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济历史文化地位

在朝鲜半岛纵向历史进程中，百济是一个特色鲜明而辨识度很高的时代。百济的历史空间内，它所承接的是酋邦贵族联盟体林立的时代，而百济与同时代先后崛起的新罗、加耶则创建起王权逐步扩充的新型国家，贵族—官僚政治体特性明显，在百济之后的统一新罗则跃入王权国家时代。百济的文明高度与艺术水准、宗教文化与信仰风俗、典章制度与统辖经验、对外关系与外交成就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在朝鲜半岛古史中理应占据重要一席。虽然统一半岛的主体并非百济而是其对手新罗，但毕竟百济的历史构成统一新罗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并经由稳定的地域和人群承袭给其后的高丽王朝与朝鲜王朝，因此后世乃至当代朝鲜半岛文化中仍然留存着百济文化因子是毋庸置疑的。

从东亚历史横向比较来看，百济也是一个具有独特气质和历史内涵的国家。如前所述，百济的外交具有独自路线，虽然它充满悲情，但的确是以自身的视野做出的抉择。百济初期是以三韩世界内的新罗为敌手互竞称雄，中期随着高句丽南下与之爆发冲突，遂一转而将矛头主要指向高句丽，高句丽与大陆北方诸政权民族交往、百济与大陆南方政权交往的格局得以完成，在半岛南部百济则采取联合新罗的形式提防北方高句丽军事力量。但是551年百济与新罗联合从高句丽手中夺取汉江流域之后，两国关系又因新罗独占此区域而崩解，百济的主要敌手再次变成新罗，这又与高句丽战略目标趋于一致，百济—高句丽—倭联合战线呼之欲出。在这一过程中，百济始终遵循的是追求自身核心利益，主要是围绕汉江流域而展开，争夺对象即为主要敌对方。在东亚史上，百济的诸多在中原王朝看来属于不可理解的政策及其变化大致也是由此核心关切决定。隋唐巨型帝国形成以后，百济等在南北分裂时代玩弄两面外交的故技不能再施，但百济却从未屈服隋唐东进解除高句丽问题带来的压力。这一方面反映了百济外交的思维定式尚未配适东亚新局势的客观缺陷，另一方面反映了百济固守自身最大的核心利益的必然要求，及其与隋唐帝国辽东之役总体战略的根本性冲突。又因百济战略地位的特殊性，导致百济在隋唐海东政策的调整之后最先被确定为攻灭的首要对象，百济之地的掌控者将能够东联新罗、北攻高句丽、西通大陆、南渡日本——无论是百济自身、唐朝还是此后的新罗，无不如此。

在以政治史为主要视角的历史研究中，百济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作用已然被充分揭示出来，而在经济文化交流上的重要性可能比目前研究所展现的更大，学界津津乐道于7—9世纪新罗、渤海在唐日文化交流中的中继站角色，实际上早在它们之前百济就已发挥着类似的作用，这就是南朝—百济—日本文化交流路线，它也丝毫不逊色于由马具、墓葬形式等揭橥的中原—鲜卑—高句丽—日本文化传播路线。而且文化的交流互动是错综复杂的，并非总是单向流动，这在东亚文化圈的实证研究中越来越多地被证实。

图1-5 武宁王陵金冠饰

一言以蔽之，百济是汉唐时代的东亚史诸多重要事件和文明传播中无法绕开的重要参与者甚至主要角色，百济文化作为人类文明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值得珍视的价值。

图1-6 公山城

图1-7 百济金铜大香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