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织田家的大将
从幕臣到织田家臣
室町幕府自十四世纪成立以来一直都是依靠各个强大的诸侯（大名）的支持来运作，将军利用各方势力之间的利益矛盾进行牵制，防止一方独大，威胁将军的权威和幕府内部的势力平衡。
到了战国时期，幕府则改为依靠两三个最大的势力来维持幕府的运作，如一直留守的细川家和西日本最强的大内家，还有后来的三好家。所以，当这些家族一一没落，成功拥戴义昭即位、以信长为首的织田家刚好填补了这个位置。
足利义昭、织田信长的联合政权在进京后的一年内双方大致合作愉快，永禄十一年（1568）十月下旬，即本国寺之战前一个半月，当义昭顺利成为第十五代将军后，信长就出发回到岐阜，义昭欢送信长之前，还送上了一封书信，其上款为“御父织田弹正忠殿”，也就是说义昭把信长视为比恩人更高，有如父亲般的存在。
当然，义昭也不是傻瓜，这个做法实际上只是想讨信长欢心，希望他能继续保护新成立的幕府。可是，信长借义昭实现“天下布武”的雄心，与义昭借信长重建幕府权威和强化将军权力之间早晚不能相容。携手重建幕府体制的两股势力里，哪一方能真正掌握实权，哪一方只能当神台上的花瓶。这个问题也迟早要解决。
同床异梦的两方很快就出现裂痕。当时，奈良多闻院的寺僧就在永禄十二年（1569）十月十七日的日记中提及京都传出“（信长）与将军不和了”（《多闻院日记》）的风闻，相信那时二人不和的消息早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信长、义昭两人的目标不同所产生的分歧也在一年后正式浮上水面。
对此最感到苦恼的，当然就是一直处于两属关系的明智光秀、细川藤孝等幕府家臣。永禄十三年（1570，同年改元“元龟”）正月二十三日，信长向义昭传送了著名的《五条申诫书》，申诫的内容一言蔽之，就是要明确义昭和信长的“分工”和“角色”，还有幕府的重建思路和计划。其中对信长来说，要求必须获得义昭的全面信任和授权，再坦白一点说就是义昭的所有行动及权力，都必须受到信长的节制。名义上是信长希望利用白纸黑字，跟义昭“约法三章”，不单靠义昭的讨好。而由于幕府仍然需要信长的军事力量，即便面对信长突如其来的要求，义昭也终究妥协，在文件上签名表示认可；另外，条书上还有明智光秀及朝山日乘作为公证人的副签。
朝山日乘是在宫内禁中负责与幕府和信长交涉的政僧，由于能纵横公卿、武士、寺院之间，畅行无阻，当时被人称为“暗之关白”，嫉妒他的人则暗骂他是“卖僧”，也就是僧侣装扮的商人。总之，朝山日乘是朝廷的对外专责人员；而明智光秀则是以幕臣（虽然也跟织田家有关联）的立场代表签署，在义昭、信长之间奔走，尽力促成两方协调共存。然而，此次信长借朝廷及与幕府内部之力迫使义昭妥协，这对于谋求重建将军权威、掌握实权的义昭来说，信长的行为无疑是在一步一步触犯他的底线，为日后信长的“大麻烦”埋下伏线。
说回来，正所谓“空穴来风，事出有因”，激起信长以强硬手段迫令义昭屈服，并向义昭宣示自己才是至高负责人的导火线，就是义昭私下向各大名下达御教书（将军的正式命令书）。
本来，将军跟其他大名联系是很正常的，也是为了显示幕府已恢复正常运作。但是，这个做法也多少影响联合政权的氛围，以及跟信长的关系。信长以条书牵制义昭，义昭和幕府臣子们没有立刻反抗，两者的关系还是相对平和的。然而从后续的历史发展来说，这个事件导致了日后长达十年的“元龟战乱”及“大坂本愿寺之战”，亦即后世所谓的“信长包围网”的形成。
在《五条申诫书》公布的那一年（1570），光秀仍然作为义昭政权的一员，跟细川藤孝、三渊藤英等臣子，连同信长的官僚们共执京都的各种政务。四月，光秀终于得到了义昭的封赏，获得京都下久世庄的支配权。还有，同年爆发三好、朝仓、浅井三家以及大坂本愿寺联手反抗信长的“元龟战乱”后，光秀于十二月被义昭任命为志贺郡宇佐山城的城将，顶替刚战死的信长家臣森可成。
宇佐山城所在的山中岭，是其中一条从东面进入京都的主要干道。这个任命表面上是为了防范后述的浅井长政及朝仓义景的入侵、加强京都东面的防卫而做的决定，更重要的是，义昭在妥协接受《五条申诫书》后，也开始将防范目标扩大至岐阜方面，也就是为了日后与信长做对抗准备而布下先制措施。
不过，义昭万万想不到，光秀在此期间开始慢慢地摆脱幕臣的角色，变成完全的织田家臣。他在元龟二年（1571）年底写信给同为幕臣的曾我助乘（《大日本史料》第十编之七），信中提到“关于我的去留，还望代为向公方（义昭）请暇”，“请暇”实际的意思就是辞职、离开幕府之意。到了翌年四月，光秀便以织田家臣的身份继续处理京都的民政事务，还作为织田家臣跟幕府交涉。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光秀是在元龟二年年底正式从幕府之臣，彻底转身成为织田家臣的。
那么，光秀决定离开幕府，究竟跟当时的政治局势有什么关系？这里简单地说一下《五条申诫书》提出前后到光秀决定离开幕府时的政治局势。
义昭即位后不久，便积极联络周边大名，重振将军威信的同时，也是想多找几个“救生圈”，以免过度依赖信长，受其牵连。有见及此，信长将计就计，他以觐见将军为名，在永禄十二年（1569）正月下令朝仓、尼子、神保、三木等大名上洛，并且提到：
为禁中（皇宫）修理、武士御用，今天下即将静谧，二月中旬必须上洛参见……
这实际上就是信长迫令朝仓义景等大名屈服在自己之下。这个时候，信长其实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一方面迫义昭承认《五条申诫书》，另一方面则筹备出兵讨伐胆敢抗命的大名。第一个想好的对象就是朝仓义景，因为朝仓的势力范围大，离京都不远，又跟义昭有交情，这根刺早晚是要拔掉的。
