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长安地区的文化风气与庾信等南来诗人

永熙三年（534），六镇鲜卑中的少数，由宇文泰、贺拔岳带领西迁，割据关陇，抗衡高氏。西魏统治者汉化程度较低。根据周一良先生的研究，宇文氏并非出于鲜卑，而是源于匈奴南单于远属；宇文诸族国亡入慕容氏，辗转入北魏，之后，宇文泰先后迁武川，另一批宇文氏则随孝文帝迁洛，因此在籍贯上又有河南洛阳宇文。王仲荦先生亦主张宇文氏出于南匈奴，而“宇文”二字，鲜卑称之为“俟汾”，后因音讹之故，称之“宇文”。

北魏统一之后，关中地区动乱纷起，难以治理，孝文帝时就曾慨叹“秦难制”。西魏播迁之后，人才缺乏，其礼乐建设的水平，也不能和建立在北魏汉化基础上的邺城礼乐改革相比。宇文氏的文化建设主要依据关中本地力量基础。长安地区文化保守势力很强大，文化传统驳杂而守旧，文学新风自是难至。西魏北周与江左政权、山东政权也有过一些行聘往来，但很少涉及文学交流。真正能够为长安地区带来地域性文化交流的，主要是西魏趁侯景之乱后攻陷江陵（554），俘获不少南朝文人。后来，西魏又平定邺城，俘获不少北齐士人。这些士人的入关之路，并不平顺。他们所遭遇的巨大阻力，主要是从西魏以来长安地区所形成的顽固、保守的文化风气。庾信、王褒等一批江左文士被迁入关，开始融入并逐渐改变长安的文化风气。

庾信（513—581），字子山，小字兰成。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其家“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他的父亲庾肩吾为南梁中书令，亦是著名文学家。庾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自幼随父出入于萧纲的宫廷，后来又与徐陵一起任萧纲的东宫学士，成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文学风格，也被称为“徐庾体”。侯景之乱时，庾信逃往江陵，辅佐梁元帝。后奉命出使西魏，在此期间，梁为西魏所灭。庾信亦被留在西魏。庾信“多识旧章，为政简静”，为西魏统治者所赏识，即便陈代立国之后，依然被扣留不放。北周取代西魏后，庾信依然受到重视，被视为北周文坛第一人。“世宗、高祖并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至于赵、滕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群公碑志，多相请托。唯王褒颇与信相埒，自余文人，莫有逮者。”（《周书·庾信传》）一般认为，齐梁文风也随南来士人而获得北传。而庾信将自己的乡关之思、国破之痛和流离之哀，写进文学作品，昭示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前景。然而庾信的文学成就，并不是在北周中天然获得，而是经历了一段极为蹉跎、曲折的岁月，这同样与当时北周与其他政权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由于西魏、北周军事力量十分强大，在文化发展上又以宗周、复古自居，且明令反对浮华文风，所以南来士人入关中之后要面临诸多压力。庾信、王褒等南来士人在此间的发展并不顺利，庾信初到北方，曾经历三年囚于别馆的痛苦经历。在这三年中，他创作了《拟咏怀二十七首》，“言梁运之将终也”，充满了对梁王室的伤悼、对自身处境的忧虑和不安。此后十年，他没有担任什么重要官职，在政治上并没有受到北周统治者的信任。萧永卒后，庾信写了《思旧铭》，不无怀旧之情。保定二年（562）周弘正回南，庾信写了《别周尚书弘正》，可以看出其强烈的故国之思。

天和三年（568），庾信曾赋闲在家，颇感落寞，慨叹如今不过是咸阳布衣而已，于是写下《哀江南赋》，起于故国之思，其真正用意却是结句：“岂知灞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有向北周统治者求官的意愿。此后，庾信在长安开始写作一些歌颂性质的公文，与统治者关系逐渐亲密，开始有一些扈从的机会。其《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就作于建德二年（573）。建德四年（575）之后，庾信对返归南方不抱希望，这段时期，他撰写了《贺平邺都表》。又在《奉报寄洛州》《同州还》等诗歌中，表露了羁留之无奈。现存庾信碑志文约31篇，其中12篇为神道碑，19篇为墓志。这些墓志，全部是入北之后受托而作，这一数字远远超过北朝时期的任何一位作家。以王褒为例，同样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却仅存四篇同类作品，而且只有墓碑文，没有神道碑。庾信撰写大量这样的碑铭，一方面可能是人情世故所迫，但另一方面也很可能是经济条件所迫。虽然史料记载中没有说他是否收受报酬，但从庾信当时的经济状况，以及当时的社会风俗来看，庾信很可能从中收取费用，以解决生活困窘之状。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碑碣”条：“近代碑稍众，有力之家，多辇金帛以祈作者，虽人子罔极之心，顺情虚饰，遂成风俗。”庾信所为撰写墓志之家，多为王公贵族，应该算是“有力之家”了。在这些墓志之中，庾信其实大量利用了骈俪化的写作手法，这种手法越到后期越是明显。一般除了对墓主的姓氏、籍贯及生平历官等内容用散体进行必要的说明之外，墓志的其余部分几乎全以骈文写成，工于偶对、典故之运用。这是庾信在复古气氛浓烈的北周所保留的南方特征，而且，这一点应该在当时是深受北周人欢迎的。庾信的诗歌，如《奉和赵王春日美人诗》《和赵王看伎诗》等，仍保留着南朝化倾向。

