夺走了幼小的生命。

全家人担心我这个幼小的生命也会夭折，终日惶惶不安。

祖父母请来了巫婆为我驱邪。这个巫婆在我家装神弄鬼闹了一天，又是烧香又是念经，最后画了一张全家人谁也看不懂的符，贴在我家大门上，并说：“这张符可以避邪，确保伢崽度过劫波，长命百岁！”

巫婆临走之前，祖父母送给她一斗米作为酬谢。她口中念念有词，高兴地走了。

祖父母仍不放心，祖父说：“不能光听神婆子的话，还要另想办法。”

祖父要我父亲前往远嫁十里之外深山小村下陂的姑母家求助，要求他家接受我在那里住下，以避瘟疫。这样，我生下没几天就被送走了。

我是村里当年生下的最后一个孩子。就这样，我侥幸地躲过了生下来的第一场灾难。从此，村里没有我的同龄人。祖父母向天地敬了三炷香，高兴地说：“孙子可以长命富贵了。”

这次灾难之后，接踵而来的是饥荒。

遂川饥荒历来是在春夏之交，那时雨水集中，时有水灾威胁。秋天则常遇旱灾，常会造成秋季作物歉收甚至颗粒无收。

可是这一年，天公一反常态，仲秋突然下了连天大雨，河水泛滥，遂川江满江秋水，其支流横陂河洪水横流，巨浪滔天，无情的洪峰从离村子约一里之地一泻而下，淹没了所有稻田。一些地势较低的房屋纷纷倒塌。眼看金黄的晚稻就要入仓了，农民们的丰收希望一夜之间成了泡影。家里大人向着苍天大哭。没有了收成，全家人成了灾民，我这个小生命也遭受了无米可食的严重威胁。

老百姓说，这一年，龙王爷不管事。

更有甚者，国民党面临内乱外侮困境，急于扩充兵马，我二十六岁的父亲被乡里抓了壮丁，服了兵役。

我是个苦命的孩子，刚出生不久就饱受瘟疫、饥荒、战乱之苦。一家人没有在重重困难面前低头。祖父说：“天无绝人之路，就是天塌下来，一家人也要活下去！”。

（二）

在我大约五六岁的一天中午，父母住房里传来了一阵婴儿的哭声。我的又一个弟弟或者妹妹出生了。

之前，我已有了个弟弟。

我看到不少人家的兄弟姐妹很多，在一起玩得很开心，总感到我的兄弟姐妹少了些。大家都说，家里人多，做事的人也多，可以多种田，多收点谷子。

旧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生产工具十分落后。人既是生产工具使用者，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生产工具。人多势众，人多往往进财也多，因此家家希望添丁进粮。

我急于要看小弟弟或小妹妹，满怀喜悦走进母亲屋里一看，紧接着便是一阵失落。

我忧愁地问母亲：“这次生下的弟弟怎么这样小呢？”

母亲喜中带忧地说：“弟弟在娘肚子里就挨饿，哪能长得多大哟。”

“他有多重呢？”

“你祖父称了称，说只有4斤12两。”那时的秤是每市斤16两。

“我生下来称过吗？”

“和你小弟弟的重量差不多，大概只多了5两。”

