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节 对策建议
贵州省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城镇化高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大幅外流、经济社会转型加速的关键时期,就业特点呈现多样化,就业形势多变,就业压力凸显。面对复杂的就业形势,贵州省如何厘清就业问题、破解就业压力,是省内就业工作者今后一段时间面临的现实任务。本节从劳动力素质与流动、产业发展与就业保障、外部就业环境等方面对贵州省劳动力就业环境的改善提出了以下建议。
一 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规模总体呈逐年增长趋势,且总体规模占从业人员总量的比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转移就业压力较大。主要原因如下:贵州省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农业人口比重总体较高,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偏低,导致从业人员主要集中于第一产业。因此,亟须着力发展全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降低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规模,加强对劳动者的教育及培训,提升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水平,引导从业人员在不同产业间的合理分布,推动从业人员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有序流动。
二 优化就业人员产业分布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总规模逐年上升,与全国水平相比呈逆向增长趋势。主要原因如下:贵州省工业发展水平尚处于工业化前期向中期转化的过渡阶段,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发展需求促进了从业人员向第二产业的大规模集中。此外,贵州省大力推行的“互联网+”及大数据产业发展战略对于第二产业劳动力规模增长具有制约作用,与目前第二产业从业人员规模逐年增长的态势相悖。因此,亟须优化传统产业的就业结构,完善就业创业保障体系,推进劳动力在第二、第三产业间的合理布局,否则可能面临第一、第二产业共同向第三产业转移的局面。
三 着力改善就业创业环境
近年来,贵州全省跨省就业农村劳动力占总外出农村劳动力就业规模比重高达69.3%,贵州全省外出就业劳动力规模远高于回流劳动力规模,全省农村劳动力就业形式仍然以外出就业为主。主要原因如下:贵州省经济尚处于转型发展的过渡期,省内就业创业环境尚有待成熟,贵州省对于吸引流出劳动力返乡就业创业的能力较弱;此外,劳动力回流就业还受制于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因此,亟须调整优化贵州省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改善省内就业创业环境,切实增强对回流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提升就业回流风险应对能力。
四 完善乡村个体就业政策的保障机制
统计数据显示,乡村个体就业是当前新增就业的主要形式,吸纳了大量乡村劳动力。此外,贵州省的乡村个体就业人员增长幅度高于城镇个体就业人员增长幅度,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返乡创业,加强乡村个体就业保障机制建设,不仅是转移就业的现实需要,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需求。
五 建立专业预警与动态调整机制
贵州省教育部门应当建立专业预警、干预与退出机制。当专业就业率第一次排倒数时应当有原因分析、预警与干预机制;连续两年就业率排名倒数时,应当亮黄牌并限期整改;连续三年排名倒数,则应启动专业退出机制。
六 建立女性就业救助机制
贵州省传统行业女性就业人数大幅下降,传统行业对于女性就业人员性别歧视较为严重。因此,应采取法律措施,重点要在社会支持、社会促进、社会指引上下功夫。要强化立法保护,保障男女平等、保障就业女性的合法权益。建议在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就业促进法实施细则》或修改完善《就业促进法》《劳动保护监察条例》时,将反对就业性别歧视单独列出,对就业性别歧视定义、罚则、法律救济途径作出具体规定;建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将女性就业性别歧视列为劳动保障监察内容,明确就业性别歧视的类别、评定标准与处罚标准;必要时可以设立不同行业的女性就业最低录用比例,促进女性就业的行业分布;同时会同妇联等相关单位,建立女性就业救助机制,设立救助热线,及时对招聘过程、工作场所、职业发展过程中遭遇的性别歧视问题进行干预和救助。
七 精准帮扶“零就业”家庭
应加强精准结对帮扶,定期走访帮扶对象,了解援助对象能力特长、就业愿意、享受政策等情况,积极主动向“零就业”家庭宣传就业扶持政策;通过提供岗位信息、政策咨询等措施,建立帮扶责任制度,落实援助责任人政策,开展“一对一”的精准帮扶。
八 搭建就业供需协调大数据平台
当前,由于各行业之间用工淡旺季不均衡、就业需求信息的不对称,使用人单位相互之间形成了信息孤岛,导致不同行业的人力资源共享存在障碍,造成了全省劳动力资源浪费。因此,建议政府部门通过利用贵州省大数据产业优势,搭建就业供需协调交流平台,串联各行业的就业需求,协调全省各行业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人力资源跨区域、跨行业共享,减少劳动力资源浪费,提升贵州省人力资源效率;此外,应加强分级分类管理,实时管控市场就业情况,为各级政府制定的就业政策提供决策参考,进而促进政府部门就业服务能力和水平的提升。
[1]鉴于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中国相关部门等多方提供的劳动参与率的统计数据不一致,本书的劳动参与率,均以从业人员规模除以16—64岁劳动适龄人口计算得出,具备较强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