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营工业生产率核算的几个问题[1]
1994年第6期《经济研究》刊登了由胡永泰、海闻、金毅彪和吴音合写的论文《中国企业改革究竟获得了多大成功》（以下简称“胡文”）。这篇文章以及他们在国外不同场合发表的几篇类似的文章（Woo et al.，1993a，1993b）都集中对我们所得出的“改革以来中国国营工业生产率获得改善”的结论进行了批评。本文仅就他们的批评做一简要评论。
1988年以前，关于中国工业生产率变动趋势的流行观点是，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始终处于停滞状态，即使在改革以后也是如此（World Bank，1985；Chow，1985；Dernberger，1988）。1988年，我们对中国国营工业生产率所做的测算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我们第一次使用重新估计的按不变价计算的固定资产进行资本投入的度量，从而纠正了以往把现有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的统计作为资本投入的错误做法（陈宽等，1988；Chen et al.，1988）。我们还对投入中的非生产性部分进行了排除。我们的结果表明，经过近20年的停滞，中国国营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改革后不久便得到了明显提高。1992年，我们采用了更为合理的三投入生产函数对1980～1988年集体工业和国营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并分别使用了我们自己估计的集体工业与国营工业的固定资产和中间投入的价格指数（Jefferson et al.，1992；谢千里等，1993）。我们的结果表明，改革以来国营工业和集体工业的生产率都明显提高，而且集体工业要快于国营工业。我们这两篇文章的结果已被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所证实，并被广为接受及引用。
“胡文”主要对我们的第二篇文章提出异议。“胡文”拒绝我们关于国营工业生产率有所提高的结论的理由是，我们的结论是“由原材料投入的过度缩减以及产出的缩减不够所致”。“胡文”这种看法的主要依据是，由我们使用的价格指数所推算出来的“JRZ增加值缩减指数的向下趋势与官方的工业部门增加值缩减指数不符”，并且“与国际上工业增加值缩减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步运动的经验相反”，因此，他们在测算国营工业生产率时，做出中间投入价格与总产出价格同步增长的假定。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他们既没有提出一个适用于国营工业的产出缩减指数，也没有对他们关于中间投入价格指数的假定做任何数量上的论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对我们估计的中间投入缩减指数进行批评时，他们发现，为了证明他们关于乡镇企业TFP迅速增长的结论又不得不使用我们估计的缩减指数。
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中有一个按不变价计算的工业净产值增长指数，由这个指数可以推算出一个递增的工业净产值价格指数序列。“胡文”把此指数当作增加值缩减指数，说明他们没有注意到增加值与净产值的区别。按照官方统计指标解释，工业净产值价格指数是由现价总产值和不变价总产值之比得到的，也就是说，使用的是总产值价格指数（《国民经济主要统计指标解释（合订本）中册》，1988）。这里隐含了总产值价格指数与物质消耗价格指数相等的假定，而这个假定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是不成立的。实际上，“胡文”是在用总产值价格指数的上升趋势来否定增加值价格指数下降的可能性，显然这是缺乏说服力的。
在我们的论文中，我们并没有计算增加值价格指数或缩减指数。“胡文”为了否定我们的结论而用我们的数据推算出了一个下降的1980～1988年的JRZ增加值缩减指数，并认为工业增加值缩减指数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下降的，否则将是“令人困惑”的，是“奇怪现象”。为了解除“胡文”作者的困惑，我们将在下面具体说明这个“下降”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
增加值（VA）是总产值（G）与中间投入（M）之差，即VA=G-M。按不变价计算的增加值（CVA）由下式得到：
其中，Pv、Pg、Pm分别为增加值、总产值、中间投入的价格指数。应该注意，总产值是以出厂价为基础计算的，而中间投入是以购买价为基础计算的。在市场机制引入的过程中，交易成本会随之提高并会进入购进价中，这无疑会扩大出厂价与购进价之间的差距。从式（1）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Pm比Pg大到一定程度，即Pm＞（1-VA/G）Pg/（1-VA·Pg/G）时，增加值的价格指数（Pv）会出现下降，例如，当VA/G=0.3，且Pg=1.100时，如果Pm＞1.149，则Pv＜1。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过这种情况，其他国家在特定的经济背景下（如日本在能源危机时期）也经历过这种情况。
