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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战争的开始
1931—1933

1936年7月18日，在听闻西属摩洛哥爆发军事叛乱之后，一个贵族地主在他位于萨拉曼卡西南的庄园里命令他手下的劳工排成一排，随后射杀了其中的6个人，作为对其他人的警告。此人就是退役骑兵军官贡萨洛·德·阿吉莱拉·蒙罗（他是阿尔瓦–德埃尔特斯的伯爵），他在内战期间加入了叛军新闻部门，并曾向外国客人大肆吹嘘他所犯下的暴行。1尽管这场传闻中的暴行属于极端情况，但隐藏其后的仇恨却并非缺乏代表性——在1936年军事叛乱爆发之前，这种仇恨已在西班牙乡村中郁积了超过20年之久。阿吉莱拉的冷酷和蓄意的残暴行径反映了西班牙乡村上层社会中的一个普遍信条，即无土地的农业劳工是非人类。自饥饿的农业短工在大庄园（latifundio）①控制地区发起一系列零星暴动之后，这种态度便已经在大地主阶层中变得普遍。那些发生于1918年到1921年期间（一个被后人称之为“布尔什维克的三年”的社会冲突激烈的时代）的起义，早已被乡村寡头阶级的传统保卫者——西班牙国民卫队和陆军——粉碎。在此之前，在上述对立阶级之间曾有过一个不稳定的休战期，无地短工（jornalero或bracero）②的悲惨境况偶尔会因他们主家高高在上的“慷慨之举”而得到缓解——主家或者赏给他们食物，或者对其偷猎野兔和捡拾被风刮落的麦穗等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然而，阶级冲突中的暴力激怒了地主阶级，他们不再宽恕这些被他们视为劣等种族的无地短工的不服从。随之而来的，则是曾经让无地短工的苦难略微得到缓解的“父系温情”的突然终结。

乡村社会的寡头统治者与工业和金融资产阶级维系着一种不对等的伙伴关系，传统上他们是西班牙资本主义的支配性力量。这个阶级对权力的垄断在痛苦而又充满坎坷的工业化进程中开始受到了后两者的挑战。西班牙因在一战中保持中立而享有的繁荣让受到鼓舞的企业主和银行家同大地主就政治地位展开争夺。然而，由于两者均受到激进的工业无产阶级的威胁，它们很快就重建了防守同盟。1917年8月，来自左翼的虚弱无力的革命威胁却招致军方对左翼的血腥镇压。从那时起，直至1923年军队再度干预为止，局势的动荡不安偶尔会让西班牙社会濒临内战的边缘。在南方，是“布尔什维克的三年”里此起彼伏的乡村暴动。在北方，加泰罗尼亚、巴斯克地区和阿斯图里亚斯的工业家们企图采用削减工资与临时解雇等手段，度过一战结束后接踵而至的经济衰退——如今他们正面临着暴力罢工的局面；而在巴塞罗那，他们面对的则是恐怖分子不断升级的挑衅与报复。

在接下来的捉摸不定和令人焦虑不安的气氛中，中产阶级人士开始愿意接受极右翼天主教分子长久以来散布的观点，即由犹太人、共济会员和第三国际的共产主义分子所组成的秘密联盟正在密谋摧毁基督教的欧洲，而西班牙正是他们的首要目标之一。在天主教的西班牙，关于邪恶的犹太人密谋摧毁基督教的想象早在中世纪早期就已经出现。在19世纪，西班牙极右翼重新祭出这一流传已久的阴谋论，以此败坏自由主义者的名声——极右翼分子认为自由主义者应为正在损害他们利益的社会变革负责任。在这种偏执狂般的妄想下，共济会员被污蔑为犹太人的工具，而后者正试图用其邪恶的阴谋建立凌驾于基督教世界之上的暴政（但事实上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随着19世纪渐入尾声，这些观点正以愈来愈激烈的方式被表达出来。这是对当时万花筒般多变的复杂局势——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失序、地方主义者骚动、资产阶级着手改革、工会与左翼政党破茧而出——的一种反应。西班牙社会的动荡，以及随之而来的这个农业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极有可能面临的崩溃，都在一个令人深感担忧而在某些方面又值得宽慰的断言中寻得了解释：责任被归咎于一个特征明确的外部敌人。据说，犹太人将共济会员当成顺应其心意的中间人，借此控制经济、政治、新闻媒体、文学和娱乐界等诸多领域，并通过这些途径扩散民众的堕落与兽性。长期以来，相当反动的卡洛斯传统主义派的日报《未来世纪报》（El Siglo Futuro）就一直在兜售这样的观点。1912年，在22位西班牙主教的支持下，何塞·伊格纳西奥·德·乌尔维纳创立了“国家反共济会与反犹太联盟”。阿尔梅里亚的主教写道：“对于这场注定要进行的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天主教与犹太教、基督与魔鬼之间的决定性战争，我们已经是万事俱备。”2至于并无任何过硬的证据来证实所谓的“犹太人阴谋”这一点，则被归因为敌人（即恶魔本身）的狡猾与庞大无边的力量。

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西班牙的反犹主义也在1917年以后愈演愈烈。人们认为以下事实是不言自明的：社会主义是犹太人的发明，俄国革命得到了犹太资本家的金钱支持，而像托洛茨基、马尔托夫和达恩③这样具有犹太血统的知名布尔什维克分子则给出了一种看似可信的哲学与政治理念。西班牙的中上层阶级对发生于1917年到1923年间的那些威胁他们的此起彼伏的革命暴动感到震惊和愤怒。当军方于1923年9月再度干预政局，并最终建立了由米格尔·普里莫·德·里韦拉将军主导的独裁体制之后，恐慌的精英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安抚。作为巴塞罗那的卫戍部队司令，普里莫·德·里韦拉是加泰罗尼亚纺织业巨头们的同盟者，他理解处于无政府主义者劳动大军威胁下的他们的感受。而且，出身于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一个富有的大地主家庭的德·里韦拉，也对南部大庄园主的恐惧感同身受。因此，他是1917年后得到强化的企业主与地主之保守同盟的理想保卫者。在普里莫·德·里韦拉掌权时，他为中上层阶级提供安全保障。然而，其意识形态的拥护者努力构筑了一种观念，那就是在西班牙，两个在社会阶级、政治和道德观方面严重对立的群体陷入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当中。具体来说，作为将来他们替佛朗哥摇旗呐喊的宣传攻势之预演，这些宣传家们强调了眼前来自犹太人、共济会员和左派人士的威胁。

这些观念实际上将整个左派阵营“非法化”，打击范围从中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到社会主义者和地方民族主义者，一直到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通过模糊他们之间的分歧以及否认他们作为西班牙国民的权利而达成了这一目的。右翼媒体和里韦拉政权的唯一合法政党“爱国联盟”（Unión Patriótica）公开谴责此种“反西班牙”的行径，民间组织和教育系统也在其中推波助澜。这些理念被用于培养民众对独裁统治的满意感，后者则被视为抵御“布尔什维克威胁”的堡垒。在颇具影响力的西班牙右翼诗人何塞·马里亚·佩曼眼中，整个世界被划分成“国家联盟与苏维埃联盟”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从这一前提出发，他宣称：“对于西班牙社会而言，在耶稣和巴拉巴④之间进行抉择的时刻已经到来。”他声称人民大众“不是基督教徒，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和破坏分子”，并且国家已经分裂成一个由各种异端和舶来品构成的反西班牙集团，以及另一个维系传统宗教信仰与君主主义价值观的真正的西班牙。3

普里莫·德·里韦拉政权的另一位更为年长的宣传家是何塞·佩马尔廷。像他的侄子佩曼一样，他也与塞维利亚的极右翼保持着联系，并且相信西班牙正处于一场由共济会（“世界各国政府秩序的永恒敌人”）策划的国际密谋的攻击之下。他摒弃了广义上的左派群体，因为他们是“被普选权、议会主权等他们自以为现代、民主和欧洲化的理念愚弄的教条主义者。他们不在（上帝的）救赎范围之内。他们被最糟糕的暴政、一元化意识形态或是某些专横的理念弄成了精神病”。军队的职责就是保卫西班牙免受这些侵袭。4

尽管普里莫·德·里韦拉暂时成功麻痹了中产阶级和统治阶级，使他们不再那么焦虑，但是他的独裁统治未能持续。他尝试采取某些自上而下的仁慈之举，以此缓和独裁统治的负面影响，然而却在不经意间让自己与地主、产业家、天主教神职阶层和陆军精英军官团的部分成员彼此疏远。最具戏剧性的是，他在军队晋升流程方面的改革确保了，当1931年4月14日由社会主义者和中产阶级共和派组成的大选联盟以压倒性优势取得权力时，军方选择袖手旁观的立场。当这位独裁者于1930年1月下台之后，在首批为当局利益摇旗呐喊的人士中间，有位名叫何塞·马里亚·阿尔维尼亚纳的医生，他是一个古怪的巴伦西亚神经学者，同时也是普里莫·德·里韦拉的疯狂崇拜者。

阿尔维尼亚纳还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的作品超过20部，当中有小说，若干本有关神经疾病、宗教、医学史、医学哲学和西班牙政治等不同主题的书籍，以及一些关于墨西哥的秉承所谓“温和帝国主义者”立场的作品⑤，他相信国外隐藏着某个旨在摧毁西班牙的秘密联盟。在1930年2月，他散发了数万份由他本人撰写的《西班牙荣誉宣言》（Manifiesto por el Honor de España）。他在文中宣称：“存在一个由共济会员组成的苏维埃，它重新抛出了那些由躲在暗处的祖国永恒之敌捏造的邪恶传说和其他诬蔑之辞，在全世界面前玷污西班牙国家的荣誉。这个由冷酷无情者组成的苏维埃得到了居心不良的野心家们的支持，后者为了报自己的受辱之仇，去到国外喷吐对西班牙的侮辱。”这一指控针对的是被独裁政权驱逐出境的共和派分子。两个月之后，他成立了“队伍纯洁的西班牙国民党”，该党目标为“消灭祖国的内部敌人”。它那身着蓝色衬衫、使用罗马式敬礼的西班牙“军团”——“一支针对任何有损祖国声誉之企图而展开直接、猛烈和迅速之行动的人民志愿队伍”，丰富了法西斯主义者形象的库藏。5

