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建于可补正风脉之处

如果按坐落地址分，中国佛寺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在都市；二是在山林；三是在村落。长治浊漳河流域并无大的都市，府治所在地可能就是该地最大的都市了。此外，县城也可勉强称为都市，乡镇则已与村落无异。位于都市的寺院虽然存在，但由于相关的资料较少，难以分析其选址原则，但应该和村落选址原则相同。此外第三节也有部分内容涉及了都市部分，此处特予说明。

在长治浊漳河流域，许多佛寺位于村落。民众认为寺院给村落、民众带来了好运：

村之遐迩，受其庇荫久矣。[20]

壶关县河西村有永兴庵，早就被村民视为村运的保护者：

诚之所孚，无感不应；神之所格，有叩必灵。每岁春祈秋报，连年风调雨顺，传至数百年矣。[21]

该村地惬人稀，但仍然花费数千金修建了永兴庵。寺院对村落的保护作用，当然可以通过民众的祈拜活动实现。但同时，民众认为，寺院本身就有避邪聚福的作用，适当的建筑位置会增强这种作用，使寺庙起到补正村落风脉的作用。在民众眼中，如果风脉出了问题，整个村落的发展就会遇到困难。此时，民众就要对其进行补正：

脉之涣者宜豫为之萃，气之缺者宜早为之补。[22]

以神灵之威补正风脉是通行的做法。当佛教传入民间后，它就和中国民间信仰交融到了一起。早期佛寺很少参与到民间的春祈秋报之中去，但随着它与中国民间信仰关系的深入，这种情况也被打破。从现有资料来看，在长治浊漳河流域，明清以前，少见有专业性寺院融入民众日常生活祭祀的情况，但此后，这种情况明显增加。除山林与都市之外，乡野村落也是中国佛寺的分布区。而且，这部分寺院所占的地域范围更广。长治浊漳河流域许多寺院就建立在村落之间或依村而立。至于观音阁、三教堂等专业化色彩相对淡化，与民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佛寺融入民众生活的情况更加普遍。上党民众总结了村落佛寺的情况：“梵刹鳞星……通都巨衢不具论，降至僻里荒村，仅盈百户，又悬崖旷野，人迹罕经，亦多有贝宫巍焕于其中。”有时，儒家所倡导的忠臣义士之祠经常寥落，纪念者只能在“荒烟寂寞之乡”凭吊，相反，佛寺莲座“峨然焕然于晨钟暮磬之下”。[23]它们同样遵循着民间信仰观念中补正风脉的原则。

一 佛寺与中国民间信仰的对接

武乡县温家沟村有慈云庵，本属佛寺，但村民早将其视为普通民间信仰的一部分，每年按时祭祀：“春秋匪懈，享祀不忒。”至清道光年间，慈云庵经“风剥雨蚀，鸟啄鼠穿”，有“栋折摧崩之惧也”。于是，合村出力，自春天修到秋天，使得村落“献羔演剧，秉烛焚香”，“春祈秋报”有了合适的场所与足够的空间。[24]

即使离村落很远，但是只要民众认可，寺院也会成为祭祀圣地。明代武乡县石门村有清泉寺，该寺建于离县城五十里左右的山上。“其山雄峙，巍然坐镇，横汉表之孤峰，障百川东下”。前往该寺的道路难行，要在山路上走六七里，才能见中间一条较通畅的道路，“百步九折”，再行一里左右，才能到达该寺。就是这样一座不易到达的寺院，成为方圆数百里有名的祈福之所。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众烧香，也不是进香庙会，而是真正融入于普通民众的迎神祭祀中，是有组织的“春祈秋报，岁时享祀”。[25]

