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中外文化交流(6)

佛教在我国唐代达到了最盛期。以佛教为纽带，中国和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信奉佛教的国家来往密切。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里的唐僧，原型就是唐代大法师玄奘。这位俗名陈祎的高僧于唐太宗贞观元年（627）踏上丝绸之路，前往印度学研佛经。他在印度先后巡访了佛教六大圣地，足迹遍及今日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成为佛学大师。公元642年，戒日王曾特地为他在曲女城举行一次规模盛大的学术辩论大会，会上作为论主的玄奘没有被任何人所难倒，获得了极高荣誉。阔别长安18年后，玄奘才从印度带着650多部佛教经典回到祖国。后来，他翻译了75部佛经，还根据旅途见闻，口授了一部《大唐西域记》。它记载了印度等100多个古国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地理位置、城市人口、山脉河流、生产状况等。这部著作被全世界研究印度历史和宗教的学者视同瑰宝，已译成多种文字，成为世界名著了。当时，从印度到中国来的许多佛教僧侣，都客居长安译经。唐朝统治者虽然将老子奉为祖先，大力提倡道教，但佛教却始终遥遥领先，在中国社会有着更大的影响。

袄教，又称火袄教、拜火教，是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在公元前6世纪时创立的。它宣扬善恶二元论，认为火、光明、洁净、创造、生命是善端；黑暗、污浊、破坏、死亡是恶端；善恶相争，光明必将战胜黑暗。它崇尚光明，因为火有光亮，故而也崇拜火。隋唐时期，自波斯和中亚传入中国。唐代长安城西北部设有袄教寺院三座。在洛阳、凉州（今甘肃永昌以东、天祝以西一带）、沙州（今甘肃敦煌）等地也建有袄教寺庙。

摩尼教，又称明教，是波斯人摩尼在公元3世纪创立的。它吸收了袄教、基督教和太阳神教等思想，也宣扬善恶二元论，认为宇宙间光明与黑暗两宗相斗，人们应奋起助明斗暗，等等。公元4至6世纪，该教流传在北非、地中海沿岸各地。武则天当政时，波斯摩尼教经师拂多延等人携带该教经典《二宗经》来到中国。从此，摩尼教开始在中国流行，陆续在各地设立寺庙。长安的大云光明寺，就是摩尼教的著名寺庙。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摩尼教对贫苦民众有着相当的吸引力。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些农民起义披着宗教外衣，就是用摩尼教明暗相斗的学说来动员群众。著名的宋代方腊起义，就是用该教号召民众的。中国民间秘密宗教组织，如明教、白莲教等，都受到摩尼教的影响。摩尼教的传入，给中国下层劳动群众的反抗斗争，提供了精神武器。

伊斯兰教，俗称回教。随着大批穆斯林从西亚、中亚各地前来中国，伊斯兰教在我国流行起来。唐代的长安、广州等穆斯林聚居的城市都建起了清真寺。相传先知穆罕默德的舅父曾携带《古兰经》到中国来传教，受到唐太宗的重视，在西安建立了大清真寺。

景教，在唐代又称“大秦景教”，实际上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由叙利亚人聂斯脱利创立。聂斯脱利认为耶稣兼有人神二性，违反了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因而被斥为异端，驱逐流放。公元5世纪末，聂斯脱利派在波斯形成了独立教派，建立总教会，向西亚和中亚传播。突厥人对景教的东传起了媒介作用，6世纪末，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和波斯王联合镇压叛乱，曾俘虏过额上刺有“十”字的突厥人。景教首先是在北方通过突厥人传入我国内地的。明朝末年，在陕西盩厔出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藏西安碑林），碑文中叙述了景教流行到中国的情况：唐太宗贞观九年（635），波斯景教僧侣阿罗本携带该教经书到达长安，太宗特命宰相房玄龄到西郊将其迎入宫中，译经传道。随后又发布诏令，准许建立教堂，传播景教。到唐高宗时，景教曾广为流传，一时出现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阿罗本也被封为镇国大法主。唐玄宗曾亲自为教堂题写匾额，德宗更为之立碑记盛。《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是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大秦寺僧景净撰写的。景教初传入中国时，教堂都称为波斯寺，后来改称大秦寺。除长安以外，洛阳、灵武、成都、广州、扬州等地都建有教堂。景教徒伊斯还作过唐朝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手下的谋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左右两侧列有景教僧徒的名字，共70人。据考证他们大都是外来僧人，来自伊朗或叙利亚等地。这些早期来华的景教僧侣除了在中国传教外，还进行了大量的译经工作。仅在敦煌鸣沙山石窟发现的唐朝景教经典抄本就有《景教三威蒙度赞》等6种。其中提到当时译的景教经典多达35种。

