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选题意义与相关概念界定
一、选题意义：自然经济与货币经济之争
货币对于社会的运转与经济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想要探求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问题，就决不能忽视货币这一重要因素。彭信威曾说过：“研究货币史，总的目的是为帮助理解历史。”(1)我们现在对于魏晋南北朝货币史的研究，也有着同样的用意。
魏晋南北朝作为我国历史进程中极为重要的发展阶段，上承秦汉文明，下启隋唐盛世，处于古代两个发展程度较高的封建王朝之间。战国时期，随着“工商食官”局面的打破，以及私营手工业的发展，商品交换日趋频繁，社会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之景象。此时，货币流通的深度和广度均得到显著提升，有学者指出：“货币经济的确立，使两千年前的战国时期，出现了我国古代货币流通的一个繁荣兴盛的高潮。”(2)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遂废除之前形态各异的货币，统一发行了半两钱。汉代封建集权制度进一步加强，西汉元鼎四年（前113），汉政府将铸币权收归中央，专令上林三官铸造五铢钱。至此，统一的货币制度最终建立，此后货币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汉代货币经济的发达程度，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首先，黄金具备了货币职能，并在此时期达到了一个新的流通高峰。就史书记载而言，黄金被广泛地应用于日常交易、宫廷赏赐、贿赂、馈赠，甚至是罚款或赎罪等方面，特别是大宗用金的情况较为常见，有时一次的使用量便动辄数百斤、千斤，更有万斤者。(3)有学者统计，仅《汉书》中所记载而有明确数目的赐金，就有九十万斤，合现代二十七万七千三百三十八公斤。(4)如众所知，黄金属于购买力较强的贵金属货币，王莽统治时期，黄金兑换铜钱的比值为1:10000，(5)数量如此庞大的黄金进入流通市场，而且又积极地适应了各种交易环境，这无疑是货币经济高度发达的反映。
其次，铜钱的铸造量亦十分惊人。《汉书》卷二四《食货志》记载：“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6)二百八十亿万具体所指为2800亿文。如果我们以元鼎四年至元始五年共历118年来计算的话，西汉政府年均铸钱量约为24亿余枚。这是十分惊人的数字，有学者曾作过较为生动的对比：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三朝92年间共铸钱249亿多枚，平均每年不过2亿多，还不及西汉的十分之一。(7)近年考古出土的钱币实物也证实了史籍中的记载，仅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五铢钱就有200万枚之多。(8)如此惊人的铜钱铸造量，同样体现出汉代货币经济的高度发展水平。
由上可见，货币经济的兴起发轫于战国，秦汉时期持续保持着这种上升趋势，并且在西汉时达到了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高峰。但是，进入了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阶段，便出现了另一番景象：“长期延续的上升曲线即徒然折而下降，不仅是一落千丈，而且是一蹶不振，在这一次衰落凋敝之后，久久未能恢复到固有的水平。”(9)全汉昇曾有过这样的描述：
汉末以后，中唐以前，一共五百多年的中古时期，实在是一个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时代；他有别于此时期之以前（汉代）货币经济的相当发展，更有别于此时期以后货币经济的兴起。(10)
中国在汉末以后的五百余年内，并不是完全没有钱币的流通，不过钱币流通的数量非常之少（有时甚至等于零），故实物货币乘机取钱币的地位而代之而已。(11)
自“中古自然经济”这一概念提出之后，学术界相当一部分论著沿袭了该论点，并将其绝对化，认为魏晋南北朝属于自然经济时代。(12)但是，多数学者似乎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全先生在定义中并未将货币经济与自然经济截然分开，而只是讲在某一时期某种经济占有相对优势，因而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形式。”(13)
与此同时，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此时期“货币使用并未中止……自五胡乱华到北魏太和一百七八十年间，虽没有钱币的使用，但布帛使用却很普通。布帛与铜钱实都具有货币的性质，用帛不用钱，只是货币使用方式的改变，不是向现物交易的逆转”。(14)何兹全也随之提出了相同的看法：“此点（笔者注：自然经济的观点）实以北方中原地区为对象而论，若以长江流域而言，则不能不承认其交换经济及钱币使用的发达。”(15)台湾学者王怡辰进一步补充道：“这个说法简化了西晋、五胡、东晋、南朝、平城时期北朝、洛阳时代北朝、山东关中并列的北朝之间的个别差异。事实上光是南朝和北朝间，政府的赋税、民间交易的媒介、甚至货币的供给量等，都有悬殊的落差，不能以五胡北朝或北朝前期的经济环境，来推论南朝也是如此。”(16)