当然，信长出兵越前，绝不能光以私利，或者义景不服从为名就能服众，因此，信长就利用讨伐同样不理信长号召、实力较弱的若狭国大名武藤友益为幌子，实际上是要讨伐越前。于是，信长更大打外交牌，在同年的七月写给毛利元就的书状中就清楚地为自己的行动辩护。
那个武藤背叛只因越前（朝仓）的教唆而已。（织田、朝仓之间）既是遗恨繁多，当即发兵越前。
上面提及信长发给诸大名的书状中就提及上洛名义是为了朝廷及将军，再加上教唆一罪，信长已经把犯上叛逆的大罪送到朝仓义景的头上了。
由于早有准备，信长出兵后很顺利地便攻占了敦贺、金崎等越前南部的领地。就在此时此刻，元龟元年（1570）四月二十八日，当时身处金崎的信长得知妹夫浅井长政叛变倒戈，并率兵北上，准备与朝仓军南北夹击自己。
信长面临着桶狭间之战以来最大的危机，同日决定火速退兵回京都，并只带十数人亲兵经若狭街道、朽木谷辗转到达京都。同时间就发生了著名的“藤吉郎之金崎撤退”的故事。
事实上，这只是后世的《太阁记》编写的英雄故事。“金崎撤退”并不只是木下秀吉个人的功劳，当时幕臣一色藤长写给丹波国领主波多野秀治的书信中提及，留在金崎的殿后守将有“木藤（木下藤吉郎）、明十（明智十兵卫）、池筑（池田筑后守胜正）”，也就是说，当时的殿军任务并不只是秀吉负责，光秀也是其中一员。这一次的防战，虽然光秀仍然是以幕府臣子的身份参战的，但也不难想象光秀在这一连串的战争中，慢慢接近信长，为信长的利益而战。顺带一提的是，后来所谓金崎之战中“家康协防”一说，也是后世为神君家康宣传的伎俩而已。
虽然安全地回到京都，但这并不代表信长就可以安寝无忧。讨伐朝仓义景失败、妹夫浅井长政阵前倒戈，各地反信长的势力也立即借势反扑。以六角承祯、朝仓义景、浅井长政为首的反信长势力从南、北、西三面包围了信长控制的南近江。信长在五月九日回到岐阜后，立即下令各大将分守南近江的各个据点，严防六角、浅井、朝仓的入侵。
幸然在六月四日的野洲川之战中，佐久间信盛及柴田胜家首先大败六角军。同月二十八日，信长连同应邀从三河赶来助战的德川家康军在龙鼻之战（即俗称的“姊川之战”）中迫退了朝仓、浅井联军，令南近江的紧张局势得以暂时舒缓。
可是，龙鼻之战的胜利并没有解决面前的危机，反而使之更加复杂。七月二十一日起，被信长打败，在各地雌伏多时的三好三人众、斋藤龙兴、池田知正也相继起兵，加入对抗信长的阵营。虽然信长一时把他们镇压下去，但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次连一向保持中立的大坂本愿寺也投向反信长的行列，为之后长达十年的战争拉开序幕。
更糟糕的是，眼见信长身陷多方包围的极度劣势下，朝仓义景及浅井长政借机在九月再次挥兵南下，当时光秀以幕臣的身份在比叡山筑成穴太寨，并在胜军山城防备朝仓、浅井联军的来攻。可是在同月二十日，朝仓、浅井联军已经攻入坂本，并杀害城将森可成及信长胞弟织田信治，更有一举攻入京都之势。
信长有见及此，便率兵到比叡山下与联军对峙。这时候各地的反信长行动已经越发炽烈，西尾张有长岛一向一揆，连长期不介入武士斗争、坚守中立的比叡山延历寺也倒向反信长一方，并让朝仓、浅井联军入山。在此期间，信长的胞弟织田信兴在长岛被一向一揆众杀死，织田政权的危机已经到了极度恶劣的状况。于是，信长情急智生，再次上演“挟天子、将军以令诸侯”，利用义昭及朝廷的权威，先后迫使各地势力暂时停战，以保一时的喘息机会。十二月十七日，信长终于回师岐阜。
在元龟元年（1570）的紧张局势中，我们未能在史料上看到多少明智光秀的具体行动痕迹，除了筑寨及在二条城留守外，就没有太多事件与他相关。真正令他崭露头角，也令他决定完全离开幕府的，是从元龟二年这一年开始……
信长包围网下的光秀
得到一时喘息的信长踏入元龟二年（1571）便开始进行反击。二月，信长成功促使浅井方的矶野员昌投降倒戈，使浅井氏失去一员猛将，也使战况一时转趋有利，但由于五月强攻长岛一向一揆失败，导致老将氏家卜全战死，整体战况再次充满变数。
正在这时候，上述提到光秀被任命为宇佐山城的城将，确定时间并没有史料可循，但从《兼见卿记》中的元龟二年一月二十一日条中得知，光秀应该在前一年底已经就任该职。这里顺带一提，所谓的“城将”与一般所谓的“城主”不同，城将的意思是守备该城的将领，对该地没有统治权及拥有权，而城主则是统有包括城池及城外的领土为领地，因此两者的区别是十分大的。所以，现在光秀只是城将，与驻守北近江横山城的木下秀吉、驻守长光寺城的柴田胜家一样，他的地位还没有很大的变化。
当时，北近江的朝仓、浅井，南近江的六角余烬仍在蠢蠢欲动。在这个情况下，信长必须采取措施去确保他对岐阜——近江——京都的掌握，因此，信长回到岐阜城后，除了进行上述的反击外，也积极重整对近江的支配及布防。除了招降矶野员昌外，信长决定再次先下手为强，在同年九月十二日突袭比叡山延历寺。
对信长来说，前一年借朝廷及幕府的权威与比叡山、朝仓、浅井达成和解，明显只是为自己重整旗鼓换取时间的权宜之计。九月十二日，信长突如其来的进攻令比叡山猝不及防，当时京都公卿山科言继在日记中写道“山上有三四千人被屠杀”，十三日，比叡山山边地区的横川至仰木被熊熊烈火吞噬，而山顶的根本中堂、日吉神社、延历寺到山下的民居、树木都被织田军烧毁；当然，佛像、经卷、典籍等也被大量烧毁、遗失。
另外，禁中女官所写的日记《御汤殿上之日记》除了与言继所言大致相同外，更言“无比此更难以言语形容之事，纵然是为天下，但做出如此可叹的事，实难以笔墨形容”。
