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混沌未分的存在形态

先秦时代文学处于混沌未分的状态，实际上包含着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是文学的观念混沌未分。《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在先秦时代，尽管“文学”这一名词已经产生，但在很长的时期内，人们所说的文学，主要是指文章博学，或儒家学说。列为孔门四科，即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子游、子夏为文学科代表。至于文章博学，含义更为广泛，多与周代“礼乐之文”的制度文章相关联。经过春秋战国的发展，谋臣策士在以语言为工具作翻手成云、覆手为雨的纵横之文，来游说诸侯王公时，语言在其工具效用之外，开始展现音韵形式本身的艺术魅力。似乎可以这么说，文学的自觉是伴随着对语言文字本身的形式美的发现与肯定逐渐完成的。从屈原开始，人们在继续利用语言文字吟咏性情以讽其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通过遣词造句有意识地展现语言文字本身的音韵与形式之美。之后经过汉赋的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语言文字本身的音韵形式之美在人们自觉的追求中得到充分的展现与发展，追求诗赋的华丽，成为一种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曾为孔门四科之一的文学，才从具有综合性特征的文章博学的混沌状态中区分出来，具有了与儒学、玄学、史学相区别的独立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把魏晋时代视为文学自觉的时代是有道理的。尽管有学者从文学创作的实践入手，把文学自觉的时代推前至汉代甚至先秦，但是，从“文学”观念嬗变的历史来看，在魏晋时代之前，尤其是在先秦时代，文学观念的混沌未分，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其次，与文学观念的混沌未分相对应，后人眼中的先秦时代的文学作品，是以文、史、哲，歌、舞、乐混沌合一的方式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们或者是王室的诰誓，或者是史官的笔录，或者是乐官的歌本，或者是诸子的议论，或者是谋臣的策论，以纯粹文学面目出现的所谓作品尚属罕见。今人视为中国文学不祧之祖的《诗经》，也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是周代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诗经》作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说，它是礼乐的、仪式的，而非文学的。首先，《诗》中产生时代最早的一批以歌颂为主题的作品，都是为了配合典礼仪式用乐的需要而创制的。它们以歌、舞、乐一体的方式，或用于敬天祭祖的礼仪，通过歌颂先公先王的功德来祈取福佑，如《周颂·天作》《大雅·绵》等；或用于嗣王的登基奠礼，表达承继祖考之道、敬慎国事的决心，如《周颂·访落》《敬之》；或用于明君臣之义、洽兄弟之情的燕射仪式，通过渲染宾主和乐的气氛来亲和宗族、抚慰诸侯，如《周颂·有客》《大雅·行苇》。现存于《周颂》中的《武》《赉》《桓》等篇，曾被视为三代之乐代表作的《大武乐》的配乐歌辞。而《大武乐》，作为周公制礼作乐的重要成果，以歌舞的形式重现了周文王、武王开国平天下的历史过程，告功于神明，垂鉴于子孙。无论是典礼仪式中的乐舞还是歌诗，带给观者与听众的，首先不是艺术与文学的审美体验，而是典礼仪式所特有的庄严与肃穆。即使是合和宗族、亲洽兄弟的燕射歌乐，给人感受最为深刻的，仍然是温情脉脉、“和乐且湛”的歌乐背后丝毫不可僭越、违背的礼制规定。其次，产生于西周中晚期以后的讽刺诗，出于政治讽谏的需要被纳入仪式之后，才获得进入《诗》的文本资格，其仪式属性应得到充分肯定。“诗”这种在后世文学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文学形式，最早其实是用作规范人的言行的。所谓“诗者，持也，持人性情，使不失坠”，即是此义。周人为了保持国运久长，在倡导“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同时，很早就建立了禁防君王失德败政的讽谏制度。西周中后期经历了幽、厉之乱，讽刺之诗越来越多地承担起补察时政的功能。考察风俗、体验得失的政治需要，是数量众多的讽刺诗汇集于朝廷的根本原因，而通过瞽蒙乐官的仪式讽谏进入收录仪式乐歌的诗文本，则是这些诗歌得以保存的基本途径。

在《诗经》作品通过歌乐配合的瞽蒙之教展现其“礼乐之文”的功能与性质时，国子通过乐语之教的研习，又使《诗》逐渐具有了“德义之府”的性质。发生在周穆王时期的祭公谋父引“周文公之《颂》”，说明至晚从西周中期开始，仪式乐歌已经在礼乐形态之外，也以言语的方式流传于公卿大夫之间了。到春秋时期，外交聘问场合又出现了另外一种形态的“礼乐之文”，这就是由公卿大夫主导的，与瞽蒙歌诗相区别的赋诗言志。赋诗言志之风的出现与盛行，使《诗》的文辞之义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从春秋中期晋文公之臣赵衰“《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的论说，可知原先从属于礼乐的《诗》，在这时已经作为德义之府，取得了与礼乐之文等同的地位。孔子“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的论说，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对于季札观“周乐”的记载，以最有力地证据说明了周代礼乐体制下《诗》的礼乐化存在形态。春秋末年，随着周代礼乐制度的彻底崩溃，礼乐形态的《诗》失去了赖以依存的土壤。孔子出于“从周”的意愿，正乐删《诗》，未能留住“礼乐之文”的光辉，却在客观上强化了《诗》为“德义之府”的属性。《诗》在脱离周代礼乐制度的土壤之后，又走上政教化的发展之路。礼乐之文、德义之府，被后人视为中国诗歌不祧之祖的《诗经》，典型地体现了先秦时代文、史、哲，歌、舞、乐混浑未分的形态与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