“小弟弟也会和我一样长大！”我高兴了。

为了小弟弟有充足的奶汁，父亲破天荒地到雩溪乡墟镇买了一条小小的猪脚。祖母用黄豆把猪脚焖了给母亲吃。

母亲只喝了汤，吃了一些黄豆，把猪脚给了我和大弟弟及堂兄吃。

小弟弟在母亲的奶汁哺育下，一天比一天好，全家人都很开心，我也很开心。

旧社会医疗水平低下，很多病症可以横扫天下，婴儿的死亡率特别高。加上农村孩子出生，没有正规的助产士，往往死在那些用土法接生的接生婆手里。

接生婆的工具一般只有一把多用途的剪刀，剪刀往往没有经过严格的消毒就用来给产妇和初生儿剪脐带，种下了破伤风病的祸根。

我和大弟弟虽然过了那个关口，但灾难却落在我的小弟弟身上。可爱又可怜的小弟弟，在农村几乎无医无药的情况下，早早夭折。我想要一个小弟弟的希望成了泡影。

小弟弟夭折后的第二年，病魔降临到我头上。

母亲一年到头都在下陂村租种别人的水田和油茶山。我很少见到她，弟弟也随母亲在那里生活，祖父和祖母抚养我。

初秋时节，遂川农村还处于三伏天之末，天气干燥而炎热。为节省柴火和时间，农村早上煮的饭要吃一天，中午晚上都是吃冷饭冷菜。

农村卫生条件极差，厕所、牛栏、猪栏与住房交错一起，苍蝇和蚊子满天飞。尤其是傍晚时分，更是这些吸血鬼肆虐的时候。我不仅被那些害虫叮咬得难受，而且每天吃那些被苍蝇蚊子叮过爬过的饭菜。饮水条件也不够好。村里虽有一口大型的水质较好的水井，也往往会受到污染。

一天晚上，我腹泻了，起来多次。厕所离住房二三十米远，我常因赶不及，大便就拉在裤子里。祖母带我同睡，她发现后，特地为我准备了一个木制马桶放在厅堂里。

祖母以为我是一般的腹泻，开始也没有在意，两三天之后，我上厕所的次数有增无减，她才开始重视起来，仔细观察我的排泄物，发现有红白相混的黏液，知道我患上了痢疾。

村里的穷人病了，大多数无钱请医生看病开药。祖母让我不要吃剩下的稀饭和残菜，用个带柄的瓦罐放在农村普遍使用的土灶里，利用剩余的炭灰火煨饭给我吃。

农村的人都认为马齿苋可以止泻，祖母每天从菜园里拔些回来，用开水煮过拌点盐给我吃。因家中缺钱买油，没有一点油星的马齿苋虽然难以咽下，但为了治病，我每次都会艰难地吃下去。

水泻基本上止住了，但粪便中红白混杂的黏液却越来越多了。而且每次的排泄量虽然减少了，次数却增加了，后来我知道，这就是阿米巴菌繁殖更多更快了。

病情前后持续约十天。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了，祖父祖母请人把情况告诉了母亲。母亲心急如焚，准备连夜赶回老家。

下陂有个叫尹甫森的人，看到我母亲六神无主的样子，建议说：“矮山背有个叫赵彪的老人，知道专治痢疾的草药，我前几年也得过这个病，吃了他的药没几天就好了。”母亲一听，如获至宝，立即打点行装，前往求药。

尹甫森是从遂川江东岸的一个叫高陇的小村搬到下陂邻村柯坑谋生的。他心地善良，加上他家和我家都是近几年搬到下陂山里谋生的，也就有些惺惺相惜。他听说我病情严重，便立刻领着母亲求医求药。

山里的夜晚来得早，此时已是暮霭沉沉。山路曲折难行，鹧鸪鸟在树上啼叫。两人踏着暮色，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急急忙忙奔向赵彪老人家。快到目的地时，一只不知名的野兽从山上窜到路上来。

两人被吓了一跳，连忙举起山里人赶夜路常备的防身棍棒。那野兽也不敢伤害他们，沿着山脚下的小溪，消失在河边的芦苇和灌木丛中。

到了赵彪家，老人家真诚地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治好你伢崽的病包在我身上。”

母亲一听喜笑颜开，赶紧把带来的茶油递上。

赵彪点着用干毛竹做成的火把，带着两人在河边的湿地采了一大包民间专治痢疾的新鲜草药。

母亲归心似箭，准备独自赶回家去。尹甫森说：“这里离你家最少还有七八里路，出了山，还要过遂川那条大河才能到你家。我把你送到大河边去吧。”