大约同时，日本学者也注意到了该问题，并提出“中国古代货币经济盛衰论”这一观点，其核心内容与“中古自然经济”概念相吻合，认为：中国古代货币史基本上始于周代以前（东周灭亡以前），至前汉前半期以此为核心的经济达到高峰后进入衰退。(17)吉田虎雄在1933年出版的《支那货币研究》一书中最早阐述了这样的看法，他说：“随着后汉末以后佛教东渐，流行将黄金作为器物和装饰品，而作为货币的黄金总量则减少。与此同时，用做钱的原料的铜资源的产量也随之减少。所以自魏晋以降，多采用布帛、谷物进行交易。”(18)宫崎市定则将战国秦汉划为货币经济繁荣期，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则为不景气时期。(19)
那么究竟是“自然经济”，还是“货币经济”？梁方仲针对这一问题曾有如下论述：
铜钱的势力，在两晋南北朝时始终存在的，尤以南北朝时铸造新钱数之多，更可想见。所以过分强调实物交换的比重是不应该的，但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实物货币在当时的重要。实物货币的流行，虽然不能遽即视作自然经济的恢复，但无疑直接表露出货币的落后及其紊乱。(20)
由此可见，梁先生基本否定了“自然经济”这一观点，同时也并未明确支持“货币经济”，只是认为此时期货币经济较为落后。台湾学者陈彦良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并引入当代科学哲学关于“范式”（paradigm）的学说加以理解，(21)进一步指出传统两派论点存在的问题，诸如：1．以往的学说缺乏严密的理论与思维框架。2．没有对“货币”一词进行明确的概念界定。3．对中古时期曾经多次经历的通胀与通缩现象关注较少。4．大都忽视了各个朝代之间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与前代货币铸造量是否影响到后代的情形。(22)与此同时，日本学者柿沼阳平也按照这一研究思路，对“中国古代货币经济盛衰论”进行批判，认为以往的研究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部分中国古代货币经济盛衰论者支持的“汉代货币经济＝铜短缺时期”的理解，本来就有进行实证性考察的余地。第二，未能充分注意到货币之间的关系。第三，对经济的地区差异关注不够。第四，只以钱和黄金作为“货币经济”的结构要素，没有充分关注“现货货币”（非金属货币）的存在。第五，“货币量的减少＝货币经济的衰退”的论证法本身在经济学上尚有考察的余地。(23)
实际上，无论是“范式”之辨析还是“盛衰论”之批判，仍然属于对传统研究的进一步深耕与发掘，而并非一个全新的解决路径。熟谙中国史研究的学者大都明晰一个道理，即：相当一部分历史事件的记载在史籍中均存在多面性，有时甚至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正、反两种对立面。单就魏晋时期货币经济这一问题而言，我们既可以从史料中找到大量使用实物货币的记载，也同样可以整理出诸多金属货币兴盛的记录。即便可以明确地量化与界定出，物物交换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占据多少比例才算是自然经济，抑或是金属货币的流通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拥有多大的分量才算得上是货币经济，我们似乎也很难回答魏晋时期究竟属于自然经济还是货币经济这一根本问题。其实，对于解决某一历史时期究竟属于何种经济发展阶段这样的课题，20世纪30年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J. H. Clapham就已经指出其研究的局限性，他说：
Hildebrand的学说，假定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及信用经济三个阶段次第相续。这一说应用于历史上的弊病就是：把某一时期叫作自然经济时期，很容易忽略了同时并存的别种经济样式的证据。比方说，为要证明北欧中古初期不是纯粹的自然经济时期，已经费了长期的研究与争论。而且，自然经济一词，可以包罗极端简单的和极端复杂的经济制度……除却史前期及最早的历史期以外，使用货币与不使用货币的社会往往同时并存。自然经济的遗迹，在使用货币的社会里，无论是过去或现在都看得见。某种形式的信用在多数文化的早期也多少已经有了，却从未在任何时期占绝对支配地位。因此，要想把某一时期的某一社会规定为某一阶段，在事实上、程度上都是一个繁难的问题，不大值得探讨。(24)
有鉴于此，今天我们对魏晋南北朝货币展开的研究，绝不应该再度落入旧有的窠臼中去，因此本书的研究目的也绝不是为了回答到底是哪种经济占据了优势地位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总而言之，只有在原来的基础之上，开辟新的研究方向、使用新的研究方法，才可能拓展出更有价值的学术空间，最终实现“更好的理解历史”这一研究初衷。
