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夫人 实至名归

在被派驻欧洲若干年后，亚当斯夫妇终于回到了美国。1788年6月，他们乘坐的船只抵达波士顿港，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情欢迎，人们手持鲜花，夹道欢呼，向这一对为美国的独立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伉俪表达敬意。这时的阿比盖尔已经四十多岁了，是一位思想成熟的女性。岁月的磨练，尤其是在欧洲的经历使得她对美国当时的政治现实有了深刻的理解，对共和主义的内涵也有独到的认识。1789年4月30日，乔治·华盛顿当选为美国首任总统，亚当斯因为杰出的贡献当选为副总统，继续为年轻的合众国效劳。当时的华盛顿内阁可谓是人才济济，杰斐逊担任国务卿，约翰·杰伊担任首席大法官，阿比盖尔对此感到欢欣鼓舞，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他们）都是最伟大的天才……完全有能力和平地处理国家大事”。

亚当斯一家于6月搬至临时首都所在地纽约，后又迁至费城。在亚当斯任职期间，阿比盖尔给诸多亲朋好友写了大量信件，其内容不仅涉及家庭生活或个人情感，很多是忠实记录了美国当时包括内政外交在内的政治现实。她对当时的美国充满信心，认为“我们的公共事务从未如此繁荣，新政府在国内外的信用不断增强，民众从中受益良多，也对管理者有了信心”。在表述与政治有关的事务时，她并非毫无主见一味附和亚当斯，也没有幼稚盲目地发表不实之词，她的大部分观点和主张都很深刻，充满了理智与智慧。她不仅给亚当斯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在她的儿子昆西·亚当斯担任第六任总统期间，也曾给予指导，建言献策，可以说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伟人背后的女性。

按照美国宪法的职责划分，副总统是一个相对空闲的职位，在大多数情况下只需亦步亦趋地跟随总统，虽然兼任参议院议长，但基本上在参议院也没有表决权。这对于准备回国之后大展身手的亚当斯而言，无疑倍感郁闷，他甚至感叹，国家给自己设计了虚职。他对阿比盖尔说：“我的国家以自己的智慧为我设计了一个最不重要的职位，一个人类创造出或想象得出的最没分量的位子。” 为了缓解烦冗无聊的事务给亚当斯带来的困扰，阿比盖尔经常在家中举行宴会，邀请华盛顿夫妇等著名人士参加，替原本不擅长社交的丈夫广结人缘。她在给亲戚的信中写道：“周一的晚上，我们的家向所有愿意来访的人开放……每个周三都有16到18人来参加宴会，这是我们所能招待的最多人数了。而周四我又要忙于收拾餐具，整理家务了。”这一切不仅需要仔细的安排与布置，更需要足够的财力支持，依靠亚当斯的薪水显然不够，是阿比盖尔的理财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长期动荡的时局中，她凭借精明头脑和敏锐眼光积累了相当丰厚的家产。

阿比盖尔不仅在社交场合游刃有余，她也有着灵敏的政治嗅觉与判断能力。在当时的费城，许多政治领导人在对待法国大革命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杰斐逊对法国大革命推崇有加，认为它是法国民众走向自由的必由之路。而亚当斯和阿比盖尔则对大革命的极端手段和造成的惨重损失感到担忧，他们更倾向于借鉴英国的模式。本来阿比盖尔与杰斐逊的私交甚好，也很欣赏后者的人格与才能，但由于政见不同，他们开始渐行渐远。亚当斯本人恪守副总统的职责，在所有问题上都与总统保持一致，而华盛顿十分器重汉密尔顿，后者是联邦党人的代表，亚当斯则成为了联邦党人名义上的领袖。阿比盖尔与亚当斯一致，支持联邦党人的政治观念和措施，例如，1791年2月国会批准成立美国银行，这是汉密尔顿大力推动的举措，但是遭到了杰斐逊和麦迪逊的反对，为此汉密尔顿进行了大量的说服工作。阿比盖尔支持美国银行的建立，认为这是维持联邦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步骤。从美国银行设立的过程中，阿比盖尔也感到了政坛的不和，当时对华盛顿、汉密尔顿、杰斐逊等政治人物的攻击甚嚣尘上。虽然作为副总统的亚当斯由于职责和言论所限，并没有成为攻击的焦点，但当时的政坛极不稳定，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阿比盖尔对此深感担忧，甚至认为“内战”即将来临。她在给女儿的信中表示：“我深信，只要再活十年，也许就能目睹南方和北方各州的分裂。”

1792年华盛顿首届任期届满，尽管他并不愿意连任，但因为他的声望和人格，他依然是下一届总统的不二人选，而亚当斯也随之就任副总统。亚当斯的第二届副总统生涯乏善可陈，也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华盛顿倚仗自己的内阁，亚当斯基本没有参与决策的机会。即便如此，亚当斯还是积极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一方面是出于责任心，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华盛顿结束任期后，自己就会成为继任者。他在1796年1月写给阿比盖尔的信中明确表示：“我是明显的继任者，很快就会继承……这一切现在还是秘密，还不宜公开。”由于亚当斯的事务并不繁忙，同时也为了节省开支，阿比盖尔带着孩子回到了昆西，这样她就可以继续发挥自己的理财能力，来弥补召开宴会所欠下的债务。而亚当斯也重新租了一间公寓，省去了大量租金，也不用再夜夜笙歌，挥金如土了。其间，亚当斯也曾返回昆西，与家人一起度过了几个月的时光。