母亲也担心自己一个妇人走那么远夜路，万一遇到不测，不能把药送回去给儿子服用，那就更糟糕了，便充满感激地随尹甫森一起走到遂川江边。

两人敲开早已入睡的渡口艄公的家门。艄公虽有不悦，但听母亲说是由好心的山里人送出山的，欣然摆夜渡把她送过了江。

我当夜服用了母亲和恩人们一起采来的救命草药，病情也就逐渐好转了。

（三）

“西安事变”后，全国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国民政府为了对日全面抗战，决定在遂川砂子岭修建军用机场。

机场于1941年春动工，次年5月完成土建和场面工程任务。1943年春至1944年春进行了两次扩建。当地政府调集了遂川周围各县及江西周边数省共计数万民工参与建设，不久，这个机场便成为中国政府和盟军的第二国际机场。

机场的修建，显示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与日寇战斗到底的勇气和决心。

美国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和苏联进驻的部分空军同国民党空军一起与日本空军进行了激烈的空战。后来由于日寇的狂轰滥炸，机场被迫弃用，湖南芷江机场成为内地对日空战的重要基地。1945年日寇的投降书就是用专机送到芷江机场的。

机场始建时，我刚5岁。我每天看到母亲和叔叔早出晚归，经过村边的横陂河上的小木桥进进出出，忍不住问：“你们去做什么？”

“修筑机场。”母亲回答。

“用来做什么的？”

“打日本。”叔叔接着说。

这时我才知道有日本，还有日本鬼子。

自此，遂川地方的乡、保人员也常光顾我们村。

一场春雨过后，保长来到了我们家。他是来我家募集参加修建机场的民工的。

他像布置任务似地对祖父说：“乡长开会对我们说，日本人占领了中国很多地方，我们不把他们赶出去，就要当亡国奴了！”

我第一次听到“亡国奴”这个词，睁大眼睛问：“什么是‘亡国奴’？”

“就是一天到晚要给日本人做牛做马，还只能吃猪潲和米糠。”保长说，“做了亡国奴，你爹和娘就要离开你去为日本人种田、挑土、挖石头。你要去给日本婆子洗脚倒粪。”

我听了，“哇”的大哭起来。

母亲见状，安慰我说：“我修机场时听有的人说，修了飞机场，飞机就能飞到日本去，把日本人炸死。”

保长也说：“炸死了日本佬，我们就不会当亡国奴，日本人就成了亡国奴。”保长看到我不再发问了，对祖父说：“明天开始，你家还要再抽一个人去修机场。”

原来，因为民工不够，飞机场需要的石头、沙子供应不上，耽误了飞机场地面和跑道的修建。

祖父回答保长：“只要能把日本人打跑，我家抽多少人去修机场都可以。”

这样一来，我家的劳动力就有一半参加了机场的修建。

正是下耕季节，我家的秧苗都长好了，但稻田还没平整好。

“误了农时就没饭吃！”祖父在一次晚饭后对大家说。

母亲说：“大家都在为打日本佬出力，我们参加修飞机场的人一个也不能少，为了全家人有饭吃，每坵田的秧也要插下去。”

“那怎么办呢？”叔叔为难地问。

“那只能是蠢人蠢办法了。全家人这几天少睡点觉，晚上去把田犁好、耙平，早上起来，就由在家里的人把秧苗插下去。”父亲提议。

由于借不到耕牛，全家所有劳动力都上阵了，也没能按时把稻田平整好，致使全家的稻田比正常时节晚了两天才把秧插完。

“不要看只差两天时间，至少要减少一成收成。”祖父惋惜道。

“那全家要少收两担稻谷了。”母亲一下就把修机场造成的损失账算出来了。

“全家又要天天喝稀粥了。”叔叔有点发牢骚。

“我们家喝稀饭都喝习惯了，为了打日本，再多喝几天稀饭也没关系。”母亲说。

“妈妈，稀饭喝多了，我会尿床。”我说。

“没关系，大人会给你洗干净。”母亲安慰我。

为修机场的事，全家人就这样议论了好一会儿。

（四）

修机场为当地带来的好处不少。

参加修机场的民工，虽带有无偿为国出力的成分，但也能获得一定的报酬。

在当时农民占有的生产资料少、生产门路单一、财路无门的情况下，农民的收入是非常微薄的。即使有力气或者有能力，也无处可使。

俗语说，“半年辛苦半年闲”，农民许多时候是无所事事。

机场的修建，或多或少地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商机或者就业机会。

不大的遂川县，特别临近机场的雩溪乡，一下子增加两三万人，这可是不小的市场。一些与生活服务相关的行业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特别是粮油食品行业、饮食业和一些服务业。