但是，庾信的晚年毕竟生活在北方，饱尝分裂时代特有的人生辛酸，感伤时变、魂牵故国，是其“乡关之思”的一个重要方面。庾信遭适亡国之变，内心受到巨大震撼。“正是古来歌舞处，今日看时无地行”（《代人伤往二首》其二），这种沧桑之感，使他更深刻地意识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之间，如同“一马之奔，无一毛而不动；一舟之覆，无一物而不沉”（《拟连珠》）。因此，他在抒发个人的亡国之痛时，也能以悲悯的笔触，反映人民的苦难，并归咎于当权者内部的倾轧与荒嬉。久居北方的庾信渴望南归，魂牵梦绕于故国山河。看到渭水，眼前便幻化出江南风景：“树似新亭岸，沙如龙尾湾，犹言吟溟浦，应有落帆还。”（《望渭水》）忽见槟榔，也会勾起思乡的惆怅：“绿房千子熟，紫穗百花开。莫言行万里，曾经相识来。”（《忽见槟榔》）在《寄王琳》中，庾信接到南方故人的来信后，更禁不住悲慨万端。《四库全书总目》称赞庾信北迁以后的作品“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从《寄王琳》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作者化精巧为浑成的高超艺术。

叹恨羁旅、忧嗟身世，是其“乡关之思”的另一重要方面。虽然他北迁以后得到的“高官美宦，有逾旧国”（滕王逌《庾信集序》），但内心深处感到无异于“倡家遭强聘，质子值仍留”（《拟咏怀》其三），责备自己的羁留为“遂令忘楚操，何但食周薇”（《谨赠司寇淮南公诗》）。他的羁旅之恨与忧生之嗟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以“涸鲋常思水，惊飞每失林”（《拟咏怀》其一）的意象刻画了个人生存的软弱。庾信自谓晚年所作《哀江南赋》“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倪璠作注解时借以发挥道：“子山入关而后，其文篇篇有哀，凄怨之流，不独此赋而已。”（《注释庾集题辞》）可谓深契庾信后期文学的精神特质。他的《拟咏怀》二十七首，以五言组诗的体制，从多种角度抒发凄怨之情，直承阮籍《咏怀》组诗的抒情传统，尤称杰作。如其七中借流落胡地、心念汉朝的女子，比喻自己仕北的隐恨与南归的渴望，真挚感人。又如其十八中所表达的忧思，不只是仕途不达的失意之悲，更是不能为国建勋的失志之恸，因而无法给自己留下排遣或超脱的余地。此诗中“残月”四句写景，“残月如初月，新秋似旧秋，露泣连珠下，萤飘碎火流”，句式巧拙相间，且能投射诗人独有的心境，可见诗人精切浑成的笔力。

由南入北的经历，使庾信的艺术造诣达到“穷南北之胜”的高度，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庾信汲取了齐梁文学声律、对偶等修饰辞技巧，并接受了北朝文学的浑灏劲健之风，从而开拓和丰富了审美意境，为唐代新的诗风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

与庾信一起渡江北上的，还有著名诗人王褒。王褒（513—576），字子渊，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东晋宰相王导之后。梁元帝时，王褒任吏部尚书、左仆射。西魏入侵江陵，被扣留北方。明帝宇文毓笃好文学，对王褒颇为亲近，颇给官职。

王褒在梁时曾写过《燕歌行》等诗歌，被广泛传诵摹仿。《燕歌行》主要是描写征战艰辛，塞北苦寒，却用宫体诗笔法开头：“初春丽晃莺欲娇，桃花流水没河桥。蔷薇花开百重叶，杨柳拂地数千条。”随后，作者用“自从昔别春燕分，经年一去不相闻”转换画面，与开头所呈现的春风温柔之景形成鲜明对比：“充国行军屡筑营，阳史讨虏陷平城。城下风多能却阵，沙中雪浅讵停兵。”创造一种春闺、边地两处对立的时空感。这一特点，常常在唐代边塞歌中看到。入北之后，王褒的诗歌虽不免残存南方特点，但是诗歌内容充实许多，风格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写了不少关于边塞和征战等方面的乐府诗，《渡河北》《关山月》等是他的代表作。如《渡河北》：“秋风吹木叶，还似洞庭波。常山临代郡，亭障绕黄河。心悲异方乐，肠断陇头歌。薄暮临征马，失道北山阿。”风格苍楚，是北朝诗歌中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