君主制的倒台是“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阴谋接管西班牙的第一步，阿尔维尼亚纳只是首批主张此观点的群体中的一员。此类观点迎合了那些见证第二共和国建立的极右翼偏执狂的口味。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简称“社会党”）及其中产阶级同盟——来自形形色色的共和派政党的法律界与知识界人士——开始执掌大权，这一政治权力的转移使整个西班牙右翼团体惊恐不安。共和派–社会主义者联盟企图借助他们意外得以分享国家权力的契机，去实现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方案，即通过摧毁教会的反动影响、根除军国主义，并进行旨在缓解那些不幸的季节性农业短工目前悲惨境况的农业改革，来创建一个现代化的西班牙。

这一宏伟计划不可避免地提升了城乡无产阶级的期望值，同时又在教会、军队，以及由地主和工业资产阶级组成的寡头统治者那里引发恐惧，并滋生了根深蒂固的仇恨。从1917年至1923年的相互敌视发展到1936年以后吞噬西班牙的普遍性暴力，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然而这一过程自1931年春起开始显著加快。像往常一样，富有者的恐惧和仇恨总会在国民卫队那里寻得它们的第一道防线。然而，当地主们竭力阻止改革步伐时，处于饥饿威胁之下的农业短工群体由于期望落空而只能付诸不断升级的暴力。

很多右翼分子将共和国的建立视为西班牙正身处对抗世界革命的第二战线的证据——在治安部队和无政府主义者工会组织“全国劳工联盟”的工人们之间爆发的大量冲突催生了这一观点。内政部长米格尔·毛拉对极左翼采取的坚决行动并未阻止卡洛斯主义者的《未来世纪报》对政府进行大肆攻击，该报还宣称支持改革的共和国立法机构听命于国外势力。它曾在1931年6月宣称，属于极端保守派的3位政府部长——总理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米格尔·毛拉和司法部长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乌鲁蒂——都是犹太人，而且共和国的诞生本身就是犹太人密谋之结果。持较温和观点的天主教畅销日报《辩论报》（El Debate）将德·洛斯·里奥斯称为“（犹太教）拉比”。很快，作为拥有《辩论报》等一系列深具影响力的报纸的出版社，天主教评论社开始发行恶毒反犹与反共济会的杂志《恩典与正义》（Gracia y Justicia）和《人民之子》（Los Hijos del Pueblo）。充斥低俗讽刺的《恩典与正义》杂志的主编是曼努埃尔·德尔加多·巴雷托，他曾一度与独裁者普里莫·德·里韦拉合作，他是后者的儿子何塞·安东尼奥的朋友，同时还是长枪党运动的早期资助者之一。该杂志的周发行量曾一度达到20万份之多。6

除了极右翼，共和国也面临着来自极左翼的暴力抵抗。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全国劳工联盟意识到，其组织中的许多激进分子已在4月12日的市政选举中将选票投给了共和派–社会党主义者联盟，而且后者的出现已经在广大群众中间燃起了希望。正如一位无政府主义者领导人所说的那样，他们“就像穿上新鞋的孩子们”那样兴高采烈。然而，全国劳工联盟的领导层觉得共和国不会做出任何改变，前者仅仅执着于宣传其革命目标，并且继续与社会党的劳工总会（UGT）进行激烈斗争，后者因为曾与普里莫·德·里韦拉政权合作而被视为“御用工会”。在这样一个普遍失业的背景之下，再加上大量流动性劳工纷纷从海外归国，以及因为独裁统治时期多个大型公共工程的停工而导致很多无特别技能的建筑工人被遣散，西班牙的劳动力市场正处于即将失控的状态。这种局势将被伊无联中主张强硬路线的无政府主义者利用，他们认为共和国也像君主政体一样，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当全劳联–伊无联在同年5月1日的示威活动遭到治安部队的暴力镇压时，短暂的蜜月期宣告结束。7

在5月份的晚些时候，来自帕萨赫斯港的近千名罢工者突然出现在圣塞瓦斯蒂安，很明显他们的意图是洗劫城中富庶的商业区。提前得到警告的内政部长米格尔·毛拉将国民卫队部署在城市入口处。他们驱散了这场骚乱，在此期间有8名罢工者死亡，多人受伤。接下来，在7月初，全国劳工联盟通过电讯系统发动了一次全国范围的罢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政府的一种挑战。它在警察的强力镇压以及隶属社会党的劳工总会的工人团体抵制之下归于失败，后者拒绝参加这种被其视之为徒劳的抗争。打扮光鲜、身材肥胖的激进社会党人安赫尔·加拉尔萨是当时的国家保安总长，统领保安总局（DGS），他下令只要发现有人企图破坏电话公司设施，可以当场射杀。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毛拉和加拉尔萨正设法维系中产阶级对政府的信心。但不可避免地，他们的立场导致全国劳工联盟针对共和国和劳工总会的暴力行径进一步加剧。8

对于共和派–社会党内阁来说，全国劳工联盟的破坏活动相当于叛乱。对于全国劳工联盟而言，合法的罢工和示威活动正遭到与君主制时期不相上下的专制手段的大肆镇压。1931年7月21日，内阁一致同意需要“某种紧急且严厉的补救措施”。毛拉概述了关于采取“一种合法镇压手段”的提案，社会党的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则提出，应制定相关法令使罢工非法化。这两项法令最终于10月22日被合并到《共和国保卫法》中，该举措得到了政府中社会党成员的热烈支持，支持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该法令所针对的正是其政治对手——全国劳工联盟。9但这在右翼看来无甚区别，他们将无政府主义分子造成的暴力冲突和社会动荡视为左翼整体的特征，公开谴责其行径的社会党人和对其大力打压的共和国政府也只是左翼阵营的一部分。

右翼所关心的是，国民卫队和陆军应组织防御，保卫现有经济秩序不受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传统上，陆军军官团的绝大部分成员都将阻止政治与经济变革作为其根本任务之一。此时，共和国方面正试图实施军队改革，以使其费用支出和思维模式与西班牙变化后的环境保持一致。该计划的核心部分就是精简极为臃肿的军官团。那些强硬且顽固的非洲殖民军军官（Africanistas）在令人眼花缭乱的非正规战争的战场晋升中受益甚多，他们也将会是受到影响最大的群体。他们对共和国改革计划的抵制将开启这样一个进程：从此，西班牙近代殖民史中的暴力会通过某种方式反作用于本土的大都市。1909年至1925年摩洛哥部落战争期间的种种残忍和恐怖使他们变得冷酷无情。摩洛哥的经历同样也让他们有种孤军奋战之感：他们奋不顾身地为保卫殖民地而战，只有他们关心祖国的命运。早在1931年之前，这些殖民军军官已经对本国的职业政治家和反战的左翼群众深为蔑视，后者已被他们看作成功实现其爱国使命的障碍。

陆军和国民卫队在西班牙长期以来的持续性社会冲突中（尤其是在乡村地区）所扮演的镇压者角色，被认为是这一爱国主义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1931年到1936年间，几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将使军方随处都能找到正当理由去使用暴力对付左翼。首先一个就是共和国企图打破天主教会的权力。1931年10月13日，当时的国防部长曼努埃尔·阿萨尼亚（后来曾担任过共和国总理和总统）宣称：“西班牙不再是天主教国家。”10即便这是对的，但是当时的西班牙仍然是一个拥有大量虔诚天主教信众的国家。现在，共和国反教权主义的立法将为那些有充分动机坐视共和国毁灭的满怀敌意的人士，提供一个明显的理由。关于“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密谋”的令人作呕的说辞也随即拥有了市场。再者，部分毫无必要的反教权举措无形中召集了许多普通的天主教徒为了富人的事业而战。

宗教议题将滋养促使右翼分子酝酿暴力活动的第二个关键性因素，那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极大成功的宣传。在右翼所宣扬的理论中，左翼分子和自由主义者不是真正的西班牙人，他们甚至只能被视为非人类；因此，作为国家生存的威胁之一，他们必须被根除。在大批量发售的书籍、日报和周刊中，右翼分子大肆灌输这种理念，即第二共和国由外国势力把持，是邪恶之物，必须加以摧毁。这种看法在右翼的恐慌中寻得了肥沃的土壤，它是基于这样一个论点：共和国是犹太人一手策划的阴谋的产物，共济会通过操控对其言听计从的左翼分子来实施这个阴谋。这个所谓的大型国际阴谋，即contubernio（佛朗哥本人的惯用词之一，意为“肮脏的结合”），则证明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维系国家生存的合理性。发挥运用这些理念的知识分子和神职人员可以将其同大庄园主对无地短工的憎恨和城市资产阶级对失业者的恐惧联系起来。像很多陆军军官与神职人员一样，萨拉曼卡地主贡萨洛·德·阿吉莱拉·蒙罗正是此类书刊的一个贪婪的读者。11

另一个激发暴力的因素，是土地所有者对第二共和国在农业改革方面的各种尝试的回应。在萨拉曼卡省，当地“农业联盟”（Bloque Agrario，一个代表土地所有者利益的政党）的领导人埃内斯托·卡斯塔尼奥和何塞·拉马米耶·德·克莱拉克鼓动他手下的党员抵制征税，并停止种植农作物。这种不妥协的态度激化了与乡村无产阶级（无地短工）的矛盾。12在整个西班牙南部的大庄园农业经济区，共和国针对劳工问题的立法遭到了有组织的藐视。尽管有1931年5月7日颁布的关于强制耕种的法令，但是有工会背景的劳工还是被“拒之门外”，地主们或者封闭庄园任由土地荒芜，或者干脆告诉这些饥饿的劳工，“让共和国去养活你们吧”（comed República，字面意思是“吃共和国的去吧”）。尽管1931年7月1日颁布的法令规定了在农业领域强制实行8小时工作制，然而劳工们仍普遍工作16个小时——从日出到日落，而且地主也根本不会为额外的小时数支付额外的工资。事实上，那些雇工所得的报酬不足以维持温饱。虽然在南方有数以万计的无地短工处于失业状态，然而地主们却宣称失业问题是共和国捏造的。13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哈恩，采集橡子（通常被用作猪饲料）、捡拾被风吹落的橄榄、牵着牲畜到河边饮水，甚至是拾柴火，都会被指责为“集体性惯偷”。14如果饥饿的农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被逮到，他们就会遭到国民卫队或庄园武装护卫的毒打。15