由此可见，当时比叡山的战况及破坏在同日的京都已经是街知巷闻，也成为后世研究信长性格暴戾一面的一个有名故事。同时就该事件，后世江户时代的小说家、军记小说作家就把这件事和明智光秀发动本能寺之变牵扯到一起，并成为日后光秀打倒“暴君信长”的其中一个远因。
江户时代的军记小说《总见记》载，当时信长突然决定强攻比叡山后，受到家臣们的强烈反对，佐久间信盛、明智光秀极言“进攻传教大师以来，镇护国家的大道场一事，实不当也”。然而，信长最终不听谏言而决意进攻，使得对信长抱有极大期望的光秀深感愤怒及失望，于是心萌反意。这就成为后世研究本能寺之变主张“信长无道阻止说”的一个根据。有关这部分，留待本书的后半部再谈，在解释这方面的问题前，还有一个更应检讨的问题：比叡山真的被织田信长的“怒火”所烧毁了吗？
听起来好像明知故问，上述在京公卿、禁中女官等都把这件事记录在自己的日记内，难道还能有假？出乎意料的是，在1981年，滋贺县教育委员会在比叡山一带进行了考古挖掘，最后在报告会上发表了“比叡山没有被火烧过”的惊人结论。理据如下：
1．据称在比叡山上被烧毁的建筑物的遗址泥土样本中，没有发现被烧过而做成的“烧土层”。
2．出土的文物绝大部分都是出自平安时代的，几乎没有战国时代的。
就第二点，当时的一位考古人员兼康保明认为“（依这个结果）向来所说‘全山诸佛堂被火舌包围吞噬、并不断地进行大屠杀’的印象，实与现实中相去甚远，恐怕大多只是山火般的程度而已”。再者，史学家小和田哲男在检讨这份报告后指出，“当时山上能否容纳或存在数千人是一个问题，相信实际上比此数量为少”。
以上考古挖掘与史学家根据考古挖掘的结果所得的说法，可算是反传统说法的一个有力见解。但是，那又该如何解释上述在京公家的日记内的一致内容呢？其实细查《信长公记》的相关记事，就可发现杀戮的主要地点是在八王子山一带，亦即并非比叡山的山顶，再并合以上的考古结果去分析的话，当时的火烧应集中在比叡山山腰至山中层一带。而部分无辜的山上住民则在烧杀行动的期间被集体缚捕，然后被信长下令处死。
说回在京公家、商人的共同见证与考古结果的矛盾问题。在事后没有史料跟进这次“大火烧”“大屠杀”的史料的情况下，这恐怕是织田信长故意放出来的夸张消息，令各大名或包藏反织田之心的人物大感惊吓。令“我信长可是没有什么能阻挡的！”这个讯息深深地传到各人的心里，可见这是信长非常有意的宣传工作。
有力的佐证来自同时的公家记事。在攻入比叡山的九月十二日的翌日，即九月十三日早上十时左右，信长入京谒见将军足利义昭及正亲町天皇，同时公家众也一如既往地拜见入京后暂居于妙觉寺的信长。如果果真是令在京的显贵感到是人神共愤的大事件，为什么这样的事件过后，京都的情况会一如平常呢？
另外，既然火烧比叡山是十分惊人的大事，而近江比叡山与京都的距离又不远，要把这个消息传到附近的京都，当然不是难事；但以当时的消息传递能力来说，火烧比叡山的确切消息能否在一日内就传到京内各人耳中？以上所引用的公家、禁中女官的日记史料内容都仿佛当事人身在比叡山的样子，恐怕这并非根据消息的传递而记载，而是这些身处山附近的京都人士看见远处的比叡山上起火所产生的烧烟联想起来的。
再加上信长在十三日早上便进入京都，火烧事件也必定得到信长方的确认及报告，这样就能强化在京人士相信此事的真实程度，否则以上的考古结果实在无法与“史实”相符。
那么，究竟当时比叡山上的佛堂分布的情况如何，一般史料不容易确定，而在室町时代开始到应仁之乱后，全国的寺院领地、财源也被大幅蚕食、吞并，平安时代的庞大年贡收入与室町晚年时相比，已经相去甚远。山上究竟还有多少伽蓝、佛宇，也是考证这个问题的另一个盲点。根据以上的发掘，可见山上佛堂有可能只余下延历寺、日吉社、根本中堂等主要堂舍。因此，当时的损害程度，未必与各公家、商人所说的程度一致。
既然火烧比叡山很有可能是被夸张的事件，那么，上述提到有关明智光秀及本能寺之变又该怎样理解？首先，这个说法虽然一早深入人心，可是在没有史料的佐证之下，也只是属于故事、传言性质的层面，绝不能引此为据去考析本能寺之变。而且，史学界也的的确确找到了史料去质疑光秀上谏这个说法。
在1979年，大津市史编纂室所进行的史料调查及整理中，发现了一封推定是元龟二年（1571）所写，日期为九月二日，亦即信长进攻比叡山前十日，由明智光秀写予比叡山东面雄琴地区的土豪和田秀纯的书信，内容是指示秀纯进入宇佐山城，并“攻击仰木（亲比叡山的土豪所在地区），不论是非，皆杀之”。
这封书信可带出两个讯息，首先否定了信长是突然决定进攻比叡山的传统说法，因为书状的日期证明了信长至少在九月二日之前，已经准备攻击比叡山。其次，这也证明了光秀对于进攻比叡山一事，并不是事发前一刻才知情，也没有消极行动，反而是积极地利用刚授予的职权去行使信长的指令。这样一来，从前的光秀不忍之说，也不攻自破。
比叡山陷落后，以“阻我路者死”的强势姿态重振声威的信长也因此而大感喜悦，“年来信长公之不快也终得到舒张”（《信长公记》）。消灭了包庇仇敌朝仓、浅井的比叡山，不但令信长在近江的支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也将巨大压力给予一众的敌人。
但一如上述所说，信长当时的首要工作仍然是稳住近江的支配。所以，信长在同年的十二月重整了对近江的支配方案。信长把除了北近江三郡的浅井氏领的其余近江诸郡，交给当时织田军中的七大将领代管，包括：
老臣：柴田胜家（蒲生郡）、佐久间信盛（野洲郡、栗太郡）
近臣：丹羽长秀（一部分的犬上郡及爱智郡）、中川重政（一部分的神崎郡）
新家臣：明智光秀（志贺郡及高岛郡南部）、羽柴秀吉（坂田郡）
新降将：矶野员昌（高岛郡北部）
