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魏武帝

從古英雄，堅貞坦白，無如魏武者。予每讀《三國志注》引《魏武故事》所載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未嘗不愴然流涕也。他且勿論，其曰：“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與强敵争，倘更爲禍始。”自清末至民國，軍人紛紛，有一人知念此者乎？其引齊桓、晉文及樂毅、蒙恬之事，自明不背漢，可謂語語肝鬲。且曰：“孤非徒對諸君説此也，常以語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顧我萬年之後，女曹皆當出嫁，欲令傳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以衆人之不知也，使豪傑獨抱孤忠，難以自明如此，豈不哀哉？又曰：“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己離兵，爲人所禍也。既爲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處實禍。”又曰：“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計。”從古英雄，有能如是坦白言之者乎？夫惟無意於功名者，其功名乃真。公初僅欲作郡守，後又欲以泥水自蔽，絶賓客往來之望，雖至起兵討卓之後，猶不肯多合兵是也。惟不諱爲身謀者，其爲公家謀乃真。使後人處公之位，必曰所恤者國家傾危，身之受禍非所計，更不爲子孫計也。然其誠否可知矣。

《董昭傳》載昭説太祖建封五等曰：“大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爲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此即太祖欲受三子侯封以爲外援之説，意在免禍，非有所圖；且太祖早自言之矣，何待昭之建議。乃傳又載昭之言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明公忠節穎露，天威在顔，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陳。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荀彧傳》云：建安“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勛，密以諮彧。彧以爲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徵孫權，表請彧勞軍於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禄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至濡須，彧疾留壽春，以憂薨。明年，太祖遂爲魏公矣。”一似太祖之爲魏公、魏王，實爲篡逆之階，董昭逢之，荀彧沮之者，此則誣罔之辭矣。太祖果欲代漢，易如反掌，豈待董昭之逢，亦豈荀彧所能沮，欲篡則竟篡矣，豈必有魏公、魏王以爲之階？《昭傳注》引《獻帝春秋》，謂太祖之功，方之吕望、田單，若泰山之與丘垤，徒與列將功臣，并侯一縣，豈天下之所望？此以事言爲極確，即以理論爲至平，開建大國，并封諸子，使有磐石之安宜也，於篡奪乎何與？《彧傳》之説既全屬訛傳，即《昭傳》之辭，亦附會不實。然謂公忠節穎露，耿弇、朱英之謀不得過耳，則可見太祖當時守節之志甚堅，爲衆人所共知，故雖附會者，亦有此語也。己亥令所言之皆實，彌可見矣。

《郭嘉傳》：嘉薨，太祖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惟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殀折，命也夫！”《注》引《傅子》載太祖與荀彧書亦云：“欲以後事屬之。”此太祖之至心，亦即公天下之心也。然其事卒不克就，身死未幾，子遂篡奪，豈郭嘉外遂無人可屬哉？人之心思，恒爲積習所囿。父死者必子繼，處不爲人臣之勢，則終必至於篡奪而後已。人人之見解如此，固非一二人之力所能爲也。太祖即有所屬，受其屬者，亦豈能安其位哉？然而太祖之卓然終守其志，則可謂難矣。英雄固非衆人之所能移也。

《蜀志·李嚴傳注》云：“《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禄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并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如亮之言，使其爲魏武帝，豈有不受九錫者哉？而李嚴當日，豈有勸亮爲帝之理與？而以魏武帝之受九錫，進王封，必爲篡奪之階，其誣亦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