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其实，费老真正认同的是成为一个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的现代知识分子，按照费老自己的说法是“通过吸收新的知识来把传统精神贯彻出来”（费孝通，1999a：48）。
尽管费老没有系统表述过其所理解的中国优秀传统的精神，但其一生为学都在贯彻并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优秀品质来解决艰深复杂的现实问题。被费老多次强调并认同的治学态度，一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二是“学以致用”。费老据此认为这是他与海外学者，譬如他的老同学爱德蒙·利奇相区别的地方，他们或许以发现和创造新的知识与理论体系为目标，但费老强调他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该用他的知识回报社会，参与社会实践，帮助社会进步（费孝通，1999a：49）。对于自己的学术志向，费老曾有一个比较详尽的表述：
这种“学以致用”的思想一直贯穿在我的学术研究中。我认为知识分子的本钱就是有知识，有了知识就要用出来，知识是由社会造出来的，不是由自己想出来的。从社会中得到的知识应该回报于社会，帮助社会进步，这就是“学以致用”。“学以致用”本身就是中国的传统，意思就是说，得之于社会要回报于社会。我是跟着中国这一传统进行我的工作的，这也是我的志向。这志向并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是跟着中国的传统学来的。但是我是通过吸收新的知识来把传统精神贯彻出来，我希望这样做，做得如何我自己不敢说。（费孝通，2001：70）
费老也一直践行于此。首先，费老的学术焦点来自中国的现实问题。费老曾把自己所经历的中国时代变迁归纳为“三级两跳”：“三级”是指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而“两跳”中，第一跳是指中国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开始变为一个引进机器生产的工业化社会，第二跳则是当代中国展开的从工业化走向信息化的时期。费老的学术研究围绕着中国如何实现这“三级两跳”而展开，从早期的乡村工业化，到后来的小城镇研究、区域发展模式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研究以及全球化问题思考等，都是紧扣这一主题。其次，费老在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上倡导和推动社区调查，即便到了晚年，他也在身体许可的情况下，深入实地调查，或者指导学生进行田野调查，深入社会基层去了解实际问题和学习人民的智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费老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单纯的学者，从早期的民主运动参与，到后期在国家领导层的政治参与，费老不仅以自己的知识为社会的发展积极建言献策，还亲身参加到社会实践中。虽然这使得费老一生命运曲折起伏，但费老从没后悔过自己的人生选择。
费老虽然对现实生活中士绅的庸俗生活有所批判，但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些理想与价值有高度认同。杨清媚的文章[4]认为，费老实际上是希望在中国社会转型中，传统知识分子能像费达生那样将工业技术与资本主义精神带入乡村社会，并通过这种努力重建和维护知识分子的声望地位。刘春燕的文章[5]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讨论了费老晚年儒家思想的回归。在费老看来，每个人其实都有自私的一面，儒家的“仁”与“克己复礼”，就是主张用公控制和改造私，从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费孝通，1999b：313～314）。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会以一己之私来衡量个人得失，而是能够“推己及人”，从公共性的角度看待个人的境遇。我们看到，费老所推崇的一些师长都具备这一品质，如潘光旦先生直到遭遇迫害死在费老怀里时，有的不是“抱怨”与“冤屈”，而是对时代及其命运的理解（费孝通，2001：83～87）。事实上，费老终其一生，都在感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这类优秀品质一代一代日渐衰减，到了晚年，费老更明确地呼唤用儒家的“德性”传统重建中国社会的“道义秩序”。
费老对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强调是与他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张江华的文章[6]指出，费老用“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的社会结构，这一概念实际上是认为中国社会所谓公的领域是由私人领域扩张与转化而来的。因此，中国社会的“道义秩序”实际上取决于“差序格局”中心个体的“德性”。在费老看来，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仅仅依赖暴力维持不了中国社会的整合，以“德”服人的“王道”最终要胜过以“力”服人的“霸道”。儒家承担起的责任就在于规范和引导权力中心，使社会控制能够走上“王道”而非“霸道”，国家与社会良好的秩序才有可能最终实现（费孝通，1999b：313～314）。因此，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与精英有责任继承儒家的这一传统，承担起建立中国社会公共性的责任，用他们的知识参与到社会实践过程之中。从肖瑛的分析[7]可以看出，当面对现代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时，差序格局虽然不会消失，但呈现出多种形态，并日益复杂化，甚至会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从而形成基于理性意志的新差序格局。费老正是看到作为差序格局核心的“德性”的丧失，才努力倡导知识分子肩负起社会责任，重建“道义秩序”。然而，这种以“德性”为核心的差序格局所建构的是道德共同体而非社会共同体，所以费老的这种诉求更多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理想化设想。
但是，费老明确意识到，知识分子的知识是需要随时代而更新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依赖中国传统知识与历史经验来推动和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发现与吸收新的知识才能更好地完成“学以致用”的使命。因此，费老在其学术生涯中非常重视两点：一是不断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发动与总结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包括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社会现象，以及内外社会环境的变化；二是中国的现代化遭遇只能通过现代知识体系来加以认识，因此，费老到晚年还强调中国社会学、人类学需要“补课”并亲身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