其中，光秀得到志贺郡的支配权（具体情况不明）之余，“十二月……明智筑城于坂本，受领（比叡）山领地，领内所有至一草一木都可自取”（《年代记抄节》），从中我们得知光秀在比叡山之战后，不仅跻身织田家统治近江国的担当人员之列，更得到部分比叡山山领作为赏赐。不过，与其说赏赐，倒不如说山领的获得，其实是信长给予的考验。包括志贺郡在内的新领地，以前就是比叡山这个千年宗教势力总坛的私领，从来就有“守护不入”等不用交税的特权，而且内里的土地权也因不同的利益输送，关系异常地错综复杂。光秀要有效管理，非多劳多动不可。同时，得到信长准许在坂本筑城一事也表示了信长对光秀的重视，信长用人的原则向来是能者多劳多赏，庸者可弃可废。因此，光秀得到信长的重视，既是福也是祸根，这个在日后便得以引证。
光秀得到志贺郡及获许在坂本修筑城池，前后两者的重要性其实是很不同的。前者基本上与其他的同僚没有很大分别，但是容许在领地筑起居城，他是当时织田家中的第一人。在前文已经有说明，就当时的支配体制而言，即使是柴田胜家的长光寺城、木下秀吉的横山城，及明智光秀早前被命为宇佐山城将，他们的职位也不过是代管的性质，军事性质十分强，与实质支配还有距离。
但这次“授明智十兵卫志贺郡”（《信长公记》）则是真正的封土封赏，换言之，光秀那时真正掌握了志贺全郡的支配权。这个赏赐就连老臣级的柴田胜家、佐久间信盛当时也还没有得到。这再一次肯定了光秀在信长心目中的地位及贡献。
有关坂本筑城的确切日期，现存史料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根据一些史料去推断，工程大约在光秀受领志贺郡后的同年十二月至翌年正月进行。但当时光秀实在是忙得不可开交，既要好好管治刚得到的志贺郡，同时又要与村井贞胜一起负责京内的民政，现在又加上了坂本筑城。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智光秀还是要为信长的反击战努力。
元龟三年（1572）三月十一日，信长出兵志贺郡，意图歼灭郡内的反对势力余烬。目标是志贺郡北，高岛郡附近的田中、木户两地。那时，本阵设在和迩的信长委派明智光秀、中川光重、丹羽长秀三人为指挥，一同出阵。七月二十四日，信长命近江的土豪林员清、山冈景林等助阵，又命坚田湖贼（水军）猪饲野甚介与光秀一同率水军攻击浅井氏的琵琶湖水军众基地——竹生岛。由此可见，光秀在经营志贺郡的同时，也忙于为信长的反击战而努力，虽然如此，从上述的记载来看，光秀在当时已经因针对江北浅井氏的战事中，渐渐掌握志贺郡内的国人众及湖贼众。
到那时为止，光秀从出现在信长的面前到为信长效力，地位已经由幕府之臣变成与织田家臣无异。以光秀当时领志贺一郡的领地来说，参考后来丰臣时代和江户时代的检地数值，就有五万石左右，若再参考后世的换算方法，即一万石领可召集二百五十名兵士来说，当时光秀大致有一千多兵士。在战国时代，土地收入和征兵人数的关系在不同区域各有不同，也比较不稳定，但都比丰臣时代和江户时代的标准更宽松。所以，光秀能召集的兵员人数可能更多。
根据上述的史料来看，猪饲野甚介、马场孙次郎以及居初又二郎等（日后称为“坚田众”），还有上述的林员清及山冈景林、景犹兄弟，就是信长配给光秀的“与力”（助将）。这样的力量在织田家中，当然不是特别大的势力，但从这样的架构来看，光秀与信长的家臣已经没有两样，而上面提到前一年的九月，光秀就向曾我助乘提出下野，完全离开幕府。从史料上来说，我们无法得知义昭有没有正式批准光秀的申请，但结果上，光秀决定离开足利义昭的决定已经没有什么改变的余地。
1573年，人生转捩点
经过元龟之乱的奋斗，毅然倒向信长阵营的光秀终于得到了信长的信任，并且以新人身份，破格成为信长旗下首个成为一郡一城之主的家臣。与此同时，信长也没有忘记光秀的行政手腕和幕府的人脉，他让光秀以织田家臣的身份，与家臣村井贞胜担任“京都代官”，继续负责京都的民政工作，包括土地权的确认、裁定等，这个任务一直维持至后来光秀开始负责平定丹波国为止。
正当光秀逐渐得到信长重用的同时，九月，信长向足利义昭送上《十七条异见书》，内容大致是痛斥义昭在任将军期间的种种无道违天、恣意妄为的行为，诸如对前将军义辉的参拜供奉疏懒（第一条）、对大名提出无理的上贡要求（第二条）、放任身边的奉公众、侧近霸占领地（第十六条）、京内民众狠骂义昭为“恶将军”（第十七条）。这异见书无非是信长逐渐稳住阵脚后，准备与义昭翻脸的预先工作。
可是，信长准备先发制人，打倒这个昔日的主君的时候，却要面对一个十分大的危机。元龟三年（1572）十二月，自知死期将至的甲斐之虎武田信玄开始了西上作战，并在远江三方原之战中大败信长的盟友德川家康。因这次大败，德川家康暂时无法再阻击信玄，只能任由武田军继续向三河西进。
元龟四年（同年改元天正）二月，受到信长以《十七条异见书》痛斥的足利义昭得到信玄西上的消息时，终于决定跟信长摊牌，号召幕府臣子进入近江今坚田城、石山城起兵，这两城都位于光秀刚袭封的志贺郡，这反映了虽然光秀成为一郡之主，但并不代表郡内的势力都任由他支配。
面对义昭先下手为强的行动，信长大骂义昭“竟做出超出本分的事情”，同时间，北近江的浅井及越前的朝仓也再次响应起兵，企图南北夹击信长军。
眼见第二次信长包围网迅即结成，二月二十四日，信长决定擒贼先擒王，立即派光秀，连同丹羽长秀、柴田胜家及蜂屋赖隆三将强袭义昭方的今坚田、石山两城，以及木户、田中两地。两日后的二月二十六日，石山城在光秀及胜家猛攻下开城投降，二十九日，今坚田城也被光秀攻下，原本应该南下救援的朝仓、浅井联军却没有任何行动。