新政权的诞生也提升了他们的期望值，农业短工不再像以前那样消沉和听天由命。当他们所期盼的改变因大庄园主的重重阻挠而受挫时，短工们的绝望只有通过国民卫队不断升级的暴力才勉强被压制住。国民卫队中的普通士兵往往会在慌乱中开枪射击，因为他们害怕愤怒的劳工群体会在人数上占据优势。右翼媒体会以愤慨的语气报道盗收庄稼或偷猎的事件。枪支会被用来对付劳工，左翼媒体则会以同样愤慨的言辞报道他们的遇害。在科拉尔–德阿尔马格（托莱多省），饥饿的无地短工试图打破当地地主的封锁，他们强行进入各个庄园并开始在田间劳作。国民卫队为了维护地主的利益而加以干预，共造成5名劳工死亡，另外7人受伤。例如，1931年9月27日，在萨拉曼卡省靠近佩尼亚兰达–德布拉卡蒙特市的帕拉西奥斯–鲁维奥斯，国民卫队向一群正在庆祝罢工成功结束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开火。当这些村民开始在教区司铎住所前跳舞时，国民卫队士兵向他们开枪射击。有两名劳工当即被杀，另有两人于稍后死亡。16这一事件唤起了人们心中无尽的苦涩。1933年7月，在劳工总会下属的农业工人之联合团体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FNTT）萨拉曼卡分部的授意下，《土地与劳工报》（Tierra y Trabajo）的主编何塞·安德烈斯·曼索针对国民卫队下士弗朗西斯科·希门尼斯·奎斯塔提起个人诉讼，指控其杀害4人，并使另外3人受伤。在鼓吹专制的天主教政党“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之领袖何塞·马里亚·希尔·罗夫莱斯的有力辩护下，希门尼斯·奎斯塔被宣告无罪。安德烈斯·曼索于1936年7月底被长枪党分子谋杀。17

在萨拉曼卡和其他地区，时常会有针对工会成员和土地所有者实施的暴行——在布尔戈斯，有一位70岁的老人被国民卫队士兵用步枪殴打致死；在科尔多瓦新镇，有一个财主被打成重伤。类似事件经常发生，通常是以劳工大批闯入庄园为导火索。这些暴力行动也不止发生在南部地区，在阿拉贡地区的3个省份里，此类事件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成群结队的无地短工到某个地主那里要求对方提供工作，或者有时候自行去干些地里的活，然后要挟地主支付报酬。但更常见的情形却是，他们被国民卫队或庄园主雇佣的枪手驱散。18

事实上，地主们的所作所为仅仅是右翼旗帜鲜明地反对新政权的诸多表现之一。他们身处对抗共和国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的第一道防线。新政权在宗教和军队领域的立法同样招来了激烈的回应。其实，这三个问题往往彼此交织在一起，因为很多军官本身就出身于信奉天主教的地主家庭。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在新近出现的若干个政治团体中找到了他们的政治代言人。这些团体中最极端，并且也是最早公开尝试摧毁共和国政权的是两个君主主义者的组织，即“卡洛斯正统派联盟”（Comunión Tradicionalista）和“西班牙行动”，它们是由新近退位的阿方索国王十三世的支持者们建立的，被视作“当代反革命思潮的学校”。在第二共和国宣告成立的短短数小时之内，拥护君主制的野心家们就已经开始筹集资金，打算创办一份期刊，旨在宣传起事反对共和国的正当性，并在陆军中注入某种反叛精神。同时，他们还要建立一个具备表面合法性的政党，充当其为反对共和国而进行的各种串联、募捐与阴谋活动的幌子。《西班牙行动》（Acción Española）杂志同样在兜售所谓的犹太–共济会–左翼之邪恶同盟的理论。在一个月之内，杂志的创办者们就已筹集了大量资金用于组织计划中的叛乱。他们的首轮尝试就是1932年8月10日爆发的军事政变。政变的失败促使他们痛下决心，下次起事之前务必要获得更充足的资金支持，并力争取得彻底的成功。19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为温和的民族行动党——后来被更名为人民行动党（Acción Popular）——开始设法在共和国法律框架之内保卫右翼的利益。极端分子（“大难将至论者”）在很多方面与所谓的“温和派”持有相同观点。然而，当1932年8月的军事政变失败之后，二者将在武装密谋反对共和国的功效这一点上分道扬镳。“西班牙行动”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党西班牙复兴党（Renovación Española），而人民行动党则拉拢了众多具有相似立场和理念的右翼群体，并组成了“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20在一年之内，“大难将至论者”的队伍由于形形色色的法西斯主义团体的诞生而得到了壮大。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完全否定共和国的民主合法性。尽管人民行动党和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披着合法的外衣，但是其领袖却常常毫无顾忌地公开声明，针对共和国的暴力行动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在新政权建立仅仅3周之后，新政府仍因在诸多社会问题上的谨小慎微而备受关注的时候，民族行动党就以一个“社会防卫组织”的面目出现了。该党创始人是激进的天主教日报（到那时为止还是君主制的支持者）《辩论报》的主编安赫尔·埃雷拉·奥里亚。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战略家，埃雷拉·奥里亚将成为第二共和国早期泛政治天主教主义背后的智囊。民族行动党将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对抗不断崛起的城乡劳工阶级的两个右翼组织整合到了一起。它的领袖们均来自国家天主教促进会（ACNP），这是一个深受耶稣会影响的组织，由约500名杰出且有名望的拥有天主教背景的右翼分子组成，成员在新闻媒体、法律界和各专业领域颇具影响力。它在基层的支持者为全国天主教农民联盟（CNCA），这是一个声称“完全服从教士之权威”的大众化政治组织。以抗衡左翼团体扩张为目的而组建的国家天主教促进会，在西班牙北部和中部信奉天主教的小农群体中拥有广大的民众基础。21

民族行动党在其宣言中声称，“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前卫部队”已经爬上了君主制的废墟。它公开谴责第二共和国那些体面的资产阶级政客的软弱及其在控制普罗大众方面的无能。“普罗大众，即那些不信神故而拒绝接受基督教道德的基本原则的民众；即对婚姻与家庭的神圣性不屑一顾，转而追求随心所欲的两性关系的民众；即企图将私有制这一个体福祉与集体财富的源泉，代之以国家指令下的全面公有化的民众。”除此之外，还有“巴斯克和加泰罗尼亚的那些死硬的极端民族主义疯子，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甜言蜜语，他们的目的都是破坏国家的统一”。民族行动党明确宣告，它将反对共和国所支持的任何事情。高喊着“信仰、祖国、家庭、秩序、工作、财富”的战斗口号，它宣布“决定这些永恒原则之存亡的社会斗争，正在我们的时代展开。事实上，其胜负不会由一次单独的战役决定；在西班牙发生的是一场战争，而且是一场将持续很长时间的战争”。22

到1933年，当人民行动党已发展成为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时，它对共和国的分析评价变得愈加大胆，“接管国家大权的，是一群因为缺乏（恰当的）价值观而总是不负责任的乌合之众”。即使对于埃雷拉·奥里亚的合法组织来说，共和国的建立也被认为是“最为暴烈的极端分子身上那具有传染性的疯狂，在无情、邪恶、反叛和精神错乱的易燃物上燃起一场大火”的产物。共和国的支持者是劣等人类，应该像对待散播瘟疫的害虫那样将他们彻底铲除：“下水道放开了闸门，社会渣滓淹没了街道和广场，像精神病患者般痉挛和战栗。”23在欧洲各地，处于危机中的精英阶层，正在通过激起大众对被描绘为“舶来品”的左翼的恐惧，对这种威胁到国家存亡的恶疾的恐惧，来动员大众支持一场所谓的“民族净化运动”。

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右翼在毁灭共和国方面的坚定不移都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即抵制共和国的反教权主义。然而，在右翼对普里莫·德·里韦拉的独裁统治的热烈支持中就可以明确看出，共和国的民主特性早已招致了右翼的仇恨，其时右翼还没有机会可以公开谴责共和国的反教权主义。而且，那些因为宗教原因反对共和国的人，同样也援引了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理由，尤其是在反对地方自治的时候。24

但不管怎么说，无论在言语还是行动上，宗教纷争都是激烈冲突的诱因。1931年5月10日，星期日，于马德里阿尔卡拉大街上举行的“君主主义独立派”（Circulo Monarquico Independiente）成立大会，在高音喇叭中传出的王家赞歌的歌声中落幕。此时，一队共和派群众恰好从马德里丽池公园的一场午后音乐会结束现场返回，他们路经此地，并对此种挑衅之举怒不可遏。一场骚乱随之发生。路旁的汽车被点燃，附近塞拉诺街上的君主主义者报纸《ABC》的办公室也遭到袭击。群众的过激情绪四处溢散，出现焚烧教堂这种极不光彩的举动，从5月10日到12日，类似事件在马德里、马拉加、塞维利亚、加的斯和阿利坎特均有发生。这一点暗示了普通人在内心中将教会与君主制及右翼政治等同为一体的感觉是多么强烈。共和国方面的报纸宣称，纵火的始作俑者是来自黄色工会⑥自由工会（Sindicatos Libres）组织的故意煽动闹事的破坏分子。共和国方面甚至还宣称，为了败坏新政权的声誉，年轻的君主主义分子已在四处散发引诱群众袭击宗教建筑的小册子。25