于是，我们将目光更多的转移到了货币本体之上，通过对于钱币实物的研究，使我们增加了较为直观的历史认知，进而以此作为出发点，重点探索钱币的铸造与发行、货币政策、货币流通以及货币思想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对魏晋南北朝的货币展开多角度、全方位的综合考察，在深入剖析某一时期，甚至某一种货币的历史渊源、形态特点、流通规律等具体问题的同时，又尝试将其与背后的历史环境相结合，进而揭示魏晋南北朝长达近四个世纪的货币发展历程及其演变规律，最终呈现出一个较为完整的、立体的货币发展史。当然，学界对上述内容并非完全没有涉及，只是因研究视角不同，或是缺乏整体性、深入性的研究，以至于目前仍然存在进一步挖掘的空间，正因如此，我们才应该就魏晋南北朝的货币问题做出更加努力的尝试。
二、相关概念界定
在魏晋南北朝史与中国货币史研究领域，与之相关的一些基础性课题仍然存在着一定分歧，因此在写作之前，有必要对本书中涉及到的一些词汇与概念进行明确地界定。
（一）魏晋南北朝的起讫时间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由若干朝代名称组成的统称复合名词，魏指代曹魏政权，虽然魏是三国之中较为重要的国家，但它并不能完全代表三国，必须加上南方的蜀汉和孙吴政权，才可以称之为三国。晋包含西晋与东晋，之后的五胡北朝与南朝则并称为南北朝。因此，本书所谓的“魏晋南北朝”应该包括三国时期、两晋时期、五胡十六国北朝时期与南朝的宋、齐、梁、陈时期。
魏晋南北朝的时代上限，有学者认为应该定在黄初元年（220），这一年曹丕称帝，以魏代汉，结束了汉朝四百多年的统治；也有学者认为其上限应该定在东汉建安元年（196）：“建安元年曹操挟持汉献帝迁都许昌，是新的历史形式的一个开端，是三国序幕的开始。”(25)曹丕称帝，只不过是三国政权的形式化，所以本书采取建安元年为魏晋南北朝的上限时间。至于下限时间，也有多种观点，如隋建国（581）与隋灭陈（589）两说。我们认为后者较为合适，因为隋朝建国之初，全国并未统一，南北朝的对峙局面亦未结束，因此隋建国不适合作为魏晋南北朝结束之下限时间。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及其相关问题，我们在研究的同时，必然不会把时间范围绝对割裂开来，局限于建安元年至隋灭陈统一全国这一历史阶段。我们既要把整个魏晋南北朝货币的诸多问题拿出来作专门的分析与研究，同时也要把它们都放回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去考察其变化与规律，为了兼顾始末，我们经常会向上追溯至两汉时期的货币渊源，往下考察隋末唐初的货币影响，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对魏晋南北朝的货币问题做出更加深入、完整的研究。
（二）动与静的联合考察：货币史、钱币史的区别与联系
众所周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任何一门可以称之为科学的学科，都必须具有自身所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货币史与钱币史均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门类，当然也不能例外。如果我们想厘清货币史与钱币史的区别与联系，就必须先要明确界定货币与钱币的内涵。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能经常会把货币与钱币二者互为通用，认为货币就是钱币，钱币等同于货币，但实际情况则不然。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马克思曾对货币下过定义：“作为价值尺度并因而以自身或通过代表作为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的商品，是货币。”(26)由此可知，流通手段是货币的基本职能之一，而货币的其他职能也都是通过商品流通而显现出来的，“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27)换言之，离开了流通领域，货币的职能将荡然无存。
关于钱币的定义，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钱币是具有专用货币形制的非流通意义上的货币。”(28)此观点不仅强调了钱币的“非流通”特性，而且又从货币形态上将钱币与其它实物进行了区分。在此基础之上，有学者进一步补充道：“钱币区别于货币最明显的特征是其非流通性。它体现货币的形制、轻重、色泽、成分、图案、文字、材料、真伪，无需通过商品流通就存在。”(29)我认为这一观点是非常正确的，既明确了钱币所具有的“货币”形制特点，又强调了与货币“流通性”的区别。
