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还是100个

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就曾经在午餐上和同事用掷硬币的方式打赌：如果对方能猜中哪面向上的话，他就拿出200美元给对方；如果猜错的话，对方就要拿出100美元给他。同伙们纷纷摇头侧目，都认为他不够理智，但在场的一位著名学者却说：“我可不愿意打这样的赌，因为我觉得赚200元的快乐远不能抵消损失100元的痛苦。除非你答应和我赌上100次，否则，我可不愿意参与你的赌博。”

这个回答让萨缪尔森认识到这样一个真理：“如果你不愿意接受其中的每一个局部，自然也就不会接受这些局部构成的整体”。按照经济学原理，这位学者的回答绝对是非理性的。

在这个午餐的赌注中，尽管赢钱的期望值是正的，但大多数人并不会因此而认为萨缪尔森的论据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用损失厌恶倾向解释其中的原委。作为前景理论的一个重要结论，损失厌恶者倾向于认为，在对具有既定风险的两个结果之间进行选择时，损失带来的厌恶感大约2倍于等量收益产生的快感。

因此，即便萨缪尔森的观点在理论上能站得住脚，但绝大多数人在直觉上会赞同那位同事的观点：如果某一次掷硬币给自己带来100美元损失的话，那种厌恶感要强于可能赢得200美元所带来的欢乐。另一方面，大多数人更愿意接受多次反复的赌注，因为这样的话，在总体上出现赔钱的几率要远远小于赢钱的几率。

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Utility Theory）(1)和前景理论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体现于决策框架的范围。期望效用理论是在投资者全部财产的基础上考虑收益和损失（宽框架）。相比之下，前景理论则是在构成个别财产的要素基础上看待收益和损失，比如说某一只股票或投资组合价格的变动（窄框架）。实证研究表明，投资者在对金融交易估价时，倾向于以价格或是价格变动量作为参照点。换句话说，投资者更注重窄框架的影响。如果说前景理论确实能解释投资者行为的话，那么，股票（或投资组合）价格变动的概率以及投资估价期自然就成了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着重探讨一下有关这两个变量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