即便确有密探和内奸的参与，但很多左翼人士本来就坚信教会是西班牙反动统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他们中间头脑发热的冲动分子则会在不同地点实施暴力行动。在南方的很多村子里，神父们会被人扔石头。对于右翼分子而言，确认罪犯的身份并没有多少意义。教堂遭到焚烧的事实，恰好证实并彰显了他们之前敌视共和国的合理性。尽管如此，内政部长米格尔·毛拉还是发表了苦涩的言论：“马德里的天主教徒一丁点都没有想过，走上街头保卫本应是他们眼中的神圣之物的东西，是他们应该做的，或者说是他们的职责。”在很多村镇⑦上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虔诚的教徒保护教堂免受暴力分子的亵渎。在5月的晚些时候，当临时政府宣布结束宗教义务教育时，他们收到了大量表示抗议的请愿书。26

尽管西班牙大部仍处于平静状态当中，然而，从共和国成立最初，在南方的大庄园经济区和其他由全国劳工联盟掌控的地区，一种不宣而战的内战氛围就越来越浓烈。米格尔·毛拉宣称，在从1931年5月中旬到同年10月他辞职为止的5个月中，他手中要处理的革命性罢工事件多达508起。全国劳工联盟指控他在镇压行动中导致108人丧生。27毛拉的镇压行动尤其清晰地展现在塞维利亚的无政府主义骚乱所招致的血腥后果中。作为一系列革命性罢工事件的高潮，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会组织号召于1931年7月18日进行总罢工。其目标不仅针对当地雇主，同时也包括全国劳工联盟在当地的主要对手——社会党的劳工总会。在以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罢工群体为一方，以国民卫队和资本家的狗腿子为另一方的对立双方之间爆发了若干暴力冲突。在7月21日的内阁会议上，属于社会党的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要求米格尔·毛拉采取有力行动以结束正在损害共和国形象的动乱局面。当总理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问到是否每个人都同意采取积极措施对付全国劳工联盟时，内阁全体成员一致表示赞成。毛拉告知国防部长阿萨尼亚，他将下令动用炮兵摧毁无政府主义者占据的一所房屋，因为后者曾经从里面向军警开火。28

与此同时，在1931年7月22日与23日之间的那个夜晚，塞维利亚的极右翼分子被允许参与镇压罢工的行动。由于省长何塞·巴斯托斯·安萨尔特相信单凭正规部队的力量不足以应对此问题，于是他邀请“拉布拉多社团”和“贸易联盟”这两个地主阶级的俱乐部，去组建一个被称为“市民自卫队”的准军事组织。这一邀请正中这座城市最具影响力的几个右翼分子的下怀，他们是：哈维尔·帕拉德·伊瓦拉；退役骑兵中校和大地主佩德罗·帕里亚斯·冈萨雷斯；著名斗牛士何塞·加西亚·卡兰萨，他在斗牛场上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来自阿尔加瓦的佩佩”⑧。武器被集中起来，而市民自卫队则由一个残忍的非洲殖民军军官，绰号为“牛鞭”的曼努埃尔·迪亚斯·克里亚多上尉指挥。7月22日夜，在玛丽亚–路易莎公园，他们射杀了4名囚犯。第二天下午，在马卡雷纳街区，如同毛拉之前向阿萨尼亚承诺的那样，劳工阶级聚集的“科尔内略之家”咖啡馆被炮火摧毁。在塞维利亚省的其他地区，尤其是位于省会以南的3个市镇——滨河科里亚、乌特雷拉和两姊妹镇，国民卫队采取极其暴力的手段镇压罢工。在两姊妹镇，有人向电话局扔了石头，之后一辆满载国民卫队士兵的卡车从塞维利亚抵达。他们向镇中熙熙攘攘的集市开枪射击，导致数人受伤，伤者中有两人不治身亡。在该省骚乱期间，共计17人在冲突中丧生。29

阿萨尼亚迅速回应说，发生在公园中的事件“看起来是使用了‘逃跑法则’（即将蓄意谋杀伪装成犯人在企图逃跑时被射杀）”；他还指责毛拉“先开枪，再瞄准”。阿萨尼亚如此反应，是因为最近受到了毛拉的打击，后者指控他向新闻媒体泄漏内阁机密。两周以后，他得知 “逃跑法则”这一冷血实践与毛拉完全无关，而是市民自卫队在执行迪亚斯·克里亚多的命令。30玛丽亚–路易莎公园的蓄意谋杀和“科尔内略之家”遭遇炮击是引向1936年之残暴场面的一连串暴力事件的开端。在1932年8月失败的军事政变和发生在1936年的众多大事件中，迪亚斯·克里亚多和市民自卫队都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发生于塞维利亚的诸事件和通过电话系统进行的罢工，预示着遍及西班牙城市地区的治安部队与全国劳工联盟之间将发生不尽的冲突。在巴塞罗那，除了围绕电话系统发生的冲突，冶金行业在8月份也有4万名工人罢工。充满激进分子的伊无联愈加强烈地鼓吹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暴动，并用自由共产主义取而代之。针对警察和国民卫队的准军事性质的街头行动，是深具影响力的伊无联主要领导人胡安·加西亚·奥利韦尔所定义的“革命锻炼”之中心环节。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他们与治安部队以及与较为温和的社会党劳工总会之间的血腥冲突。接下来在巴塞罗那、塞维利亚、巴伦西亚、萨拉戈萨和马德里发生的暴力行动，虽然针对的目标是政府，但右翼却归咎于共和国本身。31

这种在中产阶级之中激起的不安，由于共和国的反教权主义而在天主教徒群体中得到强化。在后者看来，共和派–社会主义者联盟试图将天主教的影响力严格限制在宗教领域之内的宏伟目标，与无政府主义者狂暴的圣像破坏之间区别甚微。紧随着议会对新宪法提案的激烈辩论，在教士阶层的支持下，右翼对共和国的敌意被充分调动起来。宪法草案提出了政教分离原则，并引入了无宗教仪式的公证结婚和允许离婚的条款。它限制了国家对教会的支持，并且，至少在纸面上终结了宗教之于教育的垄断地位。提议中的改革在天主教报纸和教堂的布道坛上被大肆抨击，它们被认为是要摧毁传统家庭之价值，其性质是渎神、专横和无神论的。32来自卡斯特利翁–德拉普拉纳的一位神父做出的回应在当时并不罕见。在一次布道中，他对他的信众说：“共和主义分子应该被唾弃，绝对不要与之进行对话。我们应该准备好打一场内战，之后再来谈教会与国家分离的问题。离开宗教的学校无法教育人，而只能培养野蛮者。”33

共和国的反教权主义立法，往最好了说也只是“不谨慎”，往最坏了说则是“不负责任”——在右派看来，这就是共济会激发的仇恨之结果。共和国的支持者认为，要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必须用世俗化的学校取代教会掌控下的教育系统。然而，其中的许多法令可以非常容易地被规避。神职人员像以往那样继续管理着学校——只是学校改了名字，教士们穿上了平民服装。很多类似的学校，尤其是耶稣会名下的学校，往往只向富人的孩子们开放。所谓的“中间立场”并不存在。教会对财产的保护和对社会苦难的漠不关心，自然而然地使自己与极右翼站在了同一阵营。34

在反对宪法实施的所谓“修正主义运动”期间，针对共和国的社会、经济和宗教改革计划的普遍敌意得到了积累。于10月13日获得通过的宪法受到了右翼的激烈反对，他们强烈抵制在加泰罗尼亚促进地方自治以及在广大乡村地区推动农业改革的计划。35激起全体基督徒之怒火的，则是被视为邪恶共济会之阴谋的有关允许离婚和解散宗教团体的立法。36在1931年10月13日的论战中，人民行动党的议会领袖何塞·马里亚·希尔·罗夫莱斯在议会里向占据多数的共和派–社会主义人士宣称：“今天，反对宪法通过的天主教西班牙已表明了立场。你们要为即将在西班牙爆发的宗教战争承担责任。”5天之后，在莱德斯马斗牛场，希尔·罗夫莱斯号召进行一场针对共和国的讨伐运动。37

作为该运动的一部分，一群巴斯克传统主义者创建了“宗教人士亲友联合会”。在萨拉曼卡以及巴利亚多利德等在内战期间因残暴镇压而闻名的城市中，该组织得到了相当多的支持。它出版了一份反共和主义的简报《防卫报》（Defensa），并印制了大量反共和主义的小册子。它还创立了激烈反犹与反共济会的周刊《人民之子》，该刊主编为弗朗西斯科·德·路易斯，最终他将作为安赫尔·埃雷拉·奥里亚的继任者，负责管理《辩论报》。德·路易斯是“西班牙共和国是国际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阴谋之玩偶”这一理论的大肆鼓吹者。38《人民之子》的另外一位重要撰稿人是整合派耶稣会士恩里克·埃雷拉·奥里亚神父，他是安赫尔·埃雷拉·奥里亚的兄弟。该刊物的广泛发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它那对共和国重要政治人物进行恶毒攻击的讽刺漫画深受群众欢迎。通过将这些人打上犹太人和共济会员的标签，将其描绘成反对天主教西班牙的国际大阴谋的一部分，它就可以在读者中间宣传“肮脏的外国密谋必须被摧毁”的观点。39

有关左翼分子和自由派人士不是真正的西班牙人，因此必须消灭他们的理念，很快就在右派群体中生根发芽。1931年11月初，君主主义者领导人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在马德里向欢呼的听众们宣布，在社会主义和（西班牙）民族之间将会有一场殊死搏杀。4011月8日，在帕伦西亚，卡洛斯主义分子华金·贝翁萨向2.2万名集会群众发出了这样的呐喊：“我们还是不是男人？在遭遇这些无耻迫害的时候，那些没有准备好奉献出一切的人，根本不配被称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要采取一切手段保护我们自己，我说的并非仅限于法律许可的手段，一切可以用于自卫的措施都是好的。”在声称西班牙议会是“动物园”之后，他继续说道：“我们被一帮共济会分子统治着。我要说，采取任何手段反对他们都合情合理，不管该手段合法还是不合法。”在同一场集会中，希尔·罗夫莱斯宣称，政府对教会的迫害是“在共济会的会所中”决定的。41