在此战中，光秀首次以信长方的将领身份对战前主足利义昭，此举意义不浅。经此一战，光秀队伍中共有十八人战死。光秀回到坂本城后，就立即到立教寺为他们祭祀及吊唁。从这一方面也可看到光秀鲜为人知的温情一面。
平定志贺郡的义昭势力后，光秀终于成功稳住郡内的局势。信长在三月二十五日立即命令光秀以及柴田胜家、佐久间信盛、中川重政、荒木村重、细川藤孝及蜂屋赖隆攻入京都的上京，放火烧毁支援义昭的京内町众屋舍及寺社。这次的打击迫使义昭在朝廷的仲裁下与信长再次短暂停战议和，然而四月，武田信玄在攻击三河野田城时突然发病，班师回国的途中病死于信浓国驹场。
一直期待与信玄来个东西夹击的义昭在不知道信玄已死的情况下，在同年七月再次举兵反抗信长。义昭派出重臣三渊藤英（细川藤孝之兄）留守二条城，自己则率兵到宇治槙岛城作据点。
槙岛城是倚宇治川及巨椋池而建的坚城，义昭以为可以据城抵抗信长的攻击，直到各大名率援军到来。可是，信长回应之快却远超义昭的预计。
信长的大军以及一些离开了义昭的旧幕府众合共七万大军（诸说）分成南北两线围攻槙岛城，而光秀就在北线率兵作战。眼见这群规模空前的大军，三好、松永、本愿寺、伊丹等反信长势力没有一方出兵相救。
最终在绝对劣势、孤立无援的困境下，义昭无奈投降。这次，信长再没有放过义昭，战后把他放逐到京外，让他与部分的奉公众自生自灭。义昭一行人途中被得知消息的土民袭劫，因身上并无多少钱财，被土民们讥笑为“贫困将军”，落魄非常。
义昭等人最后才几经辛苦逃到纪伊；天正三年（1575）转到备后鞆之浦，受到毛利辉元的照顾。足利氏的室町幕府自足利义澄回京以后，再一次转向流离不定的日子。
在此顺便说明一下，这里使用“转向流离不定”，而不直接肯定地说“足利幕府正式灭亡”，是因为当中存在很大的概念问题。日本普遍的历史教科书都记述说，足利幕府亡于足利义昭被流放出京外，即天正元年（1573）七月的事，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一个政权的灭亡，理论上是当权者及其组织（政权运营架构）俱亡，或被新当权者完全取代才算是灭亡。
然而，日本的情况是十分特殊的。以武士时代的幕府来说，镰仓幕府的灭亡是当京都六波罗探题及关东镰仓府俱亡的结果，也就是北条执权一族先后自杀、被杀后的事。但是换到室町幕府的场合，在1573年，主权者（足利义昭）既没有败亡，其组织也没有一应消亡，反而还有一部分幕府众跟随义昭到备后，所以义昭幕府的组织并没有因此而败亡。
要进一步强化这个理论的话，可以足利义尚死后的足利幕府来证明。应仁之乱后，足利义尚成功接掌了将军位，但却病死于近江钩的本阵内。之后的足利幕府因为继位问题，而爆发了义澄系及义稙系，以及细川管领家的斗争。期间义澄、义稙先后被对方赶出京都，如义稙去了山口投靠大内义兴，义澄、义晴、义辉也曾出走到近江。这样的话，也不能说足利幕府就在那时灭亡，更遑论信长在天正元年（1573）赶义昭出京都了。
逃到鞆浦后，义昭仍然对各大名发出御内书，要求他们起兵反信长，而且也得到岛津、毛利、铃木等大名的回信，这也证明了在鞆浦的义昭政权应定性为“流亡政权”。再者，驱逐义昭出京的信长在一封写予细川藤孝的书信中强调他与义昭之间是“君臣之仪”，也强调驱逐义昭，只因义昭做了些人君不该为的错事，而不是要蓄意灭亡幕府。看起来虽说像为自己找借口，但信长日后意图迎回义昭回京一事，也证明了信长对义昭没有必然的仇恨，终信长一生，他从来没有要求天皇罢免义昭的征夷大将军之位。所以，义昭与信长的角力只是更改了方式而已。
后来，到了丰臣秀吉在天正十三年（1585）七月就任正一位关白后整理的官位列表上，就列出了足利义昭的官位是“征夷大将军从三位权大纳言”，换言之，终足利义昭一生，他都是征夷大将军，到他向当时已经贵为关白的丰臣秀吉臣服及两年后病死，苟延残喘的室町幕府才真真正正地寿终正寝，走出历史舞台。
功勋与争荣
元龟四年（1573）七月的槙岛城之战后，日本的中央政局顿时出现巨大的变化。由永禄十一年（1568）开始到元龟四年七月为止的“义昭——信长联合政权”，在同年十二月改元天正后就变成了“义昭鞆之浦流亡政权”与信长的“织田政权”相对立的局面。面对这个天下变局，已经与义昭分离的光秀在此年开始就正式地、完全地以信长方武将的身份，为信长的“天下布武”作战。
为免读者混淆，我们首先整理一下槙岛城之战后的政局。乘信玄病死，武田军西上的威胁解除，以及义昭被逐的有利条件，信长在同年八月出阵北近江，全力进迫北近江的浅井长政及从越前来援的朝仓义景。
八月二十日，朝仓义景在败逃回到越前的途中，被同族的朝仓景镜迫死。同月二十七日夜，孤立无援的浅井久政、长政父子将妻儿送出城外后，在小谷城内自杀。令信长陷入四年困境的元凶当中之朝仓、浅井两氏因此灭亡。两战中，光秀都没有参战的记录，究竟当时光秀在做什么呢？
这个时候的光秀要面对的，除了经营志贺郡及高岛郡南，以及执行信长的指令外，还要应付自己在织田家内的处境。
如同上述所说，光秀在元龟三年（1572）成为坂本城主兼领志贺郡的同时，在天正二年（1574）时的主要任务则转向内政层面。义昭被逐后的七月二十一日，信长命老臣村井贞胜为“天下所司代，在京之诸事皆可节制”（《信长公记》），所谓“天下所司代”的“天下”不是指全日本，而是京畿地区，所以贞胜其实是担任京畿的行政长官。
而已如前节所示，天正元年（1573）十二月至天正三年七月，光秀与村井贞胜对京内民政及领地纠纷等庶务而共同发出的连署文书共有十二份，当时信长把重心放在讨伐北近江、越前国及河内的岩成友通的时候，不用参战的光秀就转为主理京都民政。
也因为这个原因，信长开始起用了同是非谱代出身、后来成为光秀宿敌的羽柴秀吉。秀吉的发迹契机，应为对浅井氏的攻略。