唐武宗时，崇尚道教，禁止佛教，景教也在被废之列。从这次挫折以后，景教在我国内地传播的势头逐渐减弱。唐末黄巢起义军攻破广州，大批景教徒在城破后的混乱中被杀。此后，景教势力基本上退出内地，仅在新疆、内蒙古等边远地区还有踪迹可寻。

陶瓷西传

海上交通的巨大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由于宋代经济、文化继大唐一脉，并有长足的进步，在当时的世界上继续处于领先地位，因而吸引了西方各国人民的目光。穆斯林世界对中华文化甚为仰慕，评价是极高的。10至11世纪的穆斯林学者萨阿利比说：

阿拉伯人习惯于把一切精美的或制作奇巧的器皿，不管真正的原产地为何地，都称为“中国的”。直到今天，驰名的一些形制的盘碟仍然被叫作“中国”。在制作珍品异物方面，今天和过去一样，中国以心灵手巧、技艺精湛著称。……他们在塑像方面有罕见的技巧，在雕琢形象和绘画方面有卓越的才能，以至于他们之中有一位艺术家在画人物时笔下如此生动，欠缺的只是人物的灵魂。这位画家并不因此而满足，他还要把人物画得呈现笑貌。而且他还不到此为止，他要把嘲弄的笑容和困惑的笑容区分开来，把莞尔而笑和惊异神态区分开来，把欢笑和冷笑区分开来。就这样，他做到了画中有画，画上添画。

这些评介，虽不乏溢美之处，却反映了阿拉伯世界吸收中华文明营养的渴求之情。

从中华文明向外传播方面看，如果说汉唐以来丝织品的输出和丝绸文化的外流，曾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占居主要地位，那么宋代以后，这种情况被陶瓷品的输出以及陶瓷文化的远播所逐渐取代。学者们常常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为丝瓷之路。

宋代华瓷的产量之大、品种之多、花色之繁、质量之优，均独步世界，加以适合海上巨舶运输，因而远销西方。据《萍洲可谈》记载，12世纪时，陶瓷已成为远洋出航的商船的理想压舱物。“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此时，因中国经济重心的不断南移，宋代南方各省陶瓷业有了很大发展，已逐渐超过北方，大大促进了海上经南海、印度洋的外销。南方各产地更因原料的优质，制造的瓷器细洁光泽，具有半透明度、观感白度和较高的强度和硬度。南宋时杭州有官窑；景德镇有定窑、均窑的仿制；越州、龙泉过窑的青瓷；吉州窑的黑釉和釉下彩绘瓷；广州西村窑的青白彩，均各擅胜场。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尤其遐迩闻名，畅销海外。

中世纪的亚、非、欧广大地区的人民都十分喜爱中国瓷器。各国的统治者在宫廷中收藏精美的中国瓷器；普通百姓则在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中国瓷器；诗人和作家们更在自己的作品中赞美中国瓷器。萨阿利比（961～1038）还赞美中国瓷器说：“他们还有精美的、透明的瓷器。用来烹饪的瓷器有时用来烧煮，有时用来烹炸，有时用来上菜。瓷器中最上品的器皿色泽杏黄莹润，其次是乳白色的同等器皿。”近代以来在阿拉伯地区的考古发掘表明，大量华瓷碎片属于宋代。例如，在伊拉克巴格达以北的古代宫殿等遗址，发现了许多晚唐到宋代的白瓷和青瓷片，在古城泰西封遗址则发现了南宋龙泉窑青瓷钵碎片；在叙利亚的哈玛遗址，发现了宋代德化窑白瓷片和南宋官窑生产的牡丹浮纹青瓷钵碎片；在黎巴嫩的贝卡谷地，发现了宋代龙泉窑莲花瓣花纹的青瓷碗碎片，等等。从唐代开始，中国瓷器还远销北非的埃及。华瓷从海路运到红海各港口上岸，然后集中到埃及南郊的富斯塔特，再从这里转运到亚历山大港、摩洛哥及马格里布（除埃及外的北非地中海沿岸诸国）。据本世纪初有关富斯塔特考古发掘的结果，在发掘出的数10万陶瓷残片中，已辨明的中国陶瓷有22000片。其中年代最早的属于唐代，有著名的唐三彩、邢州的白瓷、越州的窑瓷；从唐末到五代，有越州的窑瓷和黄褐釉瓷等，有的瓷钵内面带有漂亮的篦雕花纹，偶尔还有少量的镂花，上着雅致的橄榄绿色釉；至于宋瓷，更是所在多有，大部分属于龙泉窑出产。