尽管我们不能具体确定我们所估计的中间投入价格指数的精确程度，但是我们确信它们正确地反映了中国工业经济的实际趋势。由于没有对国营工业和集体工业单独的中间投入价格指数的统计数据，而对工业主要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的统计也只是在1984年以后才开始的，因此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对1980～1984年国营工业和集体工业中间投入价格指数的估计可能会有一定偏差。然而，对于我们所依据的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于1984年开始统计的主要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以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却没有理由予以拒绝。由于这两组价格指数都具有很好的一致性，故我们假定这两个序列的价格指数主要适用于城市企业，而不适用于农村的乡镇企业。由这两个序列的价格指数我们可以推算出工业增加值的价格指数（见表1）。我们利用1985年工业普查的数据对按我们的方法推算出的中间投入额和原材料、燃料、动力实际消费额进行比较，从中可以得到后者占前者的比例为85.8%。其他年份没有数据。但根据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的增长速度快于工业品出厂价的事实，我们估计这个比例随后会有所提高。我们在由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的价格指数去推算中间投入购进价的价格指数时采用了最保守的假定，即各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占中间投入购进价的比例（r）均为0.858，以及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的价格指数以外的中间投入购进价的价格指数均等于工业品出厂价的价格指数。
由表1我们可以看到，1984年以后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和中间投入购进价上涨速度明显快于工业品出厂价，并造成1985～1987年增加值的价格指数均低于基年1984年。增加值的价格指数在1986年到达最低点，而后缓慢提高。这和我们使用的价格指数的趋势完全一致。由于无法拒绝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调查结果，因此也无法拒绝由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调查直接推导出来的工业增加值价格指数曾出现下降的结果。显然，事实不支持“胡文”关于工业增加值价格指数不可能下降的论点。
表1 工业品出厂价，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中间投入购进价和增加值的价格指数
表1 工业品出厂价，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中间投入购进价和增加值的价格指数-续表
考虑到1984年中国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的背景，表1的结果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之前，中国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完成了由计划定价体制向市场定价体制的转变。此时，中国已有90%的产品由市场定价。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实行价格双轨制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主要特征。在价格双轨制的条件下，价格管制的部分放松会使出厂价与购进价之间的差距随着价格总体水平的提高而急剧扩大。随着价格管制的进一步放松，这两个价格之间的差距将有所减小，并趋于稳定。表1确切地反映了这一过程。
表1所表现的总产出与中间投入相对价格的变动趋势也如实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的供求形势。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来自加工业和建筑业的扩张。迅速崛起的乡镇企业大都属于这些行业。与此同时，原材料工业和基础产业发展滞后。20世纪80年代，工业年均增长率为12.6%，而原材料工业年均增长率仅为8.1%。这样一个增长率上的差距导致了原材料供需的尖锐矛盾。特别是1984年以后，伴随着价格管制的放松（包括双轨制的实行），原材料价格有一个比工业品平均价格更大的增长速度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恰恰是表1所反映的事实。显然，“胡文”忽视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曾经出现的供需结构失衡及其对价格的影响。这说明，离开对中国经济背景的具体分析、简单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是难以得出正确结论的。
总产出缩减不够的问题对于国营工业并不突出。国家统计局曾做过估计，国营工业总产值的“水分”可能在1个百分点左右。这对国营工业生产率的计算结果影响不大。问题较严重的是乡镇企业，尤其是村办企业。而“胡文”一方面强调国营工业总产值有缩减不够的问题；另一方面却在测算乡镇企业生产率时，对缩减严重不够的总产值未做任何处理。他们对由此得到的测算结果笃信不疑，实在让人费解。
