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刺客列传

首先，我们解释一下“刺”和“客”两个字。

“刺”，《说文》：“君杀大夫曰刺。刺，直伤也。”“直伤”好理解，就是用锋利的东西直直插进去。但“君杀大夫曰刺”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是一个经学名词，在春秋时代，君主判处自己朝中大夫级别的贵族死刑，要用一个特定的名词：刺。为什么？按照《公羊传》的说法，君主杀自己的大臣，不是很光彩的事情，需要避讳，所以就用“刺”这个词，表示是偷偷做的，见不得人。

这当然是赋予了意识形态属性的说法。就本义来说，“刺”的初文写作“朿”，甲骨文像尖锐的芒刺的样子，所以古代“矛”的锋刃部分也叫“刺”。

古代有一种官，叫刺史，就是君王专门派到地方上监视太守、刺探情报的人。

至于“客”，和“各”是同源词，甲骨文的“各”字，像一只脚正要迈进屋子，所以古代人把从外面来的人称为“客”。这不含褒贬，因为从外面来的人，有可能是主人邀请来的，就算不友好，也可提防。有一些不是主人邀请来的，就叫“不速之客”，大部分对主人不利。《周易》里说：“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就是说要加强巡逻，防止危及安全的客人闯入。而“刺客”的“客”，就是后一种“客”。

一个人为什么要当刺客呢？无非出于两种理由：

1.为自己报仇。

2.为别人报仇。

为自己报仇，好像算不得什么；为别人报仇，就有点雷锋的意思，大家本能地都会尊敬。但实际上，《刺客列传》里的刺客们，行为动机都没那么高尚，没一个算得上见义勇为的活雷锋，大部分都是为主人卖命。他们的身份，和《游侠列传》里的“游侠”，也没有很大区别。

早期的“侠”，其实就是贵族的打手，我们看张耳、刘邦这些人的经历就知道了，他们都是门客出身，在他们的心里，门客护主的行为就叫“任侠”。

公元前260年，秦国军队击败赵国，在长平活埋四十万赵卒，并乘胜追击，围住了赵国都城邯郸。赵国新丧失精壮四十万，没有招架之力，派使者向诸侯求救。魏信陵君的姐姐是赵国贵族平原君赵胜的夫人，他当然想救赵国，但魏王恐惧秦国，不敢。信陵君就想带着自己的三千门客去拼命。这种门客的作用，其实和“刺客”没有太大的差别。在《游侠列传》里，游侠郭解的门客也是这么做的，谁要是说郭解的坏话，他们就会主动为郭解杀了那人。可能有人会说，“刺”是一种隐秘的行为，而做游侠杀人，比较光明正大。其实也未必，很多侠客杀人，也是突然刺人家一刀就跑，还得官府到处寻找凶案线索，其实就是隐秘的刺杀。但司马迁为什么把他们分为两类呢？大概在他所处的时代，游侠和刺客已经有了区别。前者开始讲究杀人不求回报，带有半义务的性质；后者却总是受人特别委托的死士。前者是就其行事风格来归纳的，后者是就其具体行为来归纳的。但往上追溯，本质是一样的，两者当初都是有钱人豢养的打手。

《刺客列传》总共记载了五个人：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除了曹沫可能属于贵族（其实也不一定，《左传》里写到曹沫，说他自认为非肉食者）之外，其他四个都是穷鬼。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曹沫不能算刺客，而是搞绑票的强盗，还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会盟的场合搞。如果他是刺客，那平原君的门客毛遂，也一定算刺客；“不辱使命”的唐雎，也摆脱不了刺客的嫌疑。因为他们都曾经想劫持对方君主。排除曹沫，四个真正的刺客，都是穷鬼，而有钱人是不会亲自去当刺客的，除非他有极强的理想主义精神和使命感。那些充当刺客的，都因为穷困无聊，被人收买利用，尽情享受一番荣华富贵，再咬着牙去赴死。