丝绸古道上的各国人民不仅喜爱中国瓷器，而且有条件的还纷纷仿制华瓷。13世纪时，波斯人仿制宋瓷碗，上面画有凤凰图案。埃及的能工巧匠们仿制中国瓷器，从法蒂玛王朝就开始了。一位名叫赛义德的工匠仿造宋瓷成功，并教授了众多的徒弟。最初仿制青瓷，后来又仿制青花瓷。瓷器的形状、花纹都模仿中国，仅瓷胎使用埃及当地陶土。据11世纪中叶到过埃及的伊朗宣教师纳绥尔·胡斯罗说，当时，仿制品已达到很高水平，它们“十分美妙和透明，以致一个人能透过瓷器看见自己的手”。注重时尚的埃及工匠们，还随着舶来的华瓷品种的变异而不断更新自己的仿制品。当9至10世纪输入三彩陶瓷时，就模仿三彩陶瓷生产出多彩纹陶瓷；当输入白瓷时，便仿制了白釉陶瓷。到了11世纪以后，就逐渐仿制青瓷、青白瓷，还有青花瓷复制品。埃及瓷器制造数量极为巨大。在富斯塔特发现的数十万片陶瓷残片中，大部分是本地生产品，而这些当地产品当中，又有70%到80%是华瓷的仿制品。以埃及为基地，华瓷和陶瓷技术又向欧洲流传，一路经马格里布传入西班牙，另一路经西西里传入意大利，传播到欧洲各地。

指南针与印刷术的西传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古代科技的几项伟大发明的西传。

首先，是指南针的西传。至晚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已发现了磁石的吸铁功能。公元1世纪初，王充在《论衡》中指出了磁石的指极特性，发明了“司南”。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的记载中，已记述了四种试验，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应用指南针。其中的水浮法，用磁针横贯灯芯草浮在水上，最早使用在航运业中。沈括的亲戚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追记了其父11、12世纪之交时在广州见到的中国海船：“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这是指南针应用在航海上的首次记录。公元1123年，徐兢奉使高丽，也见到使用指南针，“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诸蕃志》记载出入泉州的海舶，已有这样的评述：“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矣！”公元9、10世纪以后，中国商船经常出没于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上。最早在航海中使用指南针的中国海员，在与自己的波斯、阿拉伯同行的交往中，将这一先进技术传播出去。有的中国海舶上甚至雇佣了阿拉伯等地的船长和水手，他们学习指南针技术就更直接、更便利。因而阿拉伯海员很快就掌握了航海罗盘导航的技术。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中表示罗针方位的词：“Khann”，就是闽南话中罗针所示方向的“针”字。

航海罗盘的导航技术，在12世纪传入地中海，被意大利商船所采用。不久，英、法等水手也利用罗盘导航。英法等西欧民族，习于航海，对罗盘导航的兴趣极为浓厚。就现在所知，除中国以外，有关罗盘的记载，最早并非见于波斯和阿拉伯文献，而是英、法文献。1195年，英国的亚历山大·内卡姆在《论物质的本性》这部著作中，在欧洲首次论述了浮针导航技术。他提到的航海指南针最初也是用在阴沉的白天或黑暗的夜间，分辨航向。办法是用磁化的铁针或钢针，穿进麦管，浮在水面，用来指明北方。可见，最初传到欧洲的指南针，正是沈括所记述的水浮法的磁针。1205年左右，法国人乔奥·普罗旺斯提到罗盘。1219年，另一个法国人詹姆士·特维里，也提到东方的这种颇具实用价值的新发明。康丁普里的汤姆斯百科全书中也有一条浮针罗盘的记载。波斯人穆罕默德·奥菲编写的《故事大全》，讲述磁性的指南鱼，已是1230年左右的事。13世纪下半叶的一位阿拉伯作家记述说，当他乘船前往亚历山大港时，看见海员们借助磁针辨别方向，磁针一般是用木片或锡箔托浮在水面上。他还听海员们介绍说：航行在印度洋上的船长们不用这种木片托浮的指南针，而是用中空的磁铁制作一种磁鱼。磁鱼被投入水中之后浮在水面，头尾分别指示北方和南方。显然，这也是中国指南针西传的早期记载之一。指南针的传入欧洲，为欧洲日后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前提。

同指南针一样重要的，是印刷术的西传。大约在隋唐之际，我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公元7世纪40年代，玄奘大师印制普贤像，每年印数在万张以上。从9世纪开始，我国民间印书的风气渐开。著名诗人白居易等人的诗集，都在扬州、越州刊印。现在最早的印本书籍，就是868年王玠刻印的《金刚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