机场兴建时，恰逢当时的省政府南迁至泰和县，一些行政部门在泰和容纳不下，迁到了遂川，遂川县城泉江镇一下子出现了一两条新街，雩溪墟镇也出现了新的街道，就连妓院也出现了。

这些新街和商业网点给当地带来了新的经营方式，如产销结合、前店后厂或契约式的买卖形式出现了。这些新的经营方式影响了当地土生土长的小本经营者。

雩溪乡墟场从以前的三天一市变成了天天有市的热闹小镇。

一些小制造业和修理业也出现了。一品香饮食店、东来布店、罗茂盛糕饼店时有人满为患的现象出现。

村里的一个堂伯郭承忠，开始在雩溪墟设了个买猪肉的肉案，天天生意兴隆。不到一年积累了一些资本，竟然新开了一个食品杂货店，一家本在农村的人一下子成了市民。

邻村园塘的胡正南一家则经营了一个更大的杂货店。

关门口村的郭华也举家在墟场上开起店了。

一批城市新市民，或是当地农民进城的，或是外地进来的，集街为市，使雩溪成为方圆数十里有名的繁华小镇。

有些工匠也在那里集结。小铁器制造铺、糖果制造铺、木器铺、金银首饰制造部、碾米厂，还有中药制造、中药和西药店、缝纫店拔地而起。一些中医和西医也纷纷在那里设点开店，看病卖药。

周围的农民也纷纷肩挑手提，把多余的农产品运到墟场，把产品变成商品，把货物换成现金。

这样，资本市场也就开始形成了。

我家与之有关的小故事，也许可以印证那个时候工商业的繁荣状况。

过年过节是县乡商品交换最活跃的时候。中秋前夕，农村的稻谷正在灌浆结穗，瓜豆挂满枝头，柚子、橘子也已是金灿灿黄黄澄澄的。

当时的气温比现在要低，白露时节，夜间就有露水出现了，天气也有少许凉意，气候宜人。我这个不到七八岁的孩子睡到太阳出来了还未起来。

中秋前夕，祖父走进我与祖母同睡的卧室，轻轻掀开我的被子说：“木生，快起来，同我到雩溪墟上买月饼。”

我睡意未消，但一听到要去墟上买月饼，一骨碌爬起床来，“什么时候走？”我急切地问。

“吃完早饭就走。”

我和祖父喝完稀饭就动身了。祖父准备了两大箩前一天下午摘下的柚子，挑着柚子走在前头，我高高兴兴地跟在后面。

我家离墟镇约三公里。为赶时间，祖父带我抄近路赶墟。

时值中秋时节，赶墟的人不少。一个中年农妇手提一个大篮子，里面装着几十个鸡蛋，还有两只鸭子，对与她一起赶墟的另一个老年妇女说：“我这些东西如果能卖到好价钱，就到东来布店给孙子买点布做新衣。他在雩溪小学读三年级了，天天还是穿补丁的衣裳。”

与她同行的另一个妇女带去的农产品是一袋用红薯做的粉丝。她说：“我的粉丝卖掉后，就去买点油盐和月饼回去。家里的油盐昨天就断档了，今天还等着带回去炒菜呢！”