壶关县白云寺在清代已成为信仰圣地，完全融入了民众生活之中。“昔之白云寺者，乃诸神安妥之所，厥灵赫濯，功在生民。圣功之荫庇益厚，士民之属望弥殷，则此寺不可令其废也明甚。”于是，该村分别在嘉庆、道光、咸丰年间重修，以使其不至于倾颓。而且，时间越后，参与的村、社、镇越多，早先维修不过十几个村、社，至咸丰时则增加了很多，除荫城、二仙观外，还有四大社、皇王社、米山北里社、浙水社、合涧晋商社、冶南社、河交六合社、东西马安社、大四社、河东社、丁家岩大王社、郭良社、任恤社、南水社、北水社、梁家庄社、磨掌社、神郊北四社、芳岱社、回车社、郭堡社、神郊南社、□山社、□水社、孝义西社、陵川县西关北社、东庄社、霍村社、北柱社、杨寨社、郭脚社、东韩社、南郊社、牛洞上社、红脑南社、下河社、北召社、西□大□社、柳泉社、鹅屋社、和尚垴、福头社、后沟社、米山西沟社、流泽社、羊川社、赵辿社、教掌社、三教堂、云盖寺、祖师社、板安窑龙王社、□□□太山社、三圣社、东西掌牛王社、观音堂、关帝社等五十多个社及其所在村落。[26]

也正是在这一趋势之下，佛寺与其他庙宇融合到了一起。

武乡县韩壁村“土厚水深，代产贤达”，民众认为这是村南有宝峰寺镇守的结果。该村寺庙很多：村落东边的牛山，有碧霞元君宫、康惠昭泽王庙；北边深池旁有蜗皇宫、文昌阁；再迤逦往西，有关帝庙、关帝阁、土地祠；离寺院不远，又有观音堂。不过，这些寺庙都不是村落的主庙。它们或相生，或相让，如人的左右手，又如众星拱卫北极星一样，四面环绕着宝峰寺。宝峰寺成为“一方保障”的中心。[27]

正因如此，佛寺自然也就具有其他民间庙宇的功能。

二 佛寺对村落风脉的保障作用

许多佛寺建于山水之间，有出世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佛教与尘世失去联系。因为这些寺院除了国家敕建之外，都在某一村的地界，其经营仰仗村落，不可能与村落隔离，自然也就担当起了防煞补脉、聚气藏风的责任：

不惟神有所依，而一方之风俗赖有保障焉。[28]

武乡县韩壁村宝峰寺于宋代创建，扩建于元，明正统、清康熙、清乾隆年间均曾修葺过，但此后百余年后未再修葺。于是，村落在清光绪年间“计田起粟，按户捐资，以工程浩大，复募化四方”，终于完成工程。时人认为寺院磅礴的气势必会使村落产生杰出人物，是村落运势的一大转机。[29]

清雍正年间，襄垣县桥子岩村民认为三大士“慧观无微不照，恩无时不流，祷无人不应，相无地不现。分之各为其能，合之同心共济，远而邦域足以利国庇民，近而闾里足以藏风聚气。神功之默佑，非浅鲜也”。故而，他们集资重修了三大士堂。[30]

观音可能是最深入民间的佛教神。壶关县禾登村至今仍存有一通刻着“观音显圣处”字样的石碑。该碑立于清康熙九年（1670），应该是此处出现了民众眼中的观音神异事迹。基本上，长治浊漳河流域村村皆有供奉观音的场所：

大士观音原聆音知世苦难者，音随在而有，故随在有斯堂，音随时而有，故随时有斯堂。斯堂之有，有始葺者，有嗣葺者，有嗣葺又嗣葺者。[31]

民间认为，天地至广，无所不载；日月至明，无所不照；江海至大，无所不容：

夫观音虽非天地、日月、江海之比，而其德亦有至广、至明、至大者矣，是成化归于一原也。岂人之所可测哉！[32]

在这个意义上，观音虽非至高神，但其亲民形象却跃然纸上，是非常“接地气”的一尊菩萨。所以，村落观音堂持续时间长远者不在少数。以平顺县遮峪村为例，该村在修建寺庙时“村小户稀，独力难支”，即使如此，观音堂还是由清乾隆保存到了光绪年间。[33]供奉观音的建筑名称各不相同，或称大士堂，或称观音堂、观音阁，或叫白衣阁，不一而足。三大士堂也以观音为主：