“胡文”在所有的计算中都使用了我们所估计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由于我们在这篇论文中并没有提供分行业的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可见他们对不同行业的固定资产进行缩减时，使用的是相同的缩减指数。对不同行业的固定资产应使用不同的缩减指数，这是因为不同种类资本品价格的变动一般是不一样的，不同行业固定资产的构成又是各不相同的。“胡文”在分行业计算生产率时，对不同行业的总产值、中间投入分别使用了不同的缩减指数，而对不同行业的固定资产使用相同缩减指数，其不一致性显而易见。
我们还想顺便指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整个独立核算的国营工业和乡及乡以上集体工业，使用的投入和产出数据都是总量数据，我们使用1984年和1987年的几百个城市的横截面数据只是为了估计国营工业和集体工业的要素产出弹性。而“胡文”却始终粗心地以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一组企业样本，对此我们深感遗憾。我们把整个国营工业和集体工业当作研究对象，要比“胡文”使用的少量的样本数据更全面、更具代表性。
总之，我们感到“胡文”没有能够提出有说服力的理由来改变改革以来国营工业生产率获得明显改善的结论。改革以来国营工业生产率获得改善的事实说明国营工业的改革是有成效的。至于国营工业此时的困境与此结论并不矛盾，它需要我们以历史的、发展的观点，以及从政治、经济、社会、传统文化等多视角去观察与分析（在此不做赘述），同时它也恰恰说明中国正处于改革过程中以及进一步深化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得出国营企业改革失败的结论似乎为时过早。
主要参考文献
［1］陈宽、〔美〕谢千里、〔美〕T.罗斯基、王宏昌、郑玉歆：《中国国营工业生产率变动趋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2］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中国物价统计年鉴》（1988～1994年）。
［3］《国民经济主要统计指标解释（合订本）中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1988，第345页。
［4］胡永泰、海闻、金毅彪、吴音：《中国企业改革究竟获得了多大成功》，《经济研究》1994年第6期。
［5］〔美〕谢千里、〔美〕罗斯基、郑玉歆：《中国国营工业和集体工业的增长、效率及其趋同化》，载郑玉歆、〔美〕T.G.罗斯基主编《体制转换中的中国工业生产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6］Chen Kuan，Wang Hongchang，Zheng Yuxin，Jefferson，Gary，Rawski，Thomas，“Productivity Change in Chinese Industry：1953-1985，”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No.12，1988，pp.570-591.
［7］Chow，Goegory，The Chinese Economy（Harper and Row，Vork，1985）.
［8］Dernberger，Robert，“Financing China’s Development：Needs，Sources，and Prospects，” in Robert Dernberger et al.，eds.，Financing Asian Development（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8），pp.12-68.
［9］Jefferson Gary，Rawski Thomas，Zheng Yuxin，“Growth，Efficiency，and Convergence in China’s State and Collective Industr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rual Change，Vol.40，No.2，1992，pp.239-266.
［10］Woo Wing Thye，Gang Fan，Wen Hai，Yibiao Jin，“How Successful Has Chinese Enterprise Reform Bee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Transition of the Centrally-Planned Economics in Pacific Asia，Held at the Asia Foundation in San Francisco，May 7-8，1993a.
［11］Woo Wing Thye，Gang Fan，Wen Hai，Yibiao Jin，“The Efficiency and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Enterprise Reform，” China Economic Review，Vol.4，No.2，1993b，pp.153-168.
［12］World Bank，China：Long-Term Development Issue and Option（Johns Hopkins Baltimore，1985）.
[1] 与〔美〕谢千里、〔美〕罗斯基合著，原标题为《论国营工业生产率》，载《经济研究》1994年第10期，英文版见China Economic Review，Vol.5，No.2，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