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之乱

节度使本来是为了防御边地民族入侵而在边境设立的，为此节度使常召募很多边地民族作为募兵。这些边地民族长期生活在中原，通晓汉语、惯于汉族习俗，有不少被拔擢为军中首领。安禄山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柳城（辽宁朝阳）的杂胡，本为平卢节度使张守珪的部下，以狡黠事人，通过贿赂，在宫廷中也博得了声誉。天宝元年（742年），他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后兼范阳、河东节度使，掌管兵马、财政、民政，权力大增。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就会想去运用它。安禄山见唐朝政治荒废、武备松懈，野心遂起，以讨伐君侧奸臣杨国忠为名，举起反旗。这场叛乱由天宝十四载（755年，从玄宗的天宝三年正月起改年为载，一直沿用到之后的肃宗至德年间）持续到广德元年（763年），九年间华北成为战场，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皆为沦陷之地，玄宗皇帝和其宠爱的杨贵妃逃出首都。唐朝威仪扫地，社会极度混乱。

在安禄山之乱中，不论官军还是贼军的将领，几乎都是边地民族。安禄山是胡人，与之并列入安史之乱的史思明是突厥人，孙孝哲是契丹人，阿史那承庆是突厥人。而官军的将领中，著名的高仙芝是高丽人，李光弼是契丹人，哥舒翰是突骑施②人，仆固怀恩出身铁勒，还有安国人李抱玉、李抱真。以上不过数例，不能尽举。将领尚且如此，其部队中边地民族的数量，自不待言。中世以来的边地民族迁入中原内地，在安禄山之乱时达到顶峰。战乱之中，不只军人，西域商人也因军队需要军需物资而分外活跃。

当时形容很稀有的东西会用到“穷波斯”一词（唐朝时在中国的波斯人多为富豪，穷人很少见，这在李商隐的《义山杂纂》中可见一斑）。这说的是贫穷的波斯人非常少见，但也表明了在中国的波斯富豪人数之众多。波斯人之外，中亚的粟特人也是中国商业界的一大势力。这些外来商人活跃于两军之中，获利甚丰。安禄山之乱可以说是边地民族在中原内地，为各自利益而厮杀的一段历史。

西安（长安）城的西门

这场叛乱，由于敌人的内讧和回纥的援助得以平定，但历时九年的混乱，给唐代国家社会带来巨大的打击。税制混乱、国家财政贫乏，当然是后来的两税法等新税制出现的原因；而为讨伐叛军将边兵内调，则使边境民族的力量趁机得到了扩张。特别是西部的吐蕃曾攻入长安抢掠，使唐朝大为震骇。回纥凭恃平定贼军之功，将大量不堪乘用的劣马以高价售与唐朝廷，给中央政府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如大历八年（773年），一匹马价值绢四十缣，而一次交易达到数万匹，甚至前使未还，后使又至。岁赐和马匹贸易，成为唐代的一项巨额支出。

这样，安禄山之乱给周边民族带来了发展的机会，是唐朝衰亡的重要原因。而进一步促使唐朝崩溃，并彻底打击了中世社会的，是节度使的跋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