正在这时，我听到身后的脚步声离我越来越近了。“木生，你今天也赶墟来了。”原来是伯父，他挑了几十斤黄豆。

赶到墟上，已有几百人在做买卖了。

我们家带去的农产品，柚子是中秋的紧俏货，黄豆则是豆腐店要的紧俏货，挑到墟上不久便全部卖光了。祖父、伯父笑呵呵地汇在一起。

伯父把卖东西的钱如数交给祖父，祖父吩咐他：“把箩筐一起带回去，吃完中饭就要赶到下陂去。”之后，我们三人一起到当地有名的罗茂盛糕饼店买月饼。

月饼已经不多了，好吃一点的紧俏货已无踪影，只有一些低档的芝麻白糖饼，这种饼硬邦邦的，口感不佳。祖父买了两斤，把一斤交给伯父，要他带去下陂给弟弟吃，并看看油茶山上的油茶籽什么时候能采摘。又给了我一个饼，虽是低档产品，我却吃得津津有味。

回家的路上，我们又碰上了那个卖红薯粉丝的女人，她羡慕地说：“你们的运气真好，柚子都卖了好价钱，还给孙子买了月饼过节。”

祖父问：“你带去的东西卖了多少？怎么还有那么多没卖出去？”

女人垂头丧气地回答：“我今天碰到了倒霉客。有个老妇人买了我一斤粉丝，没过多久就把货退还给我，还说那货是去年的，连薯粉丝的香味都没有了。她这么在墟上一张扬，就没有人买我的货了，连给家里买油盐和给孙女买月饼的钱都没有换到。”

祖父是个善良的人，听她一说，毫不犹豫拿了两个月饼交给她：“你不要嫌少，这两个月饼就送给你孙女过中秋吃。要记住，那些陈米烂菜就不要拿去卖钱啰。”

老妇人面有愧色：“谢谢你，好心人。”

后来，我知道，母亲收到祖父给的10个月饼，将一半送给邻居的孩子过中秋了。

（五）

遂川机场的修建也把遂川人民推到了抗日战争第一线。遂川人民也为抗日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从机场开工前起，遂川人民就以牺牲个人和家庭利益的精神投入抗战了。

据载，在前三四年的机场开建扩建工程中，农民被征用土地千亩以上，其中不少是良田；拆迁农舍两三百栋，移民一两千人。这些农民为抗战而离开祖传的眷恋之地，远走他乡，有的甚至流离失所。

全县先后共有两三万人投入建设，加上邻县及全国各地应征而来的民工，大约总数有三四万民众在为机场建设流汗流血。

农民工虽有微薄收入，但也多为一种劳役性质。有些外县外省举家而来的穷苦人，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因贫病交加而被夺去生命。据载，期间在外来民工较为集中的居住地的村庄，先后发生两次严重的传染病，致使不少无辜的民工和村民命丧黄泉。

由于数万人集中在机场周围，社会治安也出现新的问题。当地农民与民工之间、当地民工与外省外县民工之间、外地不同县和省民工之间，为争夺砂石资源或生活利益冲突不断，甚至发生规模较大的械斗，造成了许多人员非正常伤亡。我们村的民工和外地民工也曾发生打斗、械斗，有人成为终身残疾。村里的郭代锦为保护村民的利益曾徒手与三四个人搏斗，赶走了想抢夺村民为机场挖好的上百方砂石的流氓，至今还有人讲述那段故事。

由于战事紧张，遂川机场周围空战不断。有时，甚至一天出现两次空战。

记得第一次空战非常惨烈。

一个初夏的早上，我被一种从未听过的巨大而强烈的声音吓坏了。全家老小、全村家家户户所有的人都被震动了。

这种怪声，在大约一刻钟内就响了三次。后来听人说，这是空袭警报。

我们村庄离机场很近，大人和小孩都怀着不安的心情走出门外张望。

这种警报声我们此前也听过，只不过没有那么密集，我们也没有在意。因之前警报往往在上午或下午，持续时间也只有断断续续的一两分钟。有传言这是机场在测试空袭警报。

这次，却是实战之前的空袭警报了。

在第三次空袭警报响起时，我们听到隆隆的飞机声音。

我抬头望着蓝蓝的天空，碧空万里，只有少许淡淡的白云镶嵌在蓝天上，显得那么美丽。但是这美景却因战争而失去了光彩。

不久，两架小巧的飞机，从机场方向掠过天空，飞向我们村中的上空。

我害怕极了，担心飞机会在我们头上掉下来，或向我们这里开炮。

一个从湖南来的民工罗祖发说：“这是我们国家刚从机场起飞的战斗机，准备和日本飞机作战的。”