正如阿比盖尔所料，不久美国政坛因为一件事陷入了危机。按照当时美国驻英国特使约翰·杰伊与英国政府达成的协议，英国答应1796年6月1日前从美国西北地区撤军。作为补偿，美国向英国开放内陆河道，并确立英国在西印度群岛贸易中的优势地位。美国船只虽然可以出入英属东印度群岛，但船只的吨位和所交易的货物要受到严格限制。《杰伊条约》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引起了美国民众，尤其是原本对英国就没有好感的民主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当时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极力支持该条约，因为他认为，经济的发展需要和平的环境，哪怕有时为了和平要做出一定的让步。在他的坚持之下，华盛顿决定批准该条约。为了慎重起见，华盛顿在批准条约之前，要求参议院召开特别会议来讨论此事。为此他还专门宴请亚当斯，征求他对条约的态度。经过讨论，两人在条约的批准上达成了一致，参议院以三分之二的多数表决通过了条约。《杰伊条约》的签订造成了美国政坛两派的分裂，双方的代表分别是杰斐逊和汉密尔顿，而名义上亚当斯倾向于后者所代表的联邦党人。同时，由于杰伊是联邦党人，很快舆论便将矛头指向了亚当斯。时任副总统的亚当斯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一直以来他都主张政治上仿效英国，而与法国保持距离，这次英国人的行为无异于当头棒喝，也使其开始审视自己的观点。当然，他并没有立刻改变看法，毕竟《杰伊条约》的签订使得美国能够避免与英国的战争。但他也认为英国人迟早要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代价。阿比盖尔对亚当斯面临的困难感同身受，她对媒体的不实之词感到愤怒。实际上，当时除了亚当斯以外，华盛顿也成了众矢之的，一些人认为华盛顿在官邸举行的招待活动是在拙劣地模仿英国皇室的仪式。

阿比盖尔与丈夫一起坚定地维护总统的权威，她告诉亚当斯：“你知道，我总是关心国家大事，也许有人认为我是一位闲极无聊的女性，可是我绝不会对舞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无动于衷，因为剧中主要人物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字里行间流露出忧国忧民之心。的确，阿比盖尔虽然身为女性，但是她不囿于性别，不断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为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1792年，著名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发表了著名的《为女权辩护》。她在文中指出，女性长期以来饱受压迫，遭受不公平的对待，已经沦为了男性的附属品，毫无自由、平等可言，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君主制社会。要改变女性的状况就必须像法国革命那样彻底摧毁君主制度，以最直接的方式让民众决定国家事务。该文的观点十分激进，就连亚当斯都颇有微词，认为沃斯通克拉夫特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是幼稚而肤浅的，缺乏对历史事实的基本理解，因为“这位有着男性理解力的女性对公众事务缺乏经验”。亚当斯将她描述为一位软弱的女性，充满了“幼稚女性的热情”。不过，阿比盖尔对该文却深感鼓舞，希望有朝一日女性也能够在政坛有一席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她在给一位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的信中，坚定地表示要维护女性在政治领域的权利，她声明：“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刻，有谁能够置身事外呢？”就政治事务而言，她永远都是积极的参与者。

1797年2月8日，61岁的约翰·亚当斯当选为美国总统，3月4日他在费城就任，阿比盖尔也成为了继玛莎·华盛顿之后的第二位美国“第一夫人”。她并没有随着身份地位的改变而沉浸在喜悦之中，因为她早已从华盛顿夫人玛莎的身上看到了“第一夫人”应该承担的责任。阿比盖尔明白，她和身处高位的亚当斯一样都必须更加严格自律，报效国家。她表示：“这样的场合我并不感到骄傲或洋洋自得，我的心中充满崇高感，因为它有着责任感、使命感和随之而来的各种职责。”言语间表达了她和亚当斯要为百姓谋福祉的决心，同时她也十分清楚正是因为他们受万众瞩目，就更应该携手同心，带领美国共克时艰、继续向前。她告诉亚当斯：“（我）愿意竭尽全力成为你处理国务方面的帮手。”亚当斯对此十分感动，两人在长期生活中已经形成了牢固的关系，并且历久弥坚。他迅速回信表示：“在我的生命中，从未像现在这样需要你的建议和帮助。”的确，亚当斯常年出使在外，对美国国内的形势缺乏深刻的认识。同时，他性格独立，从不受他人影响也不结党营私，因此在美国政坛的地位并不稳固，这一点可以从总统选举的结果看出。当时杰斐逊也参选总统，双方的支持者相互攻讦，甚至不惜造谣中伤。最终，总统选举的结果是亚当斯与杰斐逊分获71票和68票，分别当选总统和副总统，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副总统分属不同的党派。亚当斯的当选是实至名归，是对他所持政治观点的肯定，他的政治生涯也因此达到巅峰。但辉煌的背后却隐含着许多棘手的问题，如党派之争、与英法两国的关系，这些都是亚当斯需要面对的问题，如果应对不力或稍有闪失，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他迫切需要一位帮手能够替他分担困难、减轻压力，在这个方面，阿比盖尔是不二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