多年前看过莫言写的一个戏剧《荆轲刺秦王》，说荆轲不想立刻去刺杀秦王，反而希望秦朝赶快灭了燕国，一并天下，然后再去行刺这个统一帝国的主宰者。他的理由是，刺杀一个秦王，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刺杀了千古一帝，就可以留名千古了。应该说，这个脑洞开得不错，有些新鲜，但整个戏剧给我的印象并不好。有新鲜理念，不等于能创作出好的文学作品，如果无法在具体操作上说服读者，就会导致理念先行。再说刺杀秦王怎么就不伟大？这很可能造成秦国内乱，彻底阻断它统一天下的进程，甚至完全改变中国文明的走向。从这个意义上看，比刺杀一个冠上皇帝帽子的嬴政，意义更为深远。

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每个行刺事件的情况。

首先说专诸。《史记》对专诸的家庭背景没有任何介绍，只说他是堂邑（今南京六合一带）人，因为有暴力才能，被伍子胥看上。但《吴越春秋》里介绍比较多，说逃亡到吴国的楚国贵族伍子胥走在市井里，亲眼看见专诸跟人打架，几十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然而听见老婆一声呼唤，他却赶紧乖乖地回家了。不过在我小时候看的连环画中，老婆被改成了老妈。不得不说，这是点金成铁。别小看这个修改，在后来，这成为中国人塑造英雄人物的惯用套路，当然也是官方故意引导下生成的意识形态模板。《水浒传》里的李逵，也很凶残，动不动就抡起板斧砍去，不分良莠，在母亲面前则无比乖顺。和专诸不同的是，他们对老婆的性命，都是在所不惜的。中国人重孝，有一本《孝经》。“孝”这个概念，西方人没有，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在东方生根的，大约还是出于权力掌控的需要。它告诫我们，不管你多么凶暴，心里都要有一个畏惧对象，否则社会就会乱套。西方人的心目中，有一个创造万物的上帝；古代中国人没有这一视角，也不追求太永恒的秩序，只需要保持现世安稳，那么“孝”就是一个能满足维持当下秩序要求的手段：在我治下，你们不要犯上作乱，否则就是害了爹妈。按理来说，我们必须追问，凭什么就不许犯上作乱？凭什么要求一点公平，就叫犯上作乱？你得给个更充分的理据。这点，古人没给出。而且普遍的贫穷，导致“孝”在大多数时期的底层社会中根本无法施行，不信你去翻阅历朝地方案卷，对父母不管不问甚至抛弃的事情数不胜数，官府也深知其故，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已经足以让人对“孝”的神圣产生怀疑。另外，有一定思考能力的人还会想：假如我的爸爸是个王八蛋，我还必须孝敬他么？连大儒孔融都说，我做不到。可知“孝”这种意识形态的粗糙。但因为亲子之间的情感，符合大多数人的天性，所以两千多年来，“孝”的意识形态地位一直能勉强维持。

伍子胥因为父兄被杀，流亡到吴国，结识了专诸，知道了专诸的才能。后来他去见吴王僚，劝其伐楚，说了伐楚的种种好处。吴王僚想答应，但吴公子光从中作梗，说：“这是伍子胥想为自己报私仇，不是为了我们吴国的利益。”吴王僚于是打消了念头。后来伍子胥了解到公子光一直想杀吴王僚自立，决定讨好公子光，把专诸推荐过去。想等公子光事成，再游说公子光伐楚，那样希望更大。

公子光得到专诸，也很高兴，待以上客之礼。吴王僚十一年（前516），传来消息，楚平王死了。这年春天，吴王僚想趁着楚国办国丧，发兵攻楚，遂派自己的两个弟弟公子盖馀和公子属庸率兵围住了楚国的灊邑。谁知楚国也不示弱，发兵迎击，抄了吴军的后路，导致吴军进退不得。于是公子光对专诸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吴国的王位按顺序本来应该传给我，我有理由拿回自己的东西。”专诸说：“确实是个好机会，王僚母老子弱，两个成年弟弟率兵在外，被楚国断了后路，内外交困，真是天助我也。”公子光顿首说：“事若成功，有我的富贵，就少不了你的。”