接着，又有两架飞机从机场升上了天空。这两架飞机与前两架单翼机不同，是双翼机。

罗祖发是个有点文化的年轻人，曾在国民党驻长沙部队当过兵。他有个表哥在那里当营长，他不满国军部队，就同几位老乡一起到机场当民工，闯世界。罗祖发在湖南见过日本飞机和我国飞机打仗，他告诉我们，那种双翼机，是苏联空军派来支援我国的。

就在天空有四架不同类型飞机的时候，一阵紧迫的警报声又起来了。之后，多架带有红色圆形标志的小飞机高速飞来，包围了先前那几架飞机。

接着，机场又起飞了几架小型飞机。

这些敌我混在一起的飞机在几分钟混战后，又在我们村子背面飞来了上十架大型的有着红色圆形标志的飞机。机场方面又飞来了几架小型战机。

罗祖发告诉我们：“带红色圆形标志的是日本飞机。”

机场起飞的小型战机数量较多，主要是对抗那些大型的日本轰炸机。

机场周围的高射炮齐放，射向那些日本轰炸机。机场及附近接连响起了“轰！轰！轰！”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几架飞机应声摔落在机场周围。

没多久，空战结束了，几架带有红色圆形标志的飞机从我们村庄上空呼啸而过，向北边逃去。

“我们的飞机打赢了，日本飞机打输了！”罗祖发高兴地说。

村里的人也都在高呼：“日本被打败了，我们胜了！”

过了几天，全县都在传说遂川机场的飞机第一次在本地和日本人开战打了大胜仗，那些参加修建机场的民工特别兴奋。

这次空战下午，一个亲戚到我家里来报丧，他父亲被日本人丢下的炸弹炸死了。

此时，也传来了我方的损失情况。机场损失不小，机场被炸开了很多大坑，一些停在机场的飞机也被炸坏了。

村民们关心国事的并不大多，而关心自身的事却颇费精力。

有的说：“这次被日本炸死了那么多人，下次也可能轮到我们头上了。”

有的说：“这次被炸掉了那么多房子，下次还不知道灾难会不会落在我家头上。”

有的说：“有些村里的耕牛被炸死了，有的稻田被炸毁了，以后不要再发生这些灾难就好。”

总之，战争的残忍，大家都不愿意看到。

同仇敌忾的也不少。不少人说：“多打下几架日本飞机才高兴呢！”“多打死些日本佬才好！”

有些受害者和年轻人激动地说：“把日本人早点赶回东洋去！”

日本的侵略，凝聚的是中国人的爱国爱家之心。

（六）

为躲避战乱，保护幼小的后代，在遂川机场上空空战不断的情况下，祖父带着我和弟弟随母亲在下陂长住。

这个宁静的山村，看似宁静，其实也难免战争的困扰和旧社会对穷人的压迫。

我在下坡没住几天，几个乡丁背着枪之类的家伙找上门来了。初来乍到就遇上此事，全家人都懵了。

母亲笑脸相迎，拿起一张长板凳放在乡丁身边，毕恭毕敬地说：“你们从乡里赶到这里来也辛苦了，请坐！”接着，母亲给他们递上山里人特有的凉茶。

几个乡丁先是个个紧绷着脸不说话，看来是要看主人怎么打点他们了。

母亲煮了鸡蛋，拿出舍不得给孩子吃的山里人招待贵客的油果子招待他们。乡丁们吃完点心，脸色似乎好看了些。他们其中的一个，带着几分和气又不失威严的语气指着我祖父说：“你犯了法，知道吗？”

祖父怯生生地说：“我们家离机场很近，害怕飞机打仗伤到小孩子，才借贵乡这块宝地暂住一下，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犯法。”