煽动反对共和国及其支持者的暴力行动的，并不只是极右翼。标榜自己为“守法公民”的天主教徒希尔·罗夫莱斯所做的诸多演说，在敌对性和煽动性方面，与君主主义者、卡洛斯派分子以及后来长枪党人的演说毫无二致。1932年元旦，在穆尔西亚大区的莫利纳–德塞古拉，希尔·罗夫莱斯宣称：“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必须用我们正义的力量实现我们的意志，如果这还不够，就借助其他的力量。右派的怯懦，已经让那些来自污秽之地的恶徒们掌控了祖国的命运。”42在人民行动青年团（JAP）的成立宣言中，西班牙右翼稳健派的不妥协态度明明白白地公之于众：“我们是右翼人士……我们会尊重当局的合法命令，但是我们不会容忍暴民的无理和强暴。我们将一如既往勇敢捍卫我们自身的尊严。我们向共产主义和共济会宣战。”在右派们的眼中，“共产主义”包括社会党，“共济会”则指向被认为是左翼共和派的形形色色的共和派自由党及其在各地的变种。43

共和国对社会进行的世俗化改革很容易使其敌人找到正当理由来攻击它。市政当局被禁止对教堂和宗教节日进行资助，因此教会陷入穷困的境地。1932年1月，教会墓地被置于市政当局的管辖之下。国家现在只认可公证结婚，因此那些在教堂举行过婚礼的新人必须前往婚姻登记办公室进行登记。葬礼也不再包含任何宗教元素，除非死者超过20岁，且在其遗言或遗嘱中特别做出说明（即希望举行宗教性质的葬礼），然而对于死者家属而言，这意味着他们需要与复杂的官僚机构打交道。44

1932年5月，在布尔瓦格纳（特鲁埃尔省）的“殉难者圣佩德罗”纪念日上，一支铜管乐队在市镇广场上演奏，有意在从教堂里传出的纪念圣徒的宗教音乐中制造不和谐音。在利夫罗斯（特鲁埃尔省），当教区教堂里面正在举行纪念圣柱圣母的弥撒时，教堂外面则在组织一场舞会。45在塞维利亚，由于担心遭遇攻击，有超过40个传统的宗教团体（cofradía）退出了原计划参加的圣周宗教游行。这些团体中的成员大多为人民行动党和卡洛斯正统派联盟中的激进分子，他们所表现出的姿态使“殉教者塞维利亚”这个短语在右翼天主教徒中间流传，尽管事实上共和国当局正竭尽全力确保此次宗教游行活动能够顺利进行。这些同样在诸多雇主和土地所有者的组织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人激烈叫嚣着他们的控诉。结果，只有一个团体参加了游行，并且成为辱骂和石块袭击的目标。几天以后，在1932年4月7日，圣胡利安教堂被大火烧毁。46

有的市政当局将十字架从学校中移走，将宗教塑像从公立医院中移走，并且还禁止教堂敲钟。这些措施超出了官方政策的范畴，因为政策仅仅规定了举行公共庆祝活动需要得到当地市政当局的许可。在一般的天主教徒看来，这些都是再明显不过的迫害，因此他们将共和国视为敌人。在萨拉曼卡省的很多村镇中都充斥着街巷抗议活动，在十字架重新回归学校之前，孩子们不被允许上学。在1932年9月末，用于弥撒、婚礼和葬礼之目的的教堂鸣钟在贝哈尔被禁以后，天主教徒对此普遍感到不安。在其他地方，很多具有左派背景的市镇长官（alcalde）对教堂敲钟的行为征收地方税。47在塔拉韦拉–德拉雷纳（托莱多省），市长向佩戴十字架的女性罚款。在社会冲突频发的巴达霍斯省，禁止送葬队列上街一类的事件大量出现，这成了仇恨的触发器。在丰特–德坎托斯，市长对教堂鸣钟这种行为征税的方式为：最初5分钟征收10个比塞塔，之后每分钟征收2个比塞塔。在弗雷赫纳尔–德拉谢拉，教堂鸣钟被完全禁止，且举行基督教葬礼也需要缴税。在若干个村镇中发生了教堂遭到焚烧的事件。在巴罗斯自由镇，社会党人占多数的镇议会于1932年4月通过投票，决定将主广场的圣心像移走。48

宗教层面的摩擦很快就被右派分子加以充分利用。节日庆典变成了示威活动，朝圣之旅变成了抗议游行，主日布道则成为聚众集会，并经常惹怒反教权人士，有时招致暴力对待。49从言语控诉其所遭受的迫害和苦难，到大肆鼓吹暴力行动，以对抗被描绘成“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所策划的邪恶阴谋之成果的共和国改革进程，其间仅仅经过了一小步。50多年以后，希尔·罗夫莱斯承认，他曾经有意鼓动他的听众与当局发生冲突。1937年4月，当人民行动党正在解体并被纳入佛朗哥的一党制体系时，希尔·罗夫莱斯曾自豪地宣称，正是他在共和国时代⑨培育了大批量的右翼分子的好斗性，右派在内战中获得胜利才成为可能。他将战争胜利这一“大丰收”视为其宣传攻势之成果。在他于1968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他仍然以这项功绩为傲。51

希尔·罗夫莱斯在第二共和国时代的言论反映了他最有力的支持者——大土地所有者或曰“大庄园主”——的感受和恐惧。在他们看来，无地劳工竟然胆敢参加1918年至1921年的革命暴动，简直就是“放肆透顶”，这也反映了他们凌驾于那些在他们庄园里劳作的人之上的，在社会、文化甚至几乎可以说是种族层面上的优越感。而共和派–社会主义者联盟竟宣称计划改善农业短工的悲惨境况，这当中暗含了对当时的乡村权力体系的全面挑战。地主阶级对新政权的敌视最初清晰地体现为，他们决意通过包括无限制暴力在内的所有手段阻止共和国的改革进程。而大庄园主对其雇工的仇恨，将会在内战爆发的最初几个月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极为主动地与佛朗哥的非洲军团纵队相互勾结，参与后者在西班牙西南部的广大地区掀起的恐怖浪潮。

共和国精简军官团的尝试则引发了许多军官，尤其是非洲殖民军军官阶层的敌意。作为国民卫队总监和一位深具影响力的非洲军团老兵，何塞·圣胡尔霍将军是首批将被迫臣服的摩洛哥部落与西班牙本土的左翼分子划为一谈的军官之一，这一种族偏见的转移将推动非洲军团在内战期间大肆实施野蛮之暴行。圣胡尔霍脱口而出的那些话，所针对的是在巴达霍斯省中一个偏远而贫穷的小镇（卡斯蒂尔布兰科）上发生的暴行：有组织的镇压行动激起了众怒，当地村民杀死了4名国民卫队士兵。作为社会党农业劳工工会组织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在该省号召开展一次为期48小时的罢工行动，以抗议地主阶级持续对抗共和国社会保障立法的种种行径。1931年12月31日，在卡斯蒂尔布兰科，在当地镇长的驱策下，国民卫队向一支和平示威的罢工者队伍开枪，导致1人死亡，2人受伤。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之后，被激怒的村民转而扑向4名国民卫队士兵，并将他们活活打死。对于左派来说，卡斯蒂尔布兰科事件是该地区长期以来骇人听闻的经济剥削所导致的结果。52

圣胡尔霍为此大发雷霆，因为他不得不前往卡斯蒂尔布兰科处理该事件，于是他就不得不错过一场在萨拉戈萨举行的上流社会的大型婚宴。531932年1月2日，他抵达了这个已被大批国民卫队士兵占领的小镇，现场负责的军官指着约100名被抓起来的平民说：“这些就是杀人犯，看看他们的嘴脸！”圣胡尔霍叫道：“你怎么还没把他们都干掉？”被扣押的平民遭到极为严重的虐待。整整七天七夜，在低于冰点的严寒中，他们被剥下上衣，并被迫高举双臂保持站立姿势。如果他们倒地不起，就会遭到枪托的殴打。有好几个人死于肺炎。当圣胡尔霍在被害国民卫队士兵的葬礼上接受新闻记者采访时，他将卡斯蒂尔布兰科的劳工与他在摩洛哥与之交战的摩尔部落民做比较并评论说：“在巴达霍斯省的某个角落里，（摩洛哥）里夫部落民拥有一个基地。”他在编造的谎言中声称，即使是在1921年7月的安努瓦尔战役——那场导致多达9000名士兵阵亡的殖民战争史上的惨败过后，“在梅利利亚兵团崩溃之际的阿鲁伊高地，基督徒的尸体也没有遭到如此野蛮的破坏”。54

那些从未到访过卡斯蒂尔布兰科的地方和全国性新闻媒体的记者们，也纷纷附和这一偏见。君主主义者的日报《ABC》上的评论称“哪怕是最不开化的里夫部落民也不可能比他们更坏”。55右翼记者将埃斯特雷马杜拉的无地劳工描绘为“这些没有土地的里夫部落民”，以及“柏柏尔人、原始人、嗜血的蛮族和马克思主义匪帮”。总而言之，当地报纸对卡斯蒂尔布兰科事件的报道反映了乡村精英阶层好斗的种族主义倾向。卡斯蒂尔布兰科的居民，乃至整个乡村无产阶级，均被描绘成一个较为低劣的种族，是种族退化的一个恐怖实例。他们被视为疯子和非人类。经过大肆渲染的夸张描述迎合了上流阶级从其祖先那里继承来的恐惧：他们在听到一个女人在尸堆上跳舞的不实指控后，不由得联想起了中世纪传说中的“巫妖狂欢日”。56所得出的结论常常也是明确的：对付乡村无产阶级，就应该用与对付摩洛哥殖民地的敌对土著相同的手段，而且国民卫队还需要配备一流的机动化部队以加强其力量。57

在卡斯蒂尔布兰科事件发生后的一周以内，国民卫队的血腥报复导致18人丧生。在卡斯蒂尔布兰科事件发生3天之后，他们在萨拉梅阿–德拉塞雷纳（巴达霍斯省）致2人死亡，3人受伤。两天之后，在卡尔萨达–德卡拉特拉瓦（雷阿尔城省），有一名罢工者被射杀，另一人受伤；在同属雷阿尔城省的普埃托利亚诺，也有1名罢工者被打死；同时，在埃皮拉（萨拉戈萨省），有2名罢工者被杀，11人受伤；在赫雷萨（巴伦西亚省），有2名罢工者被杀，15人受伤（其中9人重伤）。1932年1月5日，在北卡斯蒂利亚的洛格罗尼奥省一座名叫阿尔内多的小镇上，发生了这一系列悲剧中最令人震惊的事件，28名国民卫队士兵向举行和平示威的民众开火。