大殿中央白衣大士，左右文殊、普贤大士。[34]

观音也会有多方位的功能，起到维护村落风脉的作用。明隆庆元年（1567），黎城县西柏峪村部分信徒有感村落风水不顺，于是集资建立观音堂，以求保佑村民平安如意，风调雨顺。[35]

平顺县王家庄于清嘉庆年间重修观音堂，新庙“光彩鲁耀，焕然之一新”。民众认为“真一境之奇观，千家之旺象也”。他们认为，自此之后“人民康阜，物类咸熙，非观音之默佑而何？”[36]

观音阁与其他庙宇配合，形成了一种功能互相补充的态势。长子县城阳村民众认为：“尝闻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此之谓不朽。然不朽之功德，未有大于神也。盖天下之平成，惟神治生民之福泽，惟神司之。故祀典崇焉，庙宇立焉。”在他们眼中，佛教诸神与道教、儒家诸神是相互配合的，它们或“忠恕拟于东鲁”，或“慈祥遍于西垂”，或“炼金丹于武当”。于是，观音配合五谷财神庙，能护佑社稷苍生，“德无疆而功莫量”。[37]壶关县东柏坡村的观音堂，也被认为是“村之富饶所关，精神团结，秀灵钟焉。故当日富饶之风觉于远迩。”清同治年间，观音堂“经风雨飘摇而墙垣颓败”，再加上房屋稀少，迎神献戏时人多拥挤，颇为不便。于是，村民公议将扩建并新修文庙，同观音阁一起护佑村落。[38]

村落供奉观音的一个最主要目的就是繁衍后代。屯县市泽村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丁稀少，家户无多。村民怀疑是地脉的缘故，以致人口繁衍不力。村民公议后请来多名堪舆学家商讨如何修补风脉。所有人都说：“村中宜建白衣堂，不但维风补脉，而且催生送子，庶几克昌。厥后子孙绳绳，家门日益多，人丁日益旺矣。”于是，村落于清道光九年（1829）号召村民捐谷五石多，随后又向外放贷，“春放秋收，积少成多”，于道光十七年（1837）开始修建白衣堂。结果，临近完工时，钱粮耗尽，不能给神像开光。村民又合议献戏开光，以安定人心。共有陈、秦、刘、夏、梁、牛、佟、冯几个家族捐款捐粮。前后共计筹集谷五石一斗五升，用了六年时间放利，最后得谷四十一石八斗五升，又卖谷得钱一百一十八千六百八十文，再加上村内村外人施钱，共得钱二百千零三百一十文，最终完成了佛堂修建。[39]

三 具体的选址原则

村落寺庙的营建地要由阴阳先生决定，不可草率，这从碑刻上常有阴阳先生的署名可以证明。寺院选址与其他派别的寺庙一样，都要遵守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在村口、路口、空旷、水口处建立堂阁。在村口路口立堂阁有两方面的意图：一是防止村落灵气外泄，二是防止外来煞气入侵。平顺县申家坪村有白衣阁。村社认为“尝思桥阁者，风脉气运相维于不敝者也。自古在昔，立斯劵于村口”。由于时代久远，基址倾颓，社众感觉“村中风脉亦觉不古”。于是，村落总管申培德、申天德和社首一起，发动社众重修了白衣阁。[40]

襄垣县仓上村有三神庙，取观音、眼光、白衣洁白、光明、悲愍含义。该庙自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已经建成，但一直较为狭小。民众认为“神据闾门，关锁紫气；庙临池水，盛注洪流。廓而大之，于村不为无补”。村民陈俊建首先赞同，主动施舍官地五分作为庙宇基址。随后，社众踊跃参加，集资一百五十千多文，扩展了庙宇，捐塑了圣像。[41]

