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城市发展现状

1.城市产业集聚效应明显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8年年初，我国已有676座城市，其中含4座直辖市、15座副省级城市、297座地级城市和360座县级城市。从地区分布上来看，东部地区有89座地级城市和124座县级城市，中部地区的数据分别是80座和89座，西部地区的数据分别是94座和92座，东北地区的数据分别是34座和55座。这些数据与之前相比没有大幅度变化，仅小量增加，全国城市数量和规模趋于稳定。

城镇化是城市发展的制度保障，城市群的发展则为城市国际化提供了物质和智力保证。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等国家政策文件中，我们不难发现，城市群近年来的发展非常迅速，其中较为明显的标志就是带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凝聚区域人口。例如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战略、杭州大湾区战略等规划建设下，城市群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经济集聚效应。以国内三大典型城市群为例，根据2015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用5.2%的国土面积集聚了23.0%的人口，创造了39.4%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拉动国内经济发展和加速国内外资源流通的发动机。城市群有力地拉动了地区产业集聚，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增长极。本书后面的章节将对长江经济带诸多城市群进行经济与人口的实证分析，剖析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

2.人力资源是城市产业保障

人口规模是城市发展的社会基础，人口是人工、人手、人才和人脑的蓄水池及社会资源保障，也是城市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人工、人手、人才和人脑这四个层级的合理配比是城市良性发展的人力资源保障。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初，我国100万～3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数量达到121座，300万～5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数量达到13座，500万以上人口规模的城市有13座。

以上数据与2013年年初相比，增幅较为明显，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产业高地对人才的渴望。例如，各地区城市对人才的引入政策可以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例如海南的“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青岛的“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政策、成都的“蓉漂”计划、无锡的“530计划”、武汉的“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郑州的“智汇郑州”人才新政、西安的“三放四降”户籍政策、长沙和杭州的“毕业生租房购房补贴政策”、南京的“高层次人才首套房不限购”政策、宁波的“3315计划”等，各地政府出台这些人才引进政策正是意识到人力资源有效供给是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首要激励和制约因素。

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不少研究显示出人口数量随产能转移的趋势明显，加上大中城市对落户政策的要求，国内许多城市出现了人口增幅下降的现象。这些现象背后是一连串的对城市发展与定位的思考，例如我们在引入高端产业的同时，是否也需要考虑到城市人口的合理层级配比？

3.国际化是城市获取外部资源的必由之路

以学界对城市国际化的定义而言，不少学者认为国际化大都市、国际大都市和世界城市是城市国际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最初形态的国际化大都市的概念是由苏格兰城市规划师格迪斯于1915年首先提出的，由于城市国际化是一个渐进的缓慢发展过程，每个城市都有其发展特点和特殊的发展轨迹，因此目前国际上还未对国际化大都市有一个确切公认的定义，但从城市国际化的表现特征角度分析，可以梳理出两种较为被广泛使用的概念解释。

第一种概念解释是由英国地理学家、规划师彼得·霍尔提出的。他认为国际化大都市是一类受到全球性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的大都市，并且应同时具备以下七个特征：一是政治权利中心；二是经济贸易中心；三是金融中心；四是人才集聚中心，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的聚集；五是信息中心；六是社会阶层的攀升；七是制造业贸易的多维度发展以及娱乐产业的兴盛。

第二种概念解释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的。他认为国际化大都市（在其著作中称之为世界城市，本书认为究其分类归为国际化大都市更为妥当）具有七个特征：一是金融中心；二是跨国公司总部经济；三是国际性机构聚集；四是第三产业快速增长且占比较高；五是成为世界主要制造业中心；六是世界交通重要枢纽，目前许多一代国际化大都市都是依靠海运港口优势以及机场航运优势发展起来的；七是城市人口聚集。

学者们普遍认为，国际化是城市获取外部资源的必由之路和有效途径。从历史的经验与数据中也不难看出，城市国际化发展是吸引国际资本投入、跨国公司入驻以及国际会展与贸易兴盛的有力推手。

目前我国城市大多处在国际化大都市建设阶段，属于城市国际化的初级阶段，但北京、上海、广州等少数一线城市已逐步进入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阶段，属于城市国际化的中级阶段。国际化大都市是城市国际化的高级阶段，在世界城市网络专业化嵌入方式、产业定位和人力资源配置等要素方面有更高的建设要求。不难发现，国际化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金融资本、人力资源和土地财政等要素集聚到一定程度后出现的一系列国际化特征，属于要素外溢的结果。

2017年10月，联合国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合作报告《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7～2018：房价，改变城市世界》，对全球1007座城市的经济竞争力和1035座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进行了计量统计与描述分析。与一年前的联合国报告《世界城市2016》中的城市数据进行对照不难发现，人口与居住地不断向城市集聚已经是一种全球性的发展趋势。该报告也预测，到2030年，人口100万以上的城市和人口1000万以上特大城市的数量将分别上升到662座和41座。在过去40年间，中国逐步走向世界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科技与技术支撑着中国互联网经济，中国制造的全球附加值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开始成为世界城市的网络节点城市，成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物理纽带。

同时，我们也无法忽略现实中的这一类现象，中国这些年有近200座城市提出了建设国际大都市的战略规划，特别是15座新一线城市（成都市、杭州市、武汉市、重庆市、南京市、天津市、苏州市、西安市、长沙市、沈阳市、青岛市、郑州市、大连市、东莞市和宁波市）在城市国际化上的政府战略投入上不可小觑。专项资金等要素投入确实会刺激城市国际化的发展，但是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国际中心城市吗？或者说在国际化背景下，这些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关系是竞争还是合作？在建设过程中是不是可能会形成新的投资浪费呢？人力资源等市场稀缺要素会不会在竞争环境中失去分配的公平和有效性？

带着以上这些疑问，本书将回溯到世界城市网络理论本身，去探究城市国际化的定位和功能。根据世界城市网络理论的描述，城市国际化的作用是网络节点的要素流动，以及对周边城市的辐射效应，如果城市的发展定位都希望朝着网络节点城市发展，显然是不尽合理的。因此本书也提出了这个研究疑问：国际化是城市发展的唯一归宿吗？后文将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阐释，也希望能够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一种研究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