阿尔内多的制鞋工厂是该镇的一个主要就业渠道，该厂归福斯蒂诺·穆罗所有，此人是死硬的极右翼分子。邻近1931年底时，他以未在当年4月的选举中给支持君主制的候选人投票为由解雇了好几名工人，还有人则因为劳工总会会员的身份而遭到开除。该案例被提交到当地仲裁委员会那里，后者声称支持失业工人的申诉，但是穆罗却拒绝让他们重返工作岗位。一场公众抗议集会在镇公所（Ayuntamiento）前面举行。国民卫队在没有明显动机的情况下开火，打死了1名工人、1位26岁的孕妇和她两岁的儿子，以及其他3位女性旁观者。另有50名平民被枪弹打伤，伤者中有很多妇女和儿童，其中有些妇女当时还怀抱着婴儿。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其中5人伤重不治，还有多人被迫截肢，当中包括一个5岁的男孩和一位有6个孩子的寡妇。58在内战爆发的最初几个月里，阿尔内多的居民将遭受更多的苦难。从1936年7月末到10月初，这里将有46人遇害，其中甚至还包括某些1932年的伤者。59

阿萨尼亚在他的日记中写到，现在西班牙公众已经被划分为观点迥异的两派：一部分人憎恨国民卫队，另一部分人则将其尊为守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60在阿尔内多事件发生后，圣胡尔霍宣称国民卫队站在西班牙国家和入侵的苏维埃共产主义势力之间，而牺牲者则是被恶毒的煽动者欺骗的群氓。61他在卡斯蒂尔布兰科事件之后的言论和国民卫队的报复行动，表明了在摩洛哥战争中的种种野蛮和残忍是如何输入西班牙本土，并被用于对付本国的工人阶级的。然而，圣胡尔霍并非表述这一关联的第一人。阿斯图里亚斯的矿工领袖曼努埃尔·利亚内萨，在1917年的革命总罢工运动被镇压之后，曾经用笔记录下了军队殴打与杀害工人以及捣毁和洗劫其住所的那种“来自非洲的仇恨”。62

不幸的是，对于共和派–社会主义者联盟和不断扩大的西班牙中产阶级来说，全国劳工联盟成员的过激行为将陆军和国民卫队的过激行为合理化。1932年1月18日，当地矿工在一场暴动中接管了位于巴塞罗那省最北部的菲戈尔斯镇。这一运动席卷加泰罗尼亚北部地区。全国劳工联盟立即宣布各地展开声援性罢工。然而在加泰罗尼亚以外，只有塞维利亚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响应。在那里，得到西班牙共产党（PCE）支持的全国劳工联盟于1月25日和26日举行总罢工。罢工总共持续了两天，罢工期间的公共服务由国民卫队负责维持。伴随而来的暴力行为使社会党人相信，在无政府主义运动中存在进行蓄意挑唆的密探和内奸，他们的目的是向公众展示政府无力维持秩序。1月21日，阿萨尼亚也在国会中声称，极右翼正在操控无政府主义者。他指出，那些占领工厂、攻击市政厅、拆除铁路轨道、切断电话线和袭击军警的人都应以叛乱分子论处。他的应对措施包括派遣军队，实施《共和国保卫法》，暂停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的出版，以及将罢工领袖驱逐出加泰罗尼亚和塞维利亚。不可避免地，全国劳工联盟与共和国及劳工总会之间的冲突加剧，几乎可以说是在进行一场“战争”。63

在阿尔内多事件之后的几个月里，国民卫队还卷入其他若干起伤亡事件中。作为1932年“五一节”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在巴达霍斯省的萨尔瓦莱翁，来自该省其他市镇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在附近一个庄园中集会。在地方议会议员佩德罗·鲁维奥·埃雷迪亚和尼古拉斯·德·巴勃罗等社会党重要人物发表讲话之后，来自巴卡罗塔的劳工合唱团唱起了《国际歌》和《马赛曲》。之后人群散开，很多人参加了在萨尔瓦莱翁举行的一场舞会。舞会结束后，在返回巴卡罗塔之前，合唱团前往萨尔瓦莱翁的镇长，以“瘦子胡安叔叔”（Tío Juan el de los pollos）的绰号而闻名的社会党人胡安·巴斯克斯的家门外，继续高唱进步歌曲。夜半的歌声激怒了当地国民卫队的指挥官，他手下的士兵开枪射击，导致两男一女丧生，还有数人受伤。为了证明行动的合法性，该指挥官后来声称当时人群中有人开枪。一场逮捕行动随之展开，被捕者包括议员尼古拉斯·德·巴勃罗和镇长“胡安叔叔”。佩德罗·鲁维奥于1935年6月被谋杀，尼古拉斯·德·巴勃罗于1936年8月底被害，而胡安·巴斯克斯则于1936年10月死于列雷纳。64

圣胡尔霍于1932年1月被解除了对国民卫队的指挥权，并被任命为边防警察部队⑩总监。他和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对他在卡斯蒂尔布兰科事件之后所持立场的一种惩罚。65结果，他在极右分子中声名鹊起。最终在1932年8月，他领导了一场夭折的军事政变。政变只在塞维利亚取得了短暂的成功，在那里,政变得到了当地右派分子的狂热支持。在所谓的“圣胡尔霍任务”期间，密谋者们逮捕了包括市长何塞·冈萨雷斯·费尔南德斯·德·拉万德拉在内的一批塞维利亚最具影响力的共和派人士。当在8月10日获悉政变企图时，拉万德拉立即前往市政厅，并且命令所有的市议员、各党派与工会团体首脑到场参加紧急会议。当埃莱乌特里奥·桑切斯·鲁维奥·达维拉少校奉圣胡尔霍之命，作为新任市长前去接管市政大权时，拉万德拉已经成立了一个“公共拯救委员会”。拉万德拉拒绝交出权力，于是桑切斯·鲁维奥·达维拉有些不知所措地退了出去。过了一小会儿，他带领一队共和国防暴警察——即所谓的“突击卫队”——返回现场并将拉万德拉逮捕，后者在被带走时高喊：“来自市长的最后一项命令，在所有公共事业领域进行总罢工。”这一罢工宣言事实上宣告了政变的失败并暂时救了拉万德拉市长一命，但是怀恨在心的当地右翼分子在内战爆发后终于找到了复仇的机会。拉万德拉于1936年8月10日被枪杀。

在参与政变的民众中间，有很多人曾作为市民自卫队成员，须为1931年7月发生于玛丽亚–路易莎公园中的事件负责。没有迹象显示1932年的失败使他们裹足不前。事实上，他们中间有好几个人，包括一些曾参与此次政变的军官，将在1936年夏季的诸多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66圣胡尔霍因涉嫌叛国而于8月25日在最高法院的军事法庭上受审。法庭庭长马里亚诺·戈麦斯·冈萨雷斯别无选择只能下达死刑判决，但他提议对该判决进行赦免，而仅对其处以逐出军队之惩罚。67墨西哥总统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在给阿萨尼亚拍发的电报中这样写道：“如果你希望避免大规模流血并维系共和国的生存，那么就应该枪毙圣胡尔霍。”阿萨尼亚成功说服内阁支持马里亚诺·戈麦斯的建议。没有人被枪决，圣胡尔霍和其他政变领导者只是被关入监狱，最终均被释放。68

尽管有很多抗议声，称存在过度监禁的情况，但这种相对无力的判罚足以让右派分子大为鼓舞，并加紧为下一次成功率更高的冒险做准备。69而且几乎也不可能有比那更宽松的监狱管理体制了。在加的斯，意图领导圣胡尔霍政变的是何塞·恩里克·巴雷拉上校，他是西班牙陆军中功勋最为卓著的军官。虽然他并未付诸行动，却因参与密谋而被逮捕入狱。他所在的那所监狱里，还关押着参加此次政变的卡洛斯派首脑人物，他们是曼努埃尔·德尔加多·布拉肯伯里和路易斯·雷东多·加西亚，后者是该市卡洛斯民兵组织义勇军（Requeté）的领导人。他们与经常前来探望的卡洛斯派领袖曼努埃尔·法尔·孔德一起，使巴雷拉逐渐迷上了他们那组织群众性暴力活动来反抗现政权的理念。在和雷东多一起被转移到位于瓜达拉哈拉的监狱之后，他成了彻底的卡洛斯主义之信徒。70

不幸的是，左派开始变得过于自信，他们将“圣胡尔霍任务”与1920年3月发生于柏林的卡普暴动画上了等号。由于圣胡尔霍与卡普一样，都是被总罢工击败，所以很多人相信，圣胡尔霍政变的失败将会巩固第二共和国，正如卡普的失败巩固了魏玛政权那样。参与政变的军事单位并未受到任何整肃。相反，右派分子却从圣胡尔霍的惨败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尤其是，一场政变，在没有得到国民卫队方面的配合，而且又未能让共和国地方政府和工会领袖立即噤声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成功的。

最重要的是，对于来自民间和军方的右翼密谋者们而言，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是绝对不能再犯准备不充分的错误了。1932年9月末，来自极右翼团体“西班牙行动”的欧亨尼奥·维加斯·拉塔皮和埃利塞达女侯爵⑪，以及来自总参谋部的豪尔赫·比贡上尉组成了一个阴谋团体，开始为将来成功颠覆共和国的行动做准备。反对共和国的起义在神学、道德与政治层面上的合理性，在君主主义者的期刊《西班牙行动》上得到了辩护。这个团体的办公地点在支持君主制的飞行员胡安·安东尼奥·安萨尔多（此人也是个花花公子）位于法国比亚里茨的住所中。从右翼同情者那里筹集到的大量资金被用于购买武器和资助破坏政治稳定的活动，而资助对象竟然也包括了全劳联–伊无联中的某些匿名群体！还有一笔主要支出被用于每个月贿赂一个名叫圣地亚哥·马丁·巴格纳斯的警务督察。他曾与埃米利奥·莫拉将军密切合作，后者曾在君主制存续的最后几个月里担任国家保安总长。此时马丁·巴格纳斯已受雇于密谋者为其提供内线情报，而他也顺理成章地招揽了莫拉的另一密友，一个更加腐败的警察胡利安·毛里西奥·卡拉维利亚。新团体的另外一个首要目标是在军队内部建立进行颠覆活动的秘密小组，该任务由总参谋部的巴伦廷·加拉尔萨·莫兰特中校负责。71