那时秀吉成功令浅井方的国人众堀秀村、阿闭贞征等先后倒向织田方，又率先攻入小谷城，迫死浅井父子。到了浅井、朝仓灭亡后，信长便将原属浅井氏领的北近江三郡共十二万石封赏给秀吉，并成为今滨（现在的长滨）城主。
这时的秀吉就因为这一连串功劳，成为第二位晋升为城主级的家将，渐与光秀的地位相近。当然，这时的织田家，还有柴田胜家、佐久间信盛及林通胜为首的一众老臣，还有一直扶持信长的近臣丹羽长秀、蜂屋赖隆等。不论光秀或秀吉，都只算是崭露头角的新星。
正当光秀与秀吉的发迹竞争开始炽热化，那时的信长便向朝廷要求为一部分家臣请封官位，即“叙目”，作为另一轮功劳盘点。原本朝廷在七月三日，即义昭被逐后，由正亲町天皇下旨向信长提出晋升信长官位的提议，当时信长身为从三位参议，这可说是朝廷表明完全放弃义昭，想借机讨好信长的露骨的政治动作。然而，信长却坚拒天皇的雅意，反请朝廷给予一众家臣官位或赐姓。
当中，当然有本书的主角——明智光秀，及上述的羽柴秀吉。根据《信长公记》《兼见日记》及《多闻院日记》的记载，当时得到信长提名的有八人，即是：
松井友闲 → 宫内卿法印
武井夕庵 → 二位法印
村井贞胜 → 长门守
羽柴秀吉 → 筑前守
丹羽长秀 → 惟住长秀
簗田广正 → 别喜右近大夫广正
塙直政 → 原田备中守直政
明智光秀 → 惟任日向守光秀
除上述八人之外，还有泷川一益。虽然上述史料并没有记载一益被封官，但根据同时代公卿山科言继的日记等资料所示，原本官称“左近将监”的一益在天正三年（1575）十二月就以“泷川伊予守”之名出现。在没有其他文书证明一益的封官时间的情况下，恐怕信长亦不会单为一益独立请官，故此，相信一益也是同年七月时其中一位被赐官位的家臣。
上述九人中，有人封官、赐姓或封官赐姓一并受恩。明智光秀、簗田广正及塙直政就是后者的代表例子。就这次的申请来看，信长究竟想表达什么？日本史学家们普遍认为，九人封官、赐姓，除了松井及武井两位属于文官、出家的家臣外，其余的七位家臣的官位都和西国有关（伊予、备中、日向、筑前、长门），而被赐姓的家臣所封的姓氏，都是九州的名族之姓［惟任、惟住、别喜（户次）、原田］，所以信长是以此来宣示自己有意一统全日本的雄心，极可能以上被封官、赐姓的九人，将会是出兵西国的尖兵。
当然，一如我们所知，后来以上九人的前途都出现极大的起跌，信长当初的盘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信长对家臣的耐性及信任也并非始终不渝。另外，信长拒绝天皇的封官提议，表示了信长想强调自己并非无条件被朝廷控制的意志。
除了以上的说法外，也有史学家提出另一个十分有趣的说法，即当在关东、奥羽的大名听到这些名称及官位时，就会以为信长已经征服了西国，也即是宣传战，这个说法虽然没有信长的引言所证，但不失为一个可考虑的见解。无论如何，受封官及赐姓的光秀与只受封官的秀吉在这次的封官行动中明显分出了一时的胜负。信长对光秀的期待也显而易见。
叙目后的八月十二日，信长发兵三万攻入越前以消灭在前一年占领同国的一向一揆众。这里稍稍交代一下背景，朝仓义景救援浅井长政失败后，原本打算回越前死守，谁知信长早已经以逸待劳，一收到义景在南下途中准备退兵的消息，便火速先率轻骑狂追，其他家臣也闻讯跟上。朝仓军得知信长正要追上来时，军心大乱，溃不成军，义景狠狈地回到越前后，立即被一众求保命的家臣迫令自杀。待信长到达后，为免大乱再起，于是先命令归降投诚的朝仓家臣桂田长俊与富田长繁署理越前的事务。
然而，到了天正二年（1574）一月，受信长之命代管越前的桂田长俊与富田长繁发生权力斗争，富田长繁联同当地的本愿寺教众和一揆众袭杀桂田长俊后不久，他自己最终反被一揆众所杀，越前顿时变成另一个“民持之国”（或称“一揆众之国”）。
收到越前大乱的消息后，光秀奉信长之命率兵从坂本北上，并从水路于琵琶湖北岸的杉津浦登陆，与秀吉在八月十五日一同攻破越前国府中的龙门寺城；二十三日，两人再次共同北上加贺国，攻占了能美及江沼两郡。
就这样，命运女神慢慢便将光秀与秀吉拉扯在一起，纵然光秀、秀吉的“上位竞争”或许是后世人的错觉及主观想法，但从天正二年（1574）的越前平定开始，以至往后一连串事件都不难发现，两人的任务的确促使彼此互视为竞争的对手，这当然是政权发展中必然会发生的结果。
九月二日，越前平定完结，在信长命令下，参与一揆的兵士共一万余人被杀，同时参与一揆的越前民众也因此被杀达三万余人，越前的一向一揆势力正式土崩瓦解。与此同时，光秀收到信长的新指令——丹波攻略。
丹波、丹后征服战
丹波国及丹后国（今兵库县北部及京都府西北隅）位于山城的西北，从地理角度来说，这两国是西国从陆路进入京城的北线，与沿山阳道东上的南线终点摄津国共为进出京都的咽喉。换言之，只要织田政权能控制丹波、丹后两国，那么即便将来西国的敌人东上，京都也不会立即受到威胁，丹波及背后的丹后可为山阴道（北线）的防线。连同已经收在手中的摄津国的南线，信长防范西面敌人的防御可谓万全。
对于雄心平定日本战乱的信长来说，丹波、丹后的占领当然不只是为了消极防守。正因为丹波、丹后扼守山城北至山阴道、山阳道的通路，收下丹波、丹后，信长既可派军沿山阴道直扑西国各敌对大名，又可以南下配合南线的摄津，信长将可以从南北两路夹攻中国地区。所以，夺取丹波、丹后是克服了武田之患后的织田信长及实践其“天下布武”大计的重要一举。
从现存史料得知，在天正三年（1575）六月，也就是越前的骚乱即将爆发的时候，织田信长以该国的另外两个领主宇津家和内藤家没有跟随织田家为由，写信给早已服从织田家的丹波国领主，如川胜继氏、小畠常好等人，告知他们明智光秀即将前往当地讨伐宇津家和内藤家，要求他们配合光秀的调度：