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实际情况，我认为货币主要包括金属货币与实物货币两大类：金属货币主要由金、银充当的贵金属货币和以铜钱为主体的贱金属货币两种形式而组成；实物货币的内涵则较为丰富，只要是处在流通状态下且具备货币职能的一切商品实物，均可称为实物货币，它既包括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又涵盖各类手工业商品，诸如布帛、缣绵，甚至在孙吴统治时期食盐也曾一度成为实物货币。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上述各类货币一旦处于非流通状态，或者退出流通领域，它们的货币职能将会立即消失，贱金属货币则变成具体的铜钱，也就是钱币的范畴；贵金属货币转化为具体的金、银，实物货币退回至实物状态，我们也将直接称其为粮食或布帛。(30)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只有专用货币，如铸币、纸币，在离开流通后仍自成一类，它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钱币。”(31)
通过厘清二者的内涵，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货币与钱币的区别。基于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货币学与钱币学的相关问题。总的来说，货币学是研究货币流通理论的学科，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其研究对象为处在流通领域中的钱币，及其随之而产生的一系列诸如货币购买力的变动、物价的涨落、货币政策与货币思想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学现象。而钱币学则属于研究钱币形态理论的学科，其研究对象为处在静止状态（非流通状态）中的钱币，换句话说就是对钱币本体的研究，包括钱币的形制、轻重、文字、图案、币材、铸印技术、辨伪等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讲，钱币学属于从文化角度开展研究的一门学科。
为了更深入的理解货币学与钱币学的内涵，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察二者的历史渊源。货币思想作为货币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是人们对处在流通中的货币进行相当长时期的不断观察、认识后才产生的，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国语·周语下》记载周景王二十一年（前524）将要铸造一种大钱，单穆公（单旗）作为景王和敬王的卿士，表示反对，他认为：
古者天灾降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振救民。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币而行之，亦不废乎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若匮，王用将有所乏，乏则将厚取于民，民不给，将有远志，是离民也。且夫备，有未至而设之，有至而后救之，是不相入也。(32)
由上可知，单旗认为货币的起源是因为“天灾降戾”，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不明白货币是商品流通的自发产物，而将货币的产生归于统治者的主观意识。但是单旗对于货币职能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他认为货币的职能是“量资币”（量度物资和货币）、“权轻重”（用货币权衡商品的轻重），这便与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个职能极为相似。此外，单旗还提出了他的子母相权理论，“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币而行之，亦不废乎重，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其主要含义是钱币的重量要适合商品流通的需要，由于商品的价值有高低，钱币的重量也应分成等级。(33)虽然单旗的“子母相权”理论与近代经济学上的主辅币关系是内涵不同的两个概念，但是他对货币职能、货币流通等相关问题的阐述，可视为我国古代货币思想之滥觞。
战国时期也有一部分货币学的相关内容被保留了下来，诸如商鞅及其学派的代表著作《商君书》、稷下学派所推崇的《管子》等等。到了西汉时期，由于货币经济的快速发展，随之出现了更多的货币思想，包括货币的起源、货币的铸造权、货币的作用以及国家利用货币控制商品流通等方面的内容，均有较为精辟的论述，这其中尤以贾谊的垄断铸币权论、司马迁的货币起源论、盐铁会议上的铸币权之争为代表。以上提及的学派及著作，作为我国早期形成的重要货币理论，对促进当时社会经济之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在我国货币史上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之后的货币学发展，经历了漫长时期，这些文字大都保存在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部分篇章里，为我们研究货币史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