加拉尔萨·莫兰特曾涉嫌参与圣胡尔霍政变，然而没有任何对其不利的证据证实这一点。阿萨尼亚将其视作军方密谋者中最危险的人物之一，因为他在插手国防部事务的若干年间积累了不少知识和经验。72加拉尔萨将成为君主主义密谋者与陆军军官团中的秘密组织西班牙军事同盟（UME）之间联系的纽带，该组织由退役上校埃米利奥·罗德里格斯·塔杜奇于1933年底创立，此人不但是圣胡尔霍将军的密友，而且也是法西斯政党“西班牙长枪党”最早的成员之一。西班牙军事同盟中的成员将在1936年的军事叛乱中充当至关重要的角色。73塔杜奇很快就被总参谋部的一位名叫巴托洛梅·巴尔瓦·埃尔南德斯的陆军上尉取代，巴尔瓦·埃尔南德斯上尉是佛朗哥在非洲军团的战友，并且曾被后者任命为位于萨拉戈萨的“西班牙总军事学院”中的一名教官。74

圣胡尔霍的失败对缓解西班牙南部的社会仇恨没有任何作用，而国民卫队的行为又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一仇恨。1932年下半年，在巴达霍斯南部丰特－德坎托斯附近，国民卫队破坏了在庄稼地里进行的一次左翼集会，参会的当地工会领袖胡利安·阿拉尔孔被抓住。为了给他一点教训，国民卫队士兵把土埋到了他的脖子处，然后把他留在原地扬长而去，直到同伴们返回现场把他挖出来。75

1932年12月中旬，在雷阿尔城省的圣地亚哥堡，当本地地主与他们的随从在这里胡作非为时，国民卫队袖手旁观。当地最主要的就业渠道是采集橄榄。这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庄园，而对于种植橄榄的小农场主而言，由于他们难以为雇工支付合理的工资，所以更愿意雇佣外省劳工或者妇女，通常需要给这些人支付的报酬更少。在当地社会党劳工团体人民之家（Casa del Pueblo）的抗议活动过后，他们与地主达成协议，当本地男性劳动力有富余时，不应雇佣妇女或者外地劳工。然而，在“全国乡村土地所有者联合会”（Agrupación Nacional de Propietarios de Fincas Rústicas）这一贵族压力团体的鼓励之下，当地农场主联合起来对抗这个被认为是劳工阶级之挑战的协议，并对其置之不理。被地主阶级施压的当地镇长并未执行该协议，而是试图前往巴尔德佩尼亚斯以期从冲突中抽身。

12月12日，他的小汽车被一群失业的农业雇工拦下，后者试图让他返回圣地亚哥堡履行他的职责。有人从车里向外开了一枪，打中了“人民之家”的书记奥雷利奥·佛朗哥，一场打斗由此开始。人群中有人开始扔石头，镇长被打伤。于是地主带着他们的武装护卫闯入劳工们的家中，捣毁家具并恐吓劳工的妻子和儿女。奥雷利奥·佛朗哥和另外两个工会官员被从家里拖出来，他们的家人亲眼看见他们被用枪打死。目击这些事件的国民卫队并未进行干预。全国农业工人联合会的报纸《农业工人报》（El Obrero de la Tierra）指出，发生在圣地亚哥堡的事件“通过一种极端形式表现出了富人阶级的残暴，他们相信自己对人民拥有生杀予夺之大权。当地的主子们完全不受约束，暴露出了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本性，他们将一个西班牙小镇变成了非洲的某个黑暗角落”。该省发起了一场总罢工。尽管如此，当地地主继续无视劳工协议，而驻扎在当地的国民卫队分队中也没有一个人因为玩忽职守而受到惩处。76

在圣地亚哥堡发生的事件为我们展示了国民卫队对雇主阶层阻止共和国社会保障立法之决心的支持，然后不到一个月之后，此事就被公众抛之脑后。1933年1月8日，由伊无联的极端分子主导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团体发动了一次仓促的起义。在西班牙大多数地区，起义者都被轻易制服；然而在一个名叫卡萨斯别哈斯（加的斯省）的小村庄里，却随后发生了一场野蛮的镇压。村庄周围最好的土地都用来培育斗牛，而当地居民却全年失业，面临着结核病的肆虐，在饥饿的边缘徘徊。在作家拉蒙·J.森德的笔下，穷人就像流浪狗一样，几乎要被饥饿逼疯。当伊无联的自由共产主义宣言送抵当地劳工中心时，村民们迟疑地接受下来。他们以为整个加的斯省均已经响应革命号召，所以他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流血事件，甚至天真地邀请当地庄园的地主和国民卫队加入这一新的集体事业。令他们迷惑的是，国民卫队用子弹回应他们的示好。许多人逃离了村庄，但也有人跑到村里一位70岁的老者库罗·克鲁斯的茅舍中避难。这位老人被称为“塞斯德多斯”⑫，当时与他在一起的是他的两个儿子、他的侄子、他的女儿和女婿、他的儿媳妇以及他的两个孙辈。他们和其他几位村民只有几支装填有霰弹的猎枪作为武器。一个连的突击卫队在曼努埃尔·罗哈斯·费赫斯潘上尉的带领下抵达现场。在持续一整夜的包围期间，穿透小屋泥墙的机枪子弹杀死了屋里的好几个人。罗哈斯命令突击卫队的队员纵火烧屋。那些试图逃出小屋的人都倒在他们的枪下。另有12名村民被无情杀害。77

起初右翼报纸对此持赞许态度，他们一贯为国民卫队镇压乡村无产阶级的行动鼓掌欢呼。78然而，当他们意识到可以从中捞取政治资本时，右翼团体开始表示虚假的同情，他们像应声虫一样附和义愤填膺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屠杀的完整细节广为人知以前，内阁中全部三位社会党部长，尤其是属于稳健派的因达莱西奥·普列托，都曾向阿萨尼亚总理表达了对镇压无政府主义者起义的支持。79然而，尽管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和，社会党人不可能赞同治安部队所展现出的这种毫无必要的残忍。更糟糕的是，现场负责的军官谎称他们是在奉命行事。西班牙军事同盟的未来领袖对他们的支持造成了极具破坏性的影响。巴尔瓦·埃尔南德斯上尉当天晚上（1933年1月8日）值班。这一丑闻被揭露之后，他为他的朋友罗哈斯·费赫斯潘上尉辩护称，阿萨尼亚总理曾私下命令“朝他们的肚子上开枪”。右翼报纸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而这一捏造的谎言确确实实对共和派–社会主义者联盟造成了巨大的损害。80卡萨斯别哈斯事件及其反响令社会党领导层深刻意识到了参与执政所需付出的代价。他们认为，在保卫资产阶级共和国免受无政府主义分子荼毒的同时，他们正在牺牲与支持社会党的民众之间的互信。

1933年4月23日，在为地方行政补选而进行的竞选活动中，暴力事件再度上演。在巴达霍斯省，有21个市镇将进行选举，其中最重要的选举在奥纳乔斯举行。那一天，萨夫拉市市长何塞·冈萨雷斯·巴雷罗带领300名社会党和共产党员在奥纳乔斯举行示威活动。红旗飘扬，革命口号响彻街巷。起初，国民卫队奉地方长官之命并未进行干涉。然而，正在以“反马克思主义同盟”的名义进行竞选的当地右翼分子与省议会的一位激进党议员拉斐尔·萨拉萨尔·阿隆索进行了交涉，后者当天正在奥纳乔斯。由于奥纳乔斯未通电话，所以萨拉萨尔·阿隆索驱车前往附近的巴罗斯自由镇，在那里他给内政部长打电话并要求给予国民卫队自由开枪的权力。按照他本人的说法，事情发生时，他还留在巴罗斯自由镇。其他资料来源则暗示了，在奥纳乔斯有人扔石头，还有人开了一枪，随后国民卫队开始向人群射击的时候，他实际上也在现场。4男1女被杀，另有14人受伤。有40名劳工被逮捕，其中有几人遭到严重殴打。81人们普遍认为萨拉萨尔·阿隆索需要为国民卫队那天在奥纳乔斯的行动负责。82

萨拉萨尔·阿隆索是一个富有煽动力的好战分子，他仿佛总是处于狂热状态。在1931年以前，他是一个反教权主义的激进派共和主义者，然而之后他为巴达霍斯的庄园主贵族的威势所折服，经历了一种戏剧性的转变。结果，他以一个改宗者的热忱投身到为反动利益服务的事业中去，并且在西班牙南部的暴力之源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按照佩德罗·巴利纳，一位信奉无政府主义的著名医生的说法，萨拉萨尔·阿隆索具有难以抑制的野心，他将采纳反教权主义理念作为自己在激进党内部升至高位的一种手段。他是土生土长的马德里人。在他父亲的故乡，巴达霍斯省的西鲁埃拉，他迎娶了一个当地财主的女儿。萨拉萨尔·阿隆索在其早年生涯中持激进态度，然而他一旦在议会中站稳脚跟，就开始迅速转右。在1933年4月23日对巴罗斯自由镇进行短暂访问期间，他邂逅了安帕罗，一位更加富有的地主的年轻娇妻。于是他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开始了与安帕罗的不伦之恋，而后者也开始前往马德里与之幽会。在严于律己且富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巴利纳医生看来，萨拉萨尔·阿隆索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无耻和最玩世不恭的家伙之一”。对此，甚至连腐化堕落的激进党党魁亚历杭德罗·莱尔罗克斯也看不下去了，他曾耐人寻味地评论道，萨拉萨尔·阿隆索“经常出没于那些我只因公务需要才会去的豪宅和会所”。83终于，他因为与安帕罗的这种不道德的男女关系而抛弃了共济会；尽管通奸也为教会所不容，他还是在其情妇的影响下，成了一名表面虔诚的天主教徒。84