“你们知道就好，你们不给乡里报告就住下来，就是违反规定，犯了法！”他们坚持要把祖父带到乡里交差。

母亲怀着忐忑的心情，跟随祖父去了乡公所。

当天下午，祖父和母亲忍受着饥饿和疲劳，回到下坡。原来是乡公所没有饭桌吃饭，借口要罚我们一张饭桌和四条板凳让他们吃饭用，并限定三天之内把桌凳送到乡里。

家里没钱买桌凳，但又不敢违抗。母亲便随祖父在租用的油茶山上砍了五六棵比较大的杉树，请亲戚帮忙，日夜赶工，在第三天把桌凳送到乡公所才算了事。

战乱不幸的消息也不断从老家传来。

1945年前后，日寇有两次进犯遂川。第一次进犯遂川后，伯父到下陂报忧：“日本人太坏了，把家里的耕牛杀了，牛肉被日本人吃光了，只留下骨头和牛皮。”

更使我们惊慌的是，祖母不让日本人杀牛，差点被日本人打死了，现在还受伤躺在床上。

母亲对祖母极不放心，带上家中仅有的两斤茶油，一点油果子以及自己仅有的一件好一点的衣裳，跟随伯父一道回老家看望祖母。看到祖母身体已逐渐好转，也就放心了。

日寇第二次侵犯遂川，是在败退集中投降的时候。日本人已是阶下囚了，但他们本性难改，一路抢劫和骚扰百姓。过后，伯父又来下陂报忧说：“日本人逃跑时也犯下大罪，我们家的猪被抢去杀了。村里有个年轻妇女还被他们强奸了。”

真是困兽犹斗，这不共戴天之仇，中国人是不能忘记的。

日寇侵犯遂川，还带来了其他的不幸。

他们初犯遂川大约在1945年初，在遂川占驻了一两个月。

许多农民及市民逃亡山区避难。国民党的一些部队，在日寇面前胆小如鼠，不战而退，还侵犯老百姓。

那些年月，许多老百姓遭受的苦难比和平时候多得多。

一个风雨交加的初春，我们正在为留在老家的亲人而牵肠挂肚的时候，下陂这个山村起了一场骚动。

我们住在下陂的一家，晚上把门关得紧紧的，若听得狗吠就会不安。

一个深更半夜，先是一阵“汪汪汪”的狗叫声把大家吵醒，紧接着就是一阵敲门声。大家更紧张了，母亲紧紧把我捂在被窝里。

原来是一场虚惊，是父亲回来了。父亲见了大家既高兴又悲伤。

他为全家带来了一个坏消息：祖母老家新林村被日军霸占了，人们四处逃难。那里有两家亲戚也想逃到下陂来。他们本来想逃到我老家，但因为我老家也时有日寇进村，并不安全，就想逃到下陂，要求我们接纳他们。

农村“娘亲舅大”的观念根深蒂固，祖父要母亲赶快安排。

母亲把祖父、叔叔和我与弟弟安排住在一间较大的房间，自己住的房子空出来接待客人。她和父亲的住房腾出来给母舅老表住，自己则住楼上的杂物间。

第二天，我就不断在门外观察动静。

不断有逃难的人群路过大门口，向高湾村一带大山走去。快到午饭时刻，我早早发现有一帮人拖儿带女从下陂河的木桥上走过来了。

我立即给全家人通风报信。祖父、父母亲都出门迎接至亲。

一阵寒暄之后，主要话题就集中到日寇之害上面。谈论这些话题的多半是妇女。

中年表婶说：“男人大部分被日本人抓去做挑夫了，我家男人也被抓走了，不知能不能逃出一条命来和全家团圆。”

老舅妈说：“我外孙女现在下落不明，她已落在日本人手里去了。”

身怀六甲的表嫂说：“我若不是躲在柴草堆子，恐怕也被日本人抓了。”

老舅说：“家家户户的粮、油、猪、牛，一点不剩，都被日本鬼子抢走了。”

