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欧公投为欧洲的梦魇揭开序幕

2016年6月23日，一场决定欧洲命运的世纪性公投登场，超过3000万的英国选民涌入投票所，为他们自己国家的命运，同时也为欧盟的前途投下关键的一票。这场举世瞩目的公投的投票率高达71.8%。投票结果超出许多观察家的预测，赞成脱欧的居然以51.9%的比例击败选择留欧的48.1%，世界为之震撼。

尽管在投票前夕从奥巴马到默克尔，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到美联储委员会主席耶伦女士，从金融大鳄索罗斯到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共同警示英国“脱欧”的严峻后果，但这些西方社会主流精英已经明显失去了英国基层民众的信任，再多的理性说服与深情呼唤，都劝阻不了心意已决的英吉利海峡对岸的“疑欧”选民。

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揭晓之后，许多西方主流媒体评论都责怪那些支持脱欧的选民不理性，认为他们根本不理解脱欧议题的复杂性，只是被民粹派政治人物误导。这些批评不无道理。但是，他们在事前无法预见公投的结果（如果能够预见，卡梅伦首相就绝对不敢进行这场政治豪赌），这场令他们错愕的公投反映出欧美社会主流精英与基层民众脱节太久，即便痛定思痛，他们仍无法充分理解“疑欧”选民的不满心理。

有三层因素激发多数英国民众选择脱欧。浅层因素是欧洲的长期经济衰退，难民与非法移民问题日益严重，以及“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分子趁机而入；中层因素是欧盟体制设计的先天缺陷，以及过去10年成员国扩张过于快速；而深层因素则是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与风险分配极度不均，让所有欧洲国家都面临社会裂解不断加深的危机。

其结果是，一个英国分裂成两个社会：一半的人拥抱欧洲一体化，另一半的人未享其利却先蒙其害。在伦敦金融区上班的专业人士，享有优渥的待遇与分红，可以尽情享受伦敦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与异国美食，并充分利用欧洲一体化带来的便捷与商机。他们搭上“欧洲之星号”高铁，两小时一刻钟以后就抵达巴黎北站，然后到香榭丽舍大道与乔治五世大街交会口附近的名牌旗舰店大肆采购一番。相形之下，伦敦众多的中低阶层白领劳工却被不断飙涨的高物价与高房价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被排挤到距市中心一个半小时通勤的远郊，每天要搭乘又慢又旧、常发生事故、票价又不断飙涨的通勤火车，通勤支出平均高达上班族月薪的17%。几条铁路都是在撒切尔时代全面民营化的，私营铁路公司只想拉高投资回报率，完全无心于提升质量、更新设备或确保轨道运输安全。

欧盟作为超主权管辖体制的一场超大型制度试验，本来就成败难料。欧盟框架为成员国提供单一市场、统一货币、劳工自由移动、基本人权规范，以及生产与消费环节和环保领域的大量统一立法，但财税权、金融监管及各类执法权仍归各国所有。将传统主权国家的职能进行这样的分割，并无先例可循。

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联盟条约》）生效之初，仅适用于共同体12个原始成员国，其中德、法、英、荷四国为欧盟初期运作的成功奠定了基石。这四国经济体制健全，工资水平差距不大，有深厚的法治传统，不需要强大的外部约束即可自觉维持财政纪律与金融秩序。只有体制较弱的西班牙与葡萄牙需要西欧拉抬与布鲁塞尔的督促。

2002年欧元正式上路，两年内就在国际货币体系内坐稳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的宝座。欧盟试验初期的成功，让欧洲政治领袖对体制设计过于自信。从2004年开始，欧盟快速扩张，吸纳了大量的南欧与东欧国家。但是，大多数新成员国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与西欧差距悬殊，财政纪律不佳，金融监管松弛。在欧元币值信用与欧洲央行隐性担保的大伞掩护下，这些国家一度享受到借贷成本大幅降低、投资热钱大量涌入的甜头。结果是消费信用急速扩张，资产泡沫加速膨胀。当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欧盟体制设计的缺陷就暴露无遗，欧债危机席卷欧洲。

欧债危机激化了成员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的矛盾。期待债务减免的南欧与坚持维护债权的西欧之间冲突不断。经济长期衰退也让欧盟财政纪律规范难以执行，生硬追求财政平衡反而导致经济收缩变本加厉，尤其是在被迫进行财政撙节的这些国家，反欧与脱欧的声浪节节升高。

成员国之间生产力增长速度始终存在严重落差，导致欧洲内部结构性经济失衡问题越来越严重。德国产业竞争力一枝独秀，长期独享巨额贸易顺差，撑高了欧元的汇率，却严重压缩其他国家的潜在增长率。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之际，柏林仍一直坚持实施保守财政政策，更不断加大了欧元地区通货紧缩压力。

在各国失业率普遍攀高之际，东欧移民不再受到西欧欢迎；当北非与中东难民大量涌现时，开放边境政策更饱受质疑；最后，一连串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让反移民的情绪濒临失控。

英国脱欧公投给新自由主义政策路线一次重击，这个极右派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90年代席卷全球，成为加速全球化与区域整合的指导思想。历史的逆转经常以极具讽刺的形式出现。英国是孕育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发源地，也是新自由主义革命的试验田，30多年之后却是由英国民众首先发难，阻挡经济一体化趋势，撒切尔夫人若是地下有知，一定难以瞑目。

英国脱欧与特朗普的当选，预告了过去30多年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与游戏规则都将被迫修正。全球化必须与包容性增长的目标相结合，经济利益受损者必须获得合理的补偿，弱势群体的需求必须得到更好的照顾。英国的脱欧也预告了欧洲的梦魇已经开始。在英吉利海峡对岸，长期高举脱欧大旗的法国“国民联盟”跃跃欲试，反欧盟的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已经挤入执政联盟。在不少中欧与南欧国家，“脱欧”势力也蠢蠢欲动。

从特雷莎·梅接下首相职务开始，英国与欧盟展开了一场长达三年的马拉松式谈判。特雷莎·梅首相使尽浑身解数也无法从布鲁塞尔那里得到可以让英国民众满意的脱欧方案。她在2018年12月向议会提出的协议草案遭到否决，连保守党的议员都弃她而去。这场“离婚谈判”注定难以善了，因为欧盟领导人意志坚定地要让英国选民为自己的错误抉择付出可观的代价，他们心里很明白，绝对不能让英国顺利脱欧，否则会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使欧盟危在旦夕。在英国议会否决了梅首相的提案后，欧盟领导人关起门来拒绝了英国政府重开谈判的请求，布鲁塞尔宁可让英国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硬脱欧，并宁可让英吉利海峡两岸共同承受硬着陆带来的混乱与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