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汉语小说”及其“现代”

绵延千年，华彩纷呈的中国文学，发展到20世纪的五四时期，经历了一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最重要的标志是文学语言的全面变革。简言之，由原来文言为主，白话辅之的二元格局，向白话为唯一正宗的一元格局转变。这一过程从晚清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白话成为“国语”，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言文彻底退出公共应用领域，转型宣告完成。晚清至民国的语言大变革对所有的文体产生震荡，并呈现不同的路向，有的逐渐消失，如文言小说；有的调整更新，分道发展，如传统戏剧与话剧；有的从低位走向高位，如白话小说；有的从公共领域退向私人领域，如旧体诗词；有的吸收融合，借鉴各种资源不断“尝试”，渐趋稳定成熟，如新诗；有的移步换形，暗渡陈仓，稳健发展，如白话散文。这一过程对原有的文体认同，内部的审美规范，创作技巧，产生极大的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淀，形成今日我们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风貌。

自刘半农1917年界定“四大文学体裁”以来，[1]诗歌、散文、小说与话剧仍然是今天最为主流的文学体裁，这一过程正是四大体裁面临“文白异动”格局进行持续调整融合的过程。与白话新诗、白话散文的“新质”相比，中国小说的转变有其特殊性，白话小说自古有之，自宋元开始，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并驾齐驱，形成成熟稳定的体制，中短篇小说有宋元的话本小说和明代的“三言二拍”，长篇小说则有明清章回小说，更是规模宏大，影响深广。语言变革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涉及文体形式、审美规范、叙述模式等。笼统地说五四的文学革命是“伟大的开始”,[2]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导致“现代小说”的发生倒也符合文学史事实。但是具体到“白话小说”是如何“现代”起来的，却也疑问丛生。比如，语言的变革对传统的小说形式及内在审美规范形成怎样的冲击？晚清的“小说界革命”之后为何反而有文言小说的繁荣？五四之后的文言小说命运如何？语言变革如何影响了五四作家对小说“现代”的想象与建构？《狂人日记》是在什么意义上被称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五四提出的欧化的白话文与“现代小说”理论建构有何关系？同样是五四时期的白话小说，为何有“通俗”与“现代”之别，其逻辑是什么？如何在中国小说漫长的白话传统中看待鲁迅、郁达夫、老舍等五四作家的白话（现代汉语）小说？这些问题在文学史叙述中或多或少地涉及，有些问题看似盖棺定论，实则还存在许多需要厘清的问题。

带着这样的疑问，本书主要探讨自晚清“小说界革命”至民国中期随着文言、白话小说并存到白话小说一统的小说语言变革过程，在外来小说理论思潮影响下，“汉语小说”的语言传统如何承续、整合和流变，生成一种称为“现代”的小说类型，并反思这一建构的话语机制和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与前一阶段宏观的现代文学语言研究相比，更侧重微观的、小说文体学的实证层面。

这里，借用“汉语小说”的概念只是强调一种方法与视角，而不是文学史概念，意在将晚清至五四的小说变革放到中国小说的长时段变迁中考察，在中西、新旧、白话文言的分野背后回归到最共通的“汉语”平台进行研究，重塑中国小说变迁的主体性。这包含两个层面的意义，其一，在学界已充分研究了小说的现代与古代、新与旧、中与西、雅与俗之区分的前提下，应该更多研究这些区隔背后的共通性，回到这些区分背后具体的语言问题。欧化白话、文言、旧白话之间搁置其语体特点来说，最共同的特点是汉语，都是现代汉语形成的基础。从而将语言变革与小说的“现代”问题历史化与问题化。其二，有效避免“新文学”发生研究的“新文学中心主义”，既关注新文学阵营的言论与实践，又关注不同文化圈的文学变革立场与实践，还应关注五四作家内部的不同观点的碰撞。五四学人大多自述与西方文学的联系，但汉语写作本身无法割断传统文学的联系，清末至民国时期小说家的语言结构及知识修养恰恰在于能在古文、西语、白话三者之间顺畅转换。也就是说，从历史化的立场看，五四作家的文言与白话之间的冲突并不如他们宣称的那样“死/活”对立，不可通融。相反，“欧化的文言”甚至可能成为他们迅速将白话雅化（欧化的白话）的基础。而这样的历史事实并不影响五四作家建构自身“现代性”的激进主义的语言策略。[3]因此，以“汉语小说”为视角，可以重审中国小说“现代”转型中“汉语小说”的大传统，包括古典文言小说传统和白话小说语言传统。同时在语言传统的比较视野之下，才更清楚看到五四语言变革给中国小说带来的新变化与新问题，也才能更清楚认识到五四的历史意义。因此，“汉语小说”的概念只是重新凝视“中国小说”“五四变法”的一种方法与视角。