与货币学相比，钱币学的研究则起步较晚。南朝萧梁时期吴郡（今江苏苏州）人顾烜编撰了一部《钱谱》，据南宋洪遵（1120-1174）所著《泉志》一书记载：“梁顾烜始为之书，凡历代造立之原，若大小重轻之度，皆有伦序，使后乎此者可以概见。”(34)《隋书·经籍志》在辑录顾氏《钱谱》之外，还增加有《钱图》一卷。(35)由此可见，至迟在南朝萧梁时期，已经有人开始关注历代钱币铸造的缘由、钱币的大小轻重等问题，并且形成了拓印摹绘钱币图案的基本研究方法，这些对钱币本身的探索，属于钱币学的研究范畴。
由于注重钱币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忽视了相关制度研究，此后的钱币学并未走上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反而成为隶属于传统金石学的一个附庸门类。民国时期仍有学者认为：“古钱学为金石学之一种，考古者每喜研究及之。”(36)中国近代考古学建立之后，因古钱与考古学科所研究的对象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随之又成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之“古钱学”条目云：
以古代钱币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又名古泉学。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在国外，也包括研究为纪念某事件和人物而制做的纪念章和徽章之类。主要研究历代所发行的金属货币和钞币的形制、大小、风格、铭文、成分、机能及艺术价值。尤以货币的单位、重量等为主要课题。与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美术史学等均有密切联系。(37)
可见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钱币学还没有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均处于探索阶段。虽然彭信威在1954年就提出了“钱币学”的概念(38)，但是并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1982年，中国钱币学会成立，随着相关成果的与日俱增，钱币学在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影响，并不断扩大。1999年，新版《辞海》增添了“钱币学”这一辞目：
钱币学旧称“古钱学”。研究历代钱币的学科。过去以研究古钱为主，故称“古钱学”。建国后研究范围扩大，包括了当代钱币，并兼及其他有关文物，故改称“钱币学”。古钱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就钱论钱，钱币学则从研究钱币实物及有关文物出发，进而探索钱币发展规律、历史作用、文物价值和社会意义等。(39)
现在看来，《辞海》对钱币学的解释是正确的，我们今天对钱币学的研究也基本上沿用了这一方法。钱币学的研究范围既包括古代钱币，又涵盖了当代钱币。举例而言，当代钱币学研究人民币的版别、印刷防伪技术等方面，这些都是属于对钱币本身的研究，而当这一张人民币处在流通状态中，随之而产生的一系列经济学的问题，又属于当代货币学的研究范畴。那么，与当代钱币学对应的古代钱币学，我们可以称之为钱币史；同一道理，与当代货币学对应的古代货币学，则可称之为货币史。
综上所述，货币史与钱币史既有不同的研究对象，也有不同的研究范围，当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与达到的研究目的也是不相同的。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二者应该绝对割裂开来，各行其是地进行研究。相反，货币史更应该与钱币史紧密结合，并互相补充，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得出更加真实、可靠的结论。在此，我们兹举一例进行说明。
