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领导者推动

1998年，我和家人居住在新加坡，我们后来又于2012年回到那里。1998年的那次安家经历在当时显得异乎寻常，我们仅用了三四天的时间就安顿了下来，从行李包裹的投递、银行开户，到有线电视、网络和电话的安装启用，再到驾照的换发注册。这个国家的行政效率实在高得令人吃惊。

重申一下，那可是1998年，那时候大多数事情是不能通过网络办理的。在当时的新加坡，数字化动能已经明显在发挥作用。那时新加坡几乎已经没有人使用支票进行银行交易，都是通过一个叫作GIRO（General Interbank Recurring Order）的系统实现不同银行账户之间的直接转账。

今天，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发布的数字化指数——网络就绪指数（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NRI）排行榜中，新加坡排名第一。这个指数用来衡量一个经济体使用信息通信技术提高竞争力和提升幸福水平的程度。排在新加坡之后的国家是芬兰、瑞典和挪威，美国排名第五。我们要问的问题是：新加坡是如何实现排名第一的？谁在推进数字化战略？领导者起到了什么作用？

新加坡成功到达了数字化转型的第五阶段，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案例。在夯实基础的自动化转型阶段中，它已经表现出了极高的成功率，并继续向第五阶段转型目标进阶，最终成为公共部门数字化转型实践的标杆。在这一过程中，新加坡运用了在数字化转型中起步并实现领先的大多数准则。1998年，尤其令我震惊的是，在使用数字技术战略上，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政府部门的领导者推动成为转型的引擎。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还在为是否采用数字科技这一问题争论不休，但新加坡领导人已率先推动并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