在1933年春夏期间，层出不穷的证据显示，共和国的社会保障法律正在遭到彻底的无视。官方的职业介绍所和被称为“混合评审团”（mixed juries）的仲裁委员会均被刻意回避，工作机会只提供给那些将工会会员证撕毁的劳工。大量土地抛荒。出现了更多地主枪击劳工的案例。由于社会党在面对挑衅时要求工人保持克制，因此很多备感压抑的社会党工会成员转投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名下。劳工总会全国委员会于6月中旬就此举行了一次会议。85

由于雇主拒绝遵守有关社会保障的立法，工人阶级，尤其是乡村地区的无产阶级，开始在压迫之下变得越来越激进。只要社会党仍能在政府中占据一席之地，让人们看到改革的希望，各工会组织就仍然可以号召其成员保持纪律和耐心。然而，一段时间以来，阿尔卡拉·萨莫拉在不断寻找机会试图让共和派–社会主义者联盟下台。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与社会党人相处不愉快，以及他与曼努埃尔·阿萨尼亚个人之间水火不容。9月初，尽管共和国议会为阿萨尼亚投下了信任票，萨莫拉总统还是邀请名声不佳的激进党领袖亚历杭德罗·莱尔罗克斯组阁。由于自感无法面对议员们的质询，他选择关闭西班牙国会。很快，地主阶级就为新任农业部长拉蒙·费塞德·格雷萨（一位职业财产登记员）和新任劳工部长里卡多·桑佩尔（来自巴伦西亚的一位激进党人）的克制立场而欢欣鼓舞。新任内政部长曼努埃尔·里科·阿韦略提名了好几个反动分子担任不同省份的省长，这些人均在不同程度上承诺将无视共和国的社会保障立法。价格便宜的劳工被从加利西亚引进西班牙南部地区，从而导致当地工人的利益受损。违法行为并未受到惩罚。86不可避免地，社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民主”原本就不多的信任受到了进一步的削弱。

南方乡村地区的糟糕状况，在社会主义人士、文学家兼剧作家玛丽亚·莱哈拉加拜访拉曼查地区的一个村庄时被揭露出来。在她抵达后，她发现当地的社会党基层组织甚至无法为她找到一个可以用于集会的厅堂。经过匆忙的协商，他们说服当地一位农场主同意让他们使用其谷仓周围的院地。在把这里的猪和母鸡都赶走之后，会议终于开始，而用于会场照明的只有一盏嘶嘶作响的电石灯。坐在前排的都是些不幸的女人，每个女人的膝头都有一个或不止一个孩子。

她们畸形的脑袋，通过芦柴棒般的脖颈，连着她们瘦骨嶙峋的身体。她们的肚子肿胀，小短腿就像破烂的布娃娃那样，扭曲成令人难以置信的形状。她们大口喘着气，渴望获得更好的滋养。这就是共和国诞生时我们亲眼所见的西班牙。没有人能分辨一个在卡斯蒂利亚或安达卢西亚乡间的女人到底是25岁还是250岁。男人们站在这些瘦弱和未老先衰的妇女后面，其中年纪最大的那些人，只有将后背靠在墙上才能勉强使他们虚弱的身体保持站立的姿势。87

在共和国建立的头两年里，左派人士已经震惊于那些被他们视为保障基本人权的立法所引来的激烈反对。然而，在1933年11月大选过后，当右派利用这一胜利来重建一个存在于1931年之前的社会压迫体系之时，在那一时期建立起来的一个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的共和国所依赖的脆弱根基将被无情地粉碎。眼看着右翼赢得这样的机会，社会党人备感痛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社会党本身犯下了拒绝与左翼共和派力量结成竞选同盟这一根本性错误，才导致他们未能有效利用选举体系赢得胜利。现在他们开始认为，大选并非真实有效。社会党赢得了1,627,472张选票，几乎肯定要比参选的任何其他一个单独政党所能获得的选票都要多。这些选票使社会党在国会中拥有了58位代表，然而激进党却仅仅凭借806,340张选票赢得了104个席位。根据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书记处所进行的统计，右翼联盟以3,345,504张选票获得共计212个席位，而分裂的左翼以3,375,432张选票的优势，却只得到了99个席位。88右派分子仅需不到1.6万张选票就可获得一个国会席位，而左翼的一个国会席位却需要“花费”超过3.4万张选票，后者自然对此倍感恼怒。然而这并没有改变一个事实，即决定这一系列结果的主要因素是该党自身在竞选策略方面的失误：他们未能利用当前对多党联盟有利的选举体系。

然而，社会党人拒绝承认选举的合法性，此中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原因。他们坚信，在南部地区，他们在国会中的席位被人通过选举中的不法行为窃取。在那些全部工作机会只来源于一两个人的小村庄中，通过许诺提供工作或威胁解雇就可以很容易地获得选票。对于许多在饥饿边缘徘徊的劳工而言，一张选票可以用来“购买”食物或者毯子。在阿尔门德拉莱霍（巴达霍斯省），一位当地贵族用面包、橄榄油和口利佐香肠进行贿选。在格拉纳达和巴达霍斯的许多村庄，那些胆敢参加左翼集会的人遭到地主狗腿子的痛打，而国民卫队士兵往往袖手旁观。由激进党任命的各省新任省长正默许地主手下的武装护卫来维护所谓的“公共秩序”。他们可以对左派人士保持足够的威慑，有时国民卫队会积极协助他们，有时则仁慈地置身事外。在格拉纳达省，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和其他候选人的竞选活动遭到了暴力干扰。在韦斯卡尔，德·洛斯·里奥斯遭到排枪火力的袭击，而在莫克林，有右翼分子向他的小汽车扔石头。在赫雷斯–德尔马克萨多，地方豪强⑬雇佣流氓分子，并为其提供武器和烈酒。德·洛斯·里奥斯曾经被迫放弃了他原本计划的集会，因为他曾接到这些流氓的警告，对方威胁说如果他不照做的话就会有生命危险。在靠近韦斯卡尔的偏远村庄卡斯特里尔，有玛丽亚·莱哈拉加和德·洛斯·里奥斯出席并发表讲话的一次会议遭遇了手段更为简单的干扰：一些驮着木料的驴子被赶入参加集会的人群之中。在瓜迪克斯，他们的演讲被附近教堂持续不断的钟声淹没。在科尔多瓦省的布哈兰塞，国民卫队士兵破坏了左翼的宣传活动。在蒙特迈奥尔、恩西纳斯–雷亚莱斯、蓬特赫尼尔和雷伊新镇⑭，社会党和共产党候选人被国民卫队禁止发表竞选演说。在投票前夜，有人企图威胁社会党稳健派领袖曼努埃尔·科尔德罗的生命安全。在金塔尼利亚–德奥内西莫（巴利亚多利德省），当地劳工示威抗议法西斯分子的一场集会，国民卫队对示威者进行搜身检查，当其中一名示威者说他唯一的武器就是他的双手时，他的两只胳膊都被士兵用枪托打断。89

由于巴达霍斯省的失业率接近40%，很多当地居民处于半饥饿的状态，在此次选举中发生大规模的暴力也就不可避免。社会党议员玛加丽塔·内尔肯由于在竞选中强烈表示了对农业劳工及其家庭的深入关注，而在很短时间内就赢得了公众真诚的爱戴。结果，她成了右翼仇恨的一个目标。她热情洋溢的演说在全省各地都赢得了热烈的欢呼和掌声。这些集会经常会被当地市政当局叫停，如果他们继续进行，就会遭到起哄者的干扰。她的首要对手，代表当地地主利益的激进党领袖拉斐尔·萨拉萨尔·阿隆索在演说中不时对她进行极为下流的攻击。有人（据说是萨拉萨尔·阿隆索）从监狱里释放了一个绰号为“黑齿”的当地流氓，目的是让他去袭击玛加丽塔，以及另一位社会党候选人胡安–西梅翁·比达特，还有极受欢迎的无政府主义者佩德罗·巴利纳医生。比达特同样也是该省两起未获成功的暗杀行动的受害者。在奥尔纳丘埃洛斯（科尔多瓦省），国民卫队命令村子里的妇女排成一行，然后用枪指着她们，并警告她们不许投票。在萨拉梅阿–德拉塞雷纳（巴达霍斯省），当地右翼分子高呼“法西斯万岁！”的口号，并朝当地的“人民之家”开枪射击，导致一名劳工丧生。90

当天选举投票结束后，玛加丽塔·内尔肯给劳工部长发电报抗议称，在巴达霍斯省的阿尔胡森，当地的激进党市长带领一帮暴徒向劳工群体开枪，导致1人死亡，2人重伤与数人轻伤。91玛加丽塔在阿尔胡森的“人民之家”发表讲话之后，她本人也在枪口下遭到粗暴的对待。在投票站，国民卫队强迫劳工将手中选票换成已经被提前标记为支持右翼候选者的选票。右派分子在选举中存在重大舞弊行为——用食物和毯子“购买”选票，恐吓选民，大量右翼支持者重复投票，以及故意将选票箱从公认的左翼支持者占据多数的地方挪走。结果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只获得了该省分配给少数党派的总共3个席位——玛加丽塔·内尔肯以及其他两位男性社会党人，佩德罗·鲁维奥·埃雷迪亚和胡安–西梅翁·比达特。92

在南方各地，玻璃选票缸和当地豪强豢养的打手在投票现场示威般的存在，让所谓的秘密投票变成了一个笑话。在某些省份（尤其是巴达霍斯、马拉加和科尔多瓦），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让右派分子以极其微弱的优势取得了胜利。在格拉纳达，有9个右派获胜的市镇，其得票率达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100%，有2个市镇的得票率达到99%，另有21个市镇在84%到97%之间。司法部长在大选后辞职，以抗议竞选期间如此不堪的舞弊行径。93在整个南方地区，地主阶级恢复了1931年前司空见惯的半封建式的依附关系。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