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政说与论著：两汉思想家的文学表达
两汉时期，思想发展极富活力，产生了大量政论家、思想家。从汉初到汉末，这些政论家、思想家虽然所处的各个历史阶段有所不同，但都始终关心国家政治和民生疾苦，具有宽阔的社会视野，无不体现着汉代知识分子将自身与时代命运紧密联系的精神特质。他们所撰写的政论文和具有体系的思想论著，运用了丰富的文学形式和文学修辞，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对后世文章学产生深刻影响。
《新语》是汉初思想家陆贾所著的一部政说文集，共收录了12篇文章。陆贾（约前240—前170），楚人。他早年追随刘邦，因能言善辩常出使诸侯。刘邦和文帝时，两次出使南越，说服赵佗臣服汉朝，对安定汉初局势做出了贡献。陆贾的《新语》是文章结集之后，刘邦亲自命名的，内容主要是讨论秦亡汉兴、天下得失的道理。这批文章是为初起的汉帝国寻找精神根基，以及从文化层面论证其合法性。陆贾提倡总结亡秦教训，批评秦“法治”太过，主张“文武并用，德刑相济”，提出减免赋税徭役，让利于民。要与民休息，不扰民，不加赋，做到“国不兴不事之功，家不藏不用之器，稀力役而省贡献”（《新语·本行》）。这些理论成为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的理论基础。而陆贾的文风质而不俚，陈义没有故作高深浮夸之状，体现了西汉文章从战国策士之文到西汉政说散文的过渡。
《新书》是汉初思想家贾谊的政说文集，是由刘向所编，共58篇。贾谊的生平在前面汉赋一节已经有所介绍。他的政说文章堪称西汉第一，其实远远超过了他在汉赋方面的成就。贾谊的政说文，基本上是总结秦代灭亡教训，发展先秦民本思想，为汉初巩固政权、完善封建制度做出重要贡献。他提出的削弱诸侯、限制豪强、加强中央集权、重农抑商等主张，得到统治者重视，并在治国理政中得到施行。在这部论著中，最有名的是《论积贮疏》、《陈政事疏》和《过秦论》。
《论积贮疏》是贾谊23岁时上书文帝的一篇奏章，建议重视农业生产，以增加积贮。文章直抒政见，观点鲜明，议论锋利，论证严密，善用对比，笔势流畅，说服力强，有战国纵横家遗风，无论对历代经济政策的制定，还是对后世政论文的发展都有深远影响。《汉书·食货志》收录了这篇文章。《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是贾谊分析汉初政治形势，并提出相应对策的一篇上书。它的开头就十分令人心惊：“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继而逐层铺叙如今国家所存在的影响安定的诸多问题，强调要削弱诸侯王权，加强中央集权，确立封建等级制度，重视仁义教化，减轻民间赋税负担等。贾谊去世后，他的诸多论点都得到了应验，诸侯强大导致发生了七国之乱，证明贾谊所具有的敏锐政治眼光和批判现实的勇气。贾谊最为后人称道的是他总结亡秦教训的《过秦论》，被鲁迅评价为“西汉鸿文”。全文着重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故名为《过秦论》。先讲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造成一种语言上的生动气势。之后则写陈涉虽然本身力量微小，却能使貌似强大的秦国覆灭，在对比中得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的结论。这篇文章，述史实，发议论，渲染铺张，见解透辟。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所著的一部政治哲学论著。贾公彦在《周礼·春官大司乐》中作疏，认为《春秋繁露》是对《春秋》大义的引申和发挥。该书以阴阳、五行为骨架，以天人感应为核心，宣扬“性三品”的人性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伦理思想及赤黑白三统循环的历史观，为汉代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奠定理论基础。《基义》谓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之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综合前论，即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并把“仁、义、礼、智、信”五种封建道德伦理规范，与金、木、水、火、土之五行相比附，则为“五常”。“三统”与“三正”实际上是仲舒的历史观。秦汉以前古书记载有夏、商、周三代，仲舒遂认为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改朝换代只不过是“三统”的依次循环，只是“改正朔，易服色”，在历法和礼仪上作形式上的改换。夏以寅月为正月，商以丑月为正月，周以子月为正月，三代的正月在历法上规定不同，故被其称作“三正”。在董仲舒看来，一个新王朝出现，无非在历法上有所改变，衣服旗号有所变化，此即为“新王必改制”，表示一个王朝重新享有天命。从“三统”“三正”论中不难看出，仲舒否认历史的发展，王朝的更迭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实质上却是绝对不变的。所谓的“性三品”，即是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则可善可恶，性善圣人则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之性则可以教化，逐渐变善，至于小人则是“斗筲之性”，只能接受圣人的统治。总之，此书内容反映了作者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这种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体系，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与影响。