内藤、宇津之事，乃因先年京都混乱之时开始（义昭、信长之争），对我方有逆心至今未休。因不得不当加诛罚，故指派明智十兵卫（光秀）出阵。汝方多方帮忙，而今次亦请尽忠出力。（《记录御用本所文书》所收织田信长朱印状）
内藤家是指丹波守护代，原本是在三好长庆的旗下，三好政权败走后留在丹波固守，在义昭与信长不和时，与赤井氏、荻野氏等一部分丹波国领主表态支持义昭。而另一个丹波国领主宇津家则因非法占领天皇的庄园，又不听信长返还的命令而被指为逆党。但是，对信长来说，在丹波真正的敌人并不是内藤、宇津两个小角色，而这两家也在同年九月被光秀平定了。
根据《信长公记》卷八的记载，九月二日，完成北伐越前的信长来到北庄城，并进行越前领土分封，到同月十四日下令在越前进行建城命令期间，光秀受命出兵丹波，同时，信长又下令成功拿下丹波、丹后之后，刚成为光秀辅员的细川藤孝将得到丹波内的桑田及船（舟）井两郡，而丹后国则将封给原丹后守护一色义道。藤孝是在之前受光秀引荐，又得到信长器重，在义昭西逃后加入织田家的。
看到以上的内容，不难发现信长对丹波的战后计划已经有一定的腹案，并可推想在天正三年九月以前，信长已经派光秀征伐丹波，不过因为越前的骚乱而延后。
虽然内藤、宇津很快被打败，收服丹波国的难度看似不大。但自战国时代开始以来，率先雄霸京畿十一国的三好长庆死后，丹波、丹后两国就一直处于群雄割据的局面，虽无独强势力，但由于各个领主势均力敌，又因地理因素，各个领主跟其他国的领主紧密联系，要确保丹波、丹后成功收归信长旗下，绝非容易之事。所以，被任命征服丹波的明智光秀对信长的重要性及其能力之大，自然不言而喻。
当时的丹波国共有六郡，即桑田、船井、何鹿、多纪、冰上及天田。信长拥护义昭上京时，桑田、船井两郡以及多纪郡的波多野秀治、秀尚兄弟以及内藤、宇津为了对抗当地的三好氏势力，一早臣从了义昭，但当信长打倒义昭后，内藤、宇津仍然支持义昭，两氏被平定后，波多野氏也倒向信长，真正的敌人其实是支配着丹波西部的冰上、天田、何鹿三郡一带的赤井氏和荻野氏。
赤井氏与同国的豪族荻野氏是同族关系，两家在永禄八年八月的天田郡和久乡之战中大败三好家臣——守护代内藤宗胜，令他们一跃而成丹波国的最强势力。当时他们的领袖是荻野恶右卫门直正。直正一开始是选择跟随信长的，而且获得信长许可他和同族们的领地（冰上、天田、何鹿）统治权不变。不过，元龟二年（1571）底，他们与邻国但马国的守护山名祐丰爆发战争。处于下风的祐丰急求信长出兵支援。掌控丹波、丹后两个的大战略以及救助山名祐丰，保住日后继续西征的阵地，信长决定结束与直正的友好关系，改为派光秀出兵讨伐。
当直正得知光秀来侵后，便联合石见的吉川元春（毛利元就的二儿子）和甲斐的武田胜赖，试图再组织一次织田包围网。同年十一月，光秀便正式出兵，联同波多野秀治等亲织田丹波国领主们攻击直正的居城——天田郡黑井城，史称“第一次丹波平定战”。
当时丹波国的形势对信长及光秀来说是十分有利的，整个丹波国在信长大军压境之时，如同孤立了赤井一族一样；当时邻国但马国的八木丰信就在同月二十四日写给吉川元春的书信中提到：“丹波国众过半倒向惟任日向守（光秀）了。”
然而，黑井城是建于山上的坚城，附近还有多个要塞互相呼应，即使是光秀，亦一时难以攻下。于是，光秀动员领主们筑起多个要塞，牵制黑井城和周边的要塞群。到了天正四年（1576）的正月十五日，光秀突然得知本为盟友的波多野秀治在毛利氏及本愿寺的唆使利诱下，突然转为支持直正，更从后袭击光秀军。波多野的突然倒戈使一众丹波国领主纷纷动摇，光秀军反而陷入孤立之中，使得光秀不得不从速撤退，于正月二十一日回到坂本城。
反胜为败的光秀看来并没有受到信长的斥责。有人或许认为，对付名声不扬的丹波小国却失败而归，信长都没有责备光秀，实在有点不妥。反观同时间在北陆道加贺国（今石川县南部），跟光秀一样跻身大名级别的别喜右近（簗田广正）因为被当地一揆围攻而大败，立即被信长在天正四年七月召回尾张，从此失去了信长的信任。
明明两者都在新的攻略地初战失败，但结果迥异，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这并不是信长有意偏颇明智光秀。丹波虽然没有棘手的大敌，但是丹波平定的重要性之大，并不能与别喜右近在加贺的情况相比，秀吉在同一时期进行的播磨平定战虽然同样重要，但与光秀平定丹波、丹后有所不同的是，光秀的攻略战并没有其他同僚可以倚靠，别喜有柴田胜家、前田利家、佐佐成政、不破光治等协助，秀吉则有荒木村重、池田恒兴等，但光秀只有细川藤孝，但藤孝当时也要兼顾京都北面的内政工作，不能全力支援。而丹波攻略战对于打开整个西国战线尤其关键，何况相比拥有长滨十二万石的秀吉，光秀当时的领地只有五万石左右，动员力及物资调集都比秀吉困难。因此，估计信长是对此有了十分的了解，才不追究光秀的初战战败。
叛离处处
第一次丹波平定战失败时，信长正主力对付大坂本愿寺及派秀吉平定播磨，开拓濑户内海（山阴道）战线，从侧面支援光秀的丹波、丹后攻略。直至再次进入丹波的天正五年（1577）十月为止的一年半时间，光秀在没有被信长狠责之余，更按照信长的指令参与包围本愿寺的今福之战、天王寺之战、杂贺征伐战及信贵山城之战。
信贵山城之战发生在天正五年（1577）八月，当时信长派遣柴田胜家、羽柴秀吉等率大军在手取川之战被上杉谦信大败，与此同时，本来臣服于信长的松永久秀则举旗叛变，并固守在大和信贵山城。
没有到加贺的光秀便与细川藤孝联合信长一同攻向松永久秀。十月一日，光秀与藤孝攻下信贵山城的支城片冈城，十月十日，光秀与信长嫡男信忠的本军一同包围信贵山城，松永久秀引爆城内火药自杀。曾叱咤战国一时的枭雄松永久秀最终与信贵山城同归于尽。