长子县慕夏村东是一片空旷原野。堪舆家认为只有在此地建庙栖神，村中气运才不会外泄，于是村社在此建地藏十王殿。[42]

水流经过之处也是寺院重要的选址地。明成化年间，平顺县实会村在漳河边建立了一座观音堂以“坐镇风水”，使得“山有抱环水有约束，神有凭依人有祈祷，天地清淑之气，蓄而不竭，神明钟毓之灵，积而能发也。”[43]长治市上党区西苗村的东沟十字街巷处，“山近水急，左右民居，其势可畏”。湍急的水流让人极度不安，所以，清乾隆年间，村民就在此处建立了一座观音堂：

一以崇祀典，一以防水患。[44]

总体看来，水口处建立堂阁就是要利用神灵的力量防止水灾。

第二，注重五行八卦方位。五行八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内容。八卦学说以《周易》为代表。后人对《周易》的发挥实际上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进入儒家经学体系，以卦象演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另一个则进入方技术数体系，广泛应用于占卜堪舆之学。中国建筑历来讲究五行八卦方位，长治浊漳河流域的佛寺亦多有遵从者。襄垣县圪到街长期以来贫困不堪，风气败坏，一贫如洗。村民不知何故。后来，有堪舆家认为该地：“乾龙入脉，震巽泄露，所以村落颓败”，要在震巽处建阁才能聚脉。于是，村民将村中的铜锣出赁来获取收入，自清雍正四年（1726）至乾隆六年（1741）几十年间积攒了白银一百五十余两。为了增强聚拢风脉的效果，村民用这笔钱同时修建了两座阁楼：朝南修三官阁三楹，朝北修观音阁三楹。村民认为从此以后，村落将岁岁丰稔。神阁金碧辉煌，崇耸壮观，池塘蔚秀，芦舍相映。往来的文人都喜欢在此洗濯乘凉，都赞叹说：“此仙境也！”他们相信，此后该村必然文风大盛，人心淳良。[45]

平顺县下社村建立崇岩禅院时充分考量了这一问题。民众认为：

佛以西方圣人名者，西乃兑而临乾，乾乃西北临兑。兑，金也。位居西方，故曰极乐净土。乾，天也，位居西北，北乃坎位，坎曰水言，故乾为天而兑为泽。天泽成履，异所乘德道用此。北水西金，以水生金，以水藏金，以修以炼，故得金身丈六以成佛也。[46]

平顺县源头村龙门寺所处地点也符合五行八卦的排列原则：

北有丘陵，上居天官。丘陵之上，玄山耸然，前有清流，溶溶足玩。源泉之傍，看经名岩。数珠山背后，袈裟山满面。驼经山在左，说法山在右，石佛像居于巽隅，系公山轮子修制。石竜出水于坤方，亦皆古人创作，镜碑竖于艮向，其朗朗可喜。[47]

不过，由于各村堪舆家知识、派别、理解各不相同，所以五行八卦方位也没有定规。长子县王晃村西北处的居民多穷困潦倒。民众认为是此地缺少神灵镇守，导致煞气入侵的结果。于是，村社请了几位风水先生来议定建庙地点，几人观点却不一致：有的认为应在乾位，有的说应在坎位。村民无所适从，又去拜访同县须村的贡生常老梦。此人精通地理之学，考察后说道：“南山高且大，脉自西南来。龙行西而北，盘曲又徘徊。峻结东北岭，立庙古松栽。停聚东南位，耸然结高台。回龙顾祖形，平村有由来。乾方惟补煞，坎位阁劵排。艮山实为主，何必起疑猜？若云山无主，惜乎不知裁。”民众最后授受了他的说法，在维首、社首和合社公议后，于清道光十二年（1832）至十三年（1833）在西北方修大劵，正北修阁劵，上供玉皇神位，稍后的位置建了观音阁，以此来封堵煞气入口。[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