物价的变动属于货币史的研究范围。《晋书》卷二六《食货志》记载：“及献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铸小钱，由是货轻而物贵，谷一斛至钱数百万。”(40)依据此条史料，我们可以知晓，汉末初平年间，董卓铸造了一种小型钱币，导致了物价上涨，“谷一斛至钱数百万”。如果我们仅仅依据史书中的记载，恐怕很难对此次物价变动的原因、影响等情况有一个较为全面、真实的理解。彭信威指出：“物价上涨，不一定是由于货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商品本身价值的变动。但在货币价值变动引起物价变动的时候，那就需要了解钱币变质的情形，才能把问题弄清楚。”(41)《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对这种小钱的特征进行了描述，称此钱“大五分，无文章，肉好无轮郭，不磨薜”。(42)即便如此，这也仅仅是对钱币外在的形制特征所展开的描述，我们从史料中既无从得知之前流通钱币的标准重量，也无法详细考证董卓所铸钱币的重量究竟存在多少偏差，因而这一课题就很难继续深入下去。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利用钱币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去辅助解决这一问题。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曾经铸造过一种五铢钱，史载“复修玉堂殿，铸铜人四，黄锺四，及天禄、虾蟆，又铸四出文钱”。(43)依据钱币学者的研究，认定一种背面内外廓有四条相连线条的五铢钱为这种“四出钱”，这是东汉政权铸造的最后一种钱币，上海博物馆就收藏有这种五铢钱实物，其中体型最重者为4.3克，最轻者为2克，平均重量在3克之间。(44)四出钱曾经大量铸造，“钱果流布四海”，(45)成为当时市面上广泛流通的一种金属货币，于是我们取此钱的平均数值作为汉末时期钱币的标准重量。与之同时，董卓铸造的钱币，从考古出土实物中也可以得到认定：1987年，河南许昌汉魏故城发现大型钱币窖藏，共出土铜钱335公斤。其中有11310枚小钱穿广径小、肉质薄劣，最大直径17毫米，最小者不足10毫米，一般重量不足0.5克，无内外廓，或无文字、或文字漫漶，不足以辨认，这种劣质小钱被钱币界认定为董卓所铸之钱。(46)
依据上述可知，董卓铸造的这种劣质钱币，币材不良、体型轻薄，较之汉末标准五铢减重达4-8倍。依据经济学领域的一般认识：“标明重量的货币，在不改变其法定重量前提下，有意识地减少钱币本身的重量（即实际重量仅为名义重量的几分之一甚至更少），造成货币贬值，使钱币的购买力降低，引起物价上涨，形成通货膨胀。”(47)此时，我们便可以落实史书中的记载，认定此次物价上涨属于人为原因，是由货币减重而引起的。至于上涨的程度，亦应在4-8倍这一范围之间。
既然粮价出现了大幅上涨，那么涨后是多少呢？是否像史籍中记载的那样，飙升至数百万。这里我们先对之前的粮价做一详细考察，关于两汉时期粮食的价格，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材料。西汉宣帝元康四年（前62），“谷石五钱”。(48)元帝永光二年（前42），“京师谷石二百余，边郡四百，关东五百”。(49)王莽统治时期，社会动荡，粮价大涨，“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洛阳以东米石二千”。(50)此外，居延简中也保留有一些记载，如《居延汉简释文合校》167.2记曰“粟一石，直百一十”，同书276.15又记，“出钱四千二百卅五，懀得粟五十一石”，平均每石约为八十三钱。(51)东汉时期，明帝永平十二年（69），“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粟斛三十”。(52)章帝建初年间（76-84），“南阳大饥，米石千余”。(53)到了安帝永初四年（111），国家形势严峻，粮价升至最高纪录，“羌寇转盛，兵费日广，且连年不登，谷石万余”。(54)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整个两汉时期，粮价一般稳定在三十钱至百钱这一范围之内，只有在极端情况之下，才会升至千钱，至于“谷石万余”这类的记载是否可信，由于史例太少，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目前，我们先把粮价定在1000钱这一标准，这已经是两汉时期的制高点了。以此为基础，升高8倍，则价格为8000钱，距离史籍中“谷一斛至钱数百万”的记载，还有巨大的差距。
此外，我们再来看这句话本身，“谷一斛至钱数百万”，这里的“钱”所指为董卓新铸造的小钱，如果均以每枚0.5克来计算的话，“钱数百万”就至少要消耗掉近500千克重的铜料，500千克铜材的价值等同于一斛谷，这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通过上述论证，我们断定史书中“谷一斛至钱数百万”的记载并不真实，属于史家对此次物价飞涨的一种夸张描写。
至此，我们可以对汉末物价上涨的情况有了一个更加全面、丰富的认识，通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货币史与钱币史二者紧密结合的重要性。在实际研究中，我们既要对历史上的钱币作静态的分析研究，又同时需要把它放入到整个社会经济环境中去作动态的考察，二者相辅相成、“动静结合”，才能使我们在探索魏晋南北朝货币史的道路上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