信贵山城之战后，大和国由国内另一个有力领主筒井顺庆管理，并在天正十年（1582）被编制成为光秀的助将，接受光秀的指挥。筒井顺庆的出现对于光秀往后的命运来说，是一个关键的存在，那时的光秀可能未必知道吧。
松永久秀死后，光秀马不停蹄地与细川藤孝等人在十月十六日回到丹波，进攻丹波龟山城（今京都府龟冈市），史称“第二次丹波平定战”。龟山城就是原本降服了信长的丹波守护代内藤氏的居城，但因第一次攻打黑井城失败，丹波国的局势再度不明朗。光秀与细川父子到达龟山城时，城主内藤定政已经病死，其家臣安村次郎左卫门拒绝向光秀投降，因此两方展开了三日三夜的激烈攻城战。光秀军战胜后，光秀得到信长给予全权的战后决定权，因此，光秀把内藤氏及其家臣团如四王天氏、并河氏等收到自己麾下，史称“丹波众”。龟山城之战后，中泽、小畠等丹波国人又纷纷倒向织田方。因此，光秀之后再次发起了平定战，同年占领了部分多纪郡，丹波东部至南部的大部分领土终于落到光秀手里。
光秀之后便把目光转向倒戈的多纪郡南端的八上城主波多野秀治。天正六年三月，光秀从坂本出兵到丹波，并在泷川一益、丹羽长秀的协助下包围八上城，又在城外周围的山上修筑了多个要塞。然而，其间因为本愿寺的战事，光秀等人仅留部分兵力留守，转向摄津协助攻战。之后虽然一度回到丹波，并攻下波多野的支城园部城；但后来奉命再次转战播磨，协助秀吉对抗别所长治，不久后又有姻亲荒木村重突然叛变。光秀这期间内东奔西跑，迟迟不能专心攻下丹波。
最终，在天正七年（1579）六月，包围一年多的八上城也因兵粮殆尽，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光秀为了成功铲除这个平定丹波的障碍，接受了波多野秀治、秀尚兄弟的投降。历时一年多的八上城之战也最终拉下帷幕。
说到八上城之战，就不得不提一个脍炙人口的逸话，就是传说光秀把自己的母亲送到八上城作人质，换取波多野兄弟出降，但因信长不承认波多野的投降，又以为光秀拿普通老妇假扮自己母亲作人质，信长为这种卑劣做法而大怒，结果把波多野兄弟杀死，事后光秀的母亲也被八上城的士兵杀死。这也成为后世指称光秀怨恨信长的一个理由。
这个说法出自江户时代的军记小说《总见记》，而这军记小说本身的可信度就很低，对此说法也早已经有人批评过了。其实，根据一些较可信的史料，我们可以看到极其不同的说法。《信长公记》卷十二就提及八上城之战：
丹波波多野之馆（八上城），从去年开始被惟任日向守包围，馆外三里都挖了壕沟，笼城自守的士兵即将饿死，便食树皮、叶片，后来连牛马都食光了，忍受不住的城兵试图逃走，但被一一斩杀。波多野兄弟亦中计被缚，实在智谋卓越，神妙之事也。
另外，同时间光秀写给丹后国人和田弥十郎的书信中亦提到：
八上（城）之事，不断有愿以退出城池而救己命的请求，而城中笼城的兵士中也有四五百人饿死，逃出城外的人面青浮肿，已经不似人形了，相信只要多五至十日，必可攻下此城。（《和田文书》）
虽说数日内可攻下八上城略嫌夸张，但从以上两节文书，可见当时光秀方利用断粮的方法迫使八上城走入绝路，城中的士兵也被光秀的断粮之计害得形容枯槁。后来，光秀便以“计策”生擒了波多野兄弟。那么，既然光秀已采用断粮包围之计，根本就没有拿老母作人质去请对方主将投降的必要吧？而且从光秀写给和田的书信里，明显看到光秀拿下八上城的决心，甚至不惜饿死敌兵，所以用人质换取投降应该是不太可能的。在没有旁证的支持下，恐怕以上的说法不过是道听途说罢了。
看到八上城之战的打法，各位读者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以断粮之法打倒敌人，最有名的当数秀吉的鸟取城之战，虽然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明显这招不是秀吉独创的打法，光秀也是深明谋攻之法的。
八上城被攻破前后，光秀已经分兵攻下了冰上郡的冰上山城及宇津城。换言之，随着八上城的投降，丹波只剩下天田郡的赤井一族而已。
但当时的荻野、赤井两家已经因荻野直正的病死而失去强大的号召力，因此，光秀率先攻下黑井城的支城——鬼城，城将赤井忠家投降。八月九日，直正之子直义最后抗战失败而降。终于，历时四年的丹波平定战也大功告成。战后，光秀命令因战乱而逃走的农民回到本居之地，开始实行管治。然后，光秀为了确保胜利的种子得以开花结果，于是将一族及重臣们分派到丹波各个要冲；从史料中所看，确认光秀任命同族的明智藤右卫门为八上城将，女婿明智秀满到福知山城，以及重臣斋藤利三到黑井城。
与此同时，光秀也收到信长的感谢状，内容为“长期在丹波，其间粉身碎骨之无数功劳，实无人能比”。这可算是对光秀最高的赞辞，亦难怪之前提到天正八年（1580），信长写给佐久间信盛父子的责备状上就提及“在丹波，日向守（光秀）的奋战，为我在天下面前保住颜面”，这再次证明丹波、丹后的平定，对于信长及其“天下布武”大计来说，绝对有十分大的战略意义。
天正八年八月，也就是信长的老臣佐久间父子信盛、信荣被放逐的同一个月，光秀终于得到丹波平定战的恩赏。信长把光秀用了四年亲手攻下来的丹波一国封给光秀，助将兼好友细川藤孝则得到丹后一国。这次加封的不同处在于，光秀得到的是纯利的加封而不是转封。
以同为织田家将的前田利家为例，在就任越前府中城主之前，利家是尾张荒子城的城主，后来转到越前府中后，荒子城就改封给了他人，而当利家就任能登国的诸侯时，越前府中城也改封给同僚菅屋长赖，但光秀则是在保留志贺五万石的同时，得到丹波二十九万石，这可反映利家与光秀之间的待遇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