人人对日寇都义愤填膺，但也只有忍气吞声。

我们全家倾其所有招待他们，虽然只有粗茶淡饭，但也是尽情尽力了。

没过两天，一队穿军服的人经过下陂河上那座小桥进村了。

所有男人，不论老少都躲进大山。年轻妇女更是率先躲了进去。大家以为是日本鬼子进山了，后来才知道，这些是国民党军队，路过这里，准备从山区开到遂川至赣州的公路一带路段拦截鬼子，和日军作战。

听说是国军来了，大家松了一口气，纷纷回到家里。大家放松紧绷的神经之后，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带着一个士兵闯进了我的家。

这个军官见我家一间房里都是妇女，便开始嬉皮笑脸了。

大家放松了警惕。

那个军官坐在床沿上同妇女们聊天，并用目光在她们脸上扫来扫去。这些妇女都容颜已老，而且土里土气，身上也很脏。军官收敛了笑容，准备离开。那个怀有身孕的年轻表嫂就在这时出现了。

她因年轻，知道给自己多加一份保护，最后从深山回到我家，不料却给她带来了灾难。

那个军官立即止住脚步，并好言好语地对表嫂说：“你跑累了，坐下来休息一下吧。”他一边开着玩笑，一边打量表嫂。表嫂颇有几分姿色。军官淫心大起，他到这里，本来就是为找美色的，看到表嫂，也就不知人间羞耻了，不顾一切地把表嫂压在他的身下，发泄他的兽欲。

房里所有的妇女不敢目视，走到我和祖父住的房里去了。

而我那个中年表婶却在好言好语地说：“长官老表，我的侄媳妇肚里是怀了崽，你要小心照顾她。”

就这样，我那个可怜的表嫂，虽幸运地躲过了鬼子的一劫，却没有躲过国军的那一劫。

抗战胜利后，虽然国耻已报，然而仍是国无宁日，家无宁日，民无宁日。

国民党发动了内战。为了消灭共产党和解放区，国民党政府加大了征兵、征粮，加重税赋的力度。

我家为让叔父免于当兵给国民党当替死鬼，倾全家之力，为他买了个壮丁。为此，我家过了整整两三年吃糠咽菜的日子。

在此期间，我骨瘦如柴，一阵大风都能把我刮倒。长期吃糠和野菜，使我尝尽了便秘的痛苦。五六天时间我都解不出大便，瘦小的身躯肚子却是鼓鼓的。

我痛苦极了，每次拉大便比妇女生孩子还痛苦。即使费很大力气解了一次大便，也伴随出一次鲜血。在一次即将上床睡觉的时候，我肚子胀得难受。我上厕所半个钟头也未能排出大便。

祖父想了个办法，把家里仅有的一点茶油，倒了一小杯，设法涂在肛门口，却也无济于事。沉积在肛肠中的宿便大而粗，积压在肛门口，无法排出。

查明原因后，母亲便用手指一点一点地把我肛门口的干且硬的大便一点一点抠了出来。又经过半个多小时，我用尽全身力气，终于把大便拉出来了，伴随着一摊鲜血。

我昏倒在床上，全家痛哭不止。

一个好心的祖辈听到这事，到我家看个究竟。他见我在昏暗的油灯下，脸色煞白，呼吸微弱但基本均匀，大声说：“这伢崽是缺少吃食，身子太虚才昏倒，过一下子会慢慢醒过来的。”说罢，他急急忙忙出门，不久，拿着一杯糖茶进来了，并对我家大人说：“快把糖茶给伢崽喝下去吧！”

大家把糖茶给我喝下，过不久，我就醒了过来。

由于这件事，那个老人的儿媳同他大吵了一场，说是留给她生儿子时吃的糖，有一部分送给别人吃了。

因为长期严重便秘，我患了严重的内外双痔，造成了长期的痛苦。

国民党的横征暴敛政策，使许多人遭殃。而首当其冲的是穷人，不少人落得家破人亡。

我有个较亲的堂伯郭承愈，苦于生活所迫，卖身替人当兵，一去杳无音信。他的父亲叫代苏，半世流落他乡，每天伺候为人算命的瞎子度日。在他客死他乡时，还是我家为他收了尸，草草埋葬。

我们全家都渴望这种日子能有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