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在1963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据说堪称“全球史”或“新世界史”的诞生标志。⁽²⁾的确，我们应该注意到，该书有这样一个副标题：“人类共同体史”（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要理解《西方的兴起》何以算得上“全球史”的诞生标志，并不容易。显然不能说，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历史现象，便足以开创世界史的新样式。着眼高度宏观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的历史叙事，是18世纪以来的世界史名家都有的本领。

如果说颠覆史学的“欧洲中心主义”是作为世界史新样式的“全球史”的关键特点，那么，麦克尼尔用“西方的兴起”这个主标题凸显现代欧洲文明具有的“普遍历史”意义，就很难说他摆脱了通常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

如果说从以国家为本位转向以人类日常社会生活为本位是“全球史”的标志，那么，麦克尼尔的这部大著以西方现代国家的生活方式为本位，显然并不符合这条标准。

在笔者看来，《西方的兴起》之所以算得上“全球史”的诞生标志，是因为麦克尼尔信奉诞生于18世纪的“世界公民论”（the cosmopolitanism）。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中宣称，这是他确信不移的“说服力极强的信念”。⁽³⁾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当今的“全球史”编撰学才得以宣称颠覆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习性，呼吁从国家本位转向人类日常社会生活本位。

眼下我国史学界热情满怀地与当代西方的“全球史”史学接轨让笔者想起：早在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问世之前13年，施米特的《大地的法》（1950）就已经开创了一种“全球史”，而且实实在在颠覆了政治史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⁴⁾ 但与晚近的“全球史”研究取向不同，施米特仍然持守以国家为本位的传统政治史学品格，并不把人类日常社会生活或社会结构的变迁之类的现象视为世界史研究的首要关切对象。

值得思考的问题来了：以国家为本位的世界史研究，何以可能颠覆史学乃至人文学其他学科中的“欧洲中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