与此相关，本书将“现代”“现代小说”暂且悬置，将之看作是可分析的，待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现代小说”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而不是本质化的小说定义或分期。关于“现代”“现代性”的理论种类繁多，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也有不同的内涵，如果不与具体的言说对象结合，就会流于空泛。如果说“现代”是指一种趋新求变的态度与方法，一种超越过去的审美冲动，一种与世界文学思潮汇通的愿望，那么这一“现代”的“五四新体文学”则有多元化的向度与实践。中国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在五四遭遇的问题与变革路径也不尽相同。

中国小说在晚清，长篇章回体小说仍然处于主导性地位，梁启超的“新小说”指称对象是长篇小说，《月月小说》《绣像小说》《小说林》以连载长篇小说为主，即使在民初泛滥的爱情小说中，有影响力的也多是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自吴趼人办《月月小说》开始有意提倡，但技巧上也多以“短小故事”为主，后来形成模式化的“某生体”和“滑稽体”，成为五四作家批判的背景。直到五四，在西方各种“小说作法”“横截面”理论的影响下，短篇小说才作为一种新文类成熟起来。[4]短篇小说的“现代”无疑借鉴外国小说的经验更多一些，有学者从“文类形构”的角度给出这样的“描述性定义”:“它指的是20 世纪初年出现的不同于传统中短篇叙事文类，而借鉴了域外 Short Story（英美）、Conte （法）或Erzählung（德）等文类体式的作品，在通行于大中学校的报纸杂志中大量出现，其理论定义由胡适确立，而具体的翻译与创作实践则以周氏兄弟为先遣，是最能显示文学革命实绩、在‘新文学’ 中成熟得最早的一种现代文类。”[5]但这样的描述也只有在汉语小说的历史比较中才能获得“现代”的意义。

现代长篇小说显然不只是去掉“回目”的章回体小说，而有“回目”的小说也可能是“现代”的，比如“现代通俗小说”的概念。这是“新”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无论古典还是现代，中国还是西方，长篇小说都要处理超大时空带来的叙事复杂性与完整性，都要考虑叙事节奏与阅读感受等问题，即以“回目”论，没有“回目”也要处理长篇叙事的隔断、承续问题，这是不同的技术形式与审美规范，而不是价值上的高低，情感上的进步与落后的问题。[6]长篇小说遇到的问题也不是“横截面理论”所能解决的，这又是长篇小说“旧”的一面。

因此，笔者这里悬置“现代”，不是弃置“现代”，而是将“现代”当成中国小说主体性变迁过程中一种生长性元素来考察。因为即使不用“现代”的概念，也无法否认中国小说在五四前后遭遇世界人文思潮冲击带来的小说形式与思想的新变化。面对这一新变化，汉语小说仍然要在自身的汉语传统中消化融合，形成我们称之为“现代小说”的新传统，直至今日，中国小说仍然在这一“现代”的漫长延长线上。

中国小说的发展历经多次变迁，也不断经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甚至白话小说的起源就有佛教传播的因素，而这些影响终归要通过汉语进入中国小说的审美体系，然后在白话、文言小说里形成不同的传统与存在方式。[7]同样，五四的“小说变法”同样处于汉语文学变革的体系之中，尽管新的质素也是明显的。[8]

语言的大变革导致中国小说在晚清至民国经历了内外两种变迁：一是从文言、白话并存，到文言小说消失，白话小说成为正宗的过程；二是语言变革导致欧化词汇、语法的大量进入，白话小说的修辞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基于以上问题意识与视角，本书意在从中国小说发展的长时段大背景下，考察“汉语小说”在这内外两种变迁过程中发生了什么被称为“现代”的新变化，又带来什么新问题。

本书使用的时间概念大多沿用学界通用的术语，为后面叙述方便，需要加以说明。“晚清”一般是指1840年争鸦片战争至1912年民国成立之间的时段；“近现代”指19世纪中叶以来；“清末”是指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至1912年民国建立之前的时段；“清末民初”是指称1895甲午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之间的时段。

五四相关的术语，具体使用语境不同指称范围会有差别。“五四新文化运动”泛指1915年《新青年》（《青年杂志》）创刊至20世纪20年代前期的时段，最晚亦不能延至“五卅运动”以后。“五四时期”大多意指“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文学革命”是指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至20世纪20年代中前期；而本书使用较多的“五四作家”“五四小说”“五四的语言变革”，大多是在以“五四”相关概念为核心再结合具体指称对象上使用的。比如，“五四作家”，指“五四文学革命”以来赞同“新文学”理念的作家，“五四小说”亦作如是观，1935年赵家壁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收录的作者和小说当然属于“五四作家”“五四小说”。至于时间节点，除了清朝的灭亡与民国建立、“五四运动”这样的历史事实具有精确的时间点外，其他均是以核心事件为界标略有弹性的概念。比如某部旧派小说发表于1920年，可能为行文方便亦称“民初”，如果发表在1924年以后，则不能称之，“晚清”“清末”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