《淮南子》是由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主持编撰的一部论文集，又名《淮南鸿烈》或《刘安子》。《淮南子》著录内21篇，外33篇，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目前保存下来的，只有内篇21篇。该书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综合了诸子百家学说中的精华部分。这部论著，表面上只是一部意在求仙访道博采黄老言的道家之书，但事实上蕴含了刘安对当时政治的理解，即以汉初黄老思想来对抗当时日益兴起的儒学，甚至认为以天子一人之神智不能治理好国家。所以，《淮南子》的本质是建元初年间激烈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辩论的产物。从具体内容来看，《淮南子》包罗万象，涉及的领域非常丰富，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价值，其中内篇论道，外篇杂说，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综合了诸子百家学说中的精华部分，是无为与有为的结合，是经世致用之学。《淮南子》对后世研究秦汉时期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所蕴含的哲学思想闻名古今。
《盐铁论》为桓宽所编，共10卷60篇。它是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前81）召开的盐铁会议的文件写成的，是一部政论性散文集，集中反映了汉代中期的社会问题。它比较生动地记述了御史大夫桑弘羊和从全国各地召集来的“贤良”“文学”们的辩论，保存了许多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和风俗习惯，揭露了当时社会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在写作上，它通过一定的集中和概括，描写了几个各有特点的人物形象，有些人物语言和描写文字比较生动，感情色彩也比较浓。采用对话体的形式，各篇之间又互相联系，这在散文作品中是很少见的。从整体看，其写法稍觉刻板。这部著作为研究当时社会矛盾和桑弘羊的思想保存了丰富的史料。王充赞誉其体现了“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论衡·亲书》）”的特点。
《新论》是桓谭所著，共29篇，同样是紧紧围绕“当时行事”即时下政治社会形势，“述古正今”“欲兴治”。桓谭提出的“兴治”，其核心概念是“霸王道杂之”的治道，王道是“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后教以礼义，使知好恶去就。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新语·王霸》）”。霸道是“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术”。用今天的话说，一方面要除害、富民，以礼义教民，另一方面是加强皇权，统一法度，百官修理，威令必行，将民生问题放在首位，防止政治腐败。桓谭强烈反对谶纬，《新论·谴非》中以王莽崇信谶纬为例，讨论了他的政权被灭亡是因为为政不善，见叛天下，并非什么天意。所以，在桓谭看来，唯一有益于政道者，是合人心而得事理。《新论》在文学批评方面发表了很多关于创作和辞赋的看法，他以扬雄作赋为例讨论创作过程的艰辛，“尽思虑”“伤精神”，要付出诸多努力才能写出“丽文”。在创作技巧方面，提出了“伏习象神”说，认为创作要专心致志、坚持不懈地进行模仿，在反复的创作实践中达到“巧”“神”的重要性。《新论》还讨论了创作环境的重要性，以贾谊、司马迁、刘安、扬雄等人为例，讨论当创作主体处于逆境时如何发奋著书。《新论》反复提到文学创作应该有“知音”，这其实是较早的文学接受论。东汉思想家王充对《新论》评价很高，认为该书“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论衡·超奇》）。范晔写《后汉书》推举桓谭与杜林、郑兴、陈元等人“俱为学者所宗”。
《论衡》的作者王充（27—约97），字仲任，会稽上虞人。
《论衡》现存文章有85篇，核心理念是“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因为掺进了谶纬学说，逐渐变成了“儒术”，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王充反对的是汉朝立国的思想根基，即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说，和以此为基础生发的对其他一切事物的神秘主义的解释和看法。《论衡》不仅对汉儒思想进行了尖锐而猛烈的抨击（但它并不完全否定儒学），而且它还批判地吸取了先秦以来各家各派的思想，特别是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天道”“礼和法”“鬼神与薄葬”“命”“性善和性恶”等学说，都进行了系统的评述。《论衡》产生在儒学与谶纬神学相结合，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的大一统时期，它敢于向孔孟的权威挑战，否认鬼神之存在，确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代唯物主义体系，在思想史上意义非凡，对魏晋时期的哲学家杨泉、南朝宋时的思想家何承天、南朝齐梁时的无神论者范缜、唐朝时期的刘禹锡和柳宗元、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等，都曾产生深刻影响。《论衡》中有很多内容与文学批评相关，如提出文学要增善消恶，劝善惩恶，反对虚妄，提倡“实诚在胸臆”等主张，反对文章过分夸饰，对汉赋“侈丽宏衍之辞，没其讽喻之义”的特点进行批评，而对野史杂说包括神话都持否定态度。王充认为古今语言不同，不应该过分追求古奥艰涩，文章应该从实用性出发，通俗易懂，言文合一。他特别强调文贵独创，不能过分模拟因袭，提倡“独是之语”。《论衡》认为作品不应当按照时代差异来衡量其价值，而应当看到作品内容本身，“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故而“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王充在写作方面是现实主义者，提倡写当代之人事。由于这部论著有着鲜明的立场，故而行文往往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恣肆畅快的文风。通过尖锐的批判，来独抒己见、抑非扬是。在选材上，《论衡》所展开的问题，都是为了解决大时代背景下人所面临的生存、思想、才性、修身等种种问题，对人本身有着深刻的关怀。由于《论衡》以驳论文为主，论说方面往往逻辑十分严密，长于辨析，说理论事，脉络分明，同时具有文采和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