吴王僚十二年（前515）四月丙子这天，公子光在自家地下室埋伏好甲士，然后置办酒席，请吴王僚赴宴。吴王僚答应了，但也有所警惕。饮酒到酣畅之时，公子光假装脚有毛病，借口离席，进入地下室，让专诸把匕首藏在烤鱼的肚子里，端上去，借机刺杀了吴王僚。公子光趁势令埋伏的甲士蜂拥而出，把吴王僚的人全部消灭，自立为王，改名阖闾。为了表彰专诸，封专诸的儿子为上卿。

专诸刺王僚的故事，是《刺客列传》中情节最精彩的，因为有悬念，有高潮，有细节，比如把剑藏在鱼肚子里，就匪夷所思。其他如对地下室埋伏士兵、吴王僚的护卫林立的描写，都生动紧张。最重要的是，专诸最后成功了。当然，还可以铺垫一下的，是吴王僚赴宴的合理性，他既然已经那么警惕，又何必去冒险呢？专诸这样的人，并没有什么正义感和是非感。公子光找他替自己卖命，他就答应了。假如是吴王僚首先找到他呢？他肯定也二话不说，为吴王僚卖命。尤其奇怪的是，伍子胥本来说动了吴王僚，吴王僚愿意发兵为他报仇，却被公子光从中作梗，说伍子胥不过是牺牲吴国将士，为自己家族报仇，为他发兵不值得，导致吴王僚打消了念头。作为一个正常人，伍子胥不是该劝吴王僚搞定公子光才对吗？谁知，他反而去帮公子光杀吴王僚，物色了刺客专诸。杀吴王难度显然大多了，也是不合情理的。所以作为一则小说来看，这个故事讲得并不那么成功。

不过故事的有些场面写得非常紧张。吴王僚答应了去赴公子光的宴会，从王宫门口就排列侍卫，一直列到公子光家门口，基本组成了一条人肉甬道，可见异常警惕，但也透出虚假。一个国君，倘若真对大臣如此戒备，根本就不可能到他家赴宴。何必呢？万一出事不划算啊。所以，真实的场景很可能非常简单：吴王僚对公子光很信任，基本没有戒备，就算有保镖，也不太多，才把命丢掉。

小说中写因为戒备森严，专诸只能将短剑藏在鱼腹中，亲自上菜，然后突然从鱼腹中抽出短剑，刺杀了吴王僚。过程真的很惊险，很小说。因为吴王僚身边侍卫环绕，都持着长铍，虎视眈眈，提防着任何一个潜在的刺客。“铍”（p~）是吴越地区特有的兵器，即一种很长的、两刃的，像剑一样的矛。我们知道，剑这种两刃的兵器，就是首先出现在吴越地区的，北方原先并没有。在字典中，“铍”还有一个义项，指一种针灸用的长针，针头扁扁的，两侧有刃如剑锋，专门用来刺裂痈疽的脓包，排出脓血。和作为矛的“铍”也有相似性，大约都是因此得名的。“铍”和“披”“破”是同源词，指可以“披开”或者说“破开”所刺入的物体。这种矛，也叫“锬”或者“铩”，而吴国人可能称它为“铧”，见20世纪80年代湖北江陵出土的“吴王夫差自作用（铧）”（见本讲彩图）。“铧”本是一种犁，是用来“破”土的，和“铍”的特点有相似性，因此成了吴国人对“铍”的方言称呼。

专诸如愿刺死了吴王，但两边长铍刺出，使他顿时变成了一个漏血的肉袋。当然他也得到了回报：名垂青史。公子光即位后，还拜他的儿子为上卿。

第二个是豫让。豫让这个故事，也出现在《战国策·赵策》，内容和《史记》基本一致。落魄贵族豫让曾侍奉晋国上卿范氏和中行氏，无所成名，于是改事另一权臣智伯。智伯对他很宠幸。后来智伯联合韩、魏两权臣讨伐政治对手赵襄子，谁知韩、魏暗中勾结赵襄子，猝然发难，反而把智伯灭了。豫让逃跑，说：“嗟乎！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通“悦”）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仇而死，以报智伯，则吾魂魄不愧矣。”

于是他改名换姓，装扮为工匠，混进赵襄子的宫中装修厕所，等待行刺机会，但被识破，坦然承认：“我想为智伯报仇！”赵襄子说：“义士啊，智伯已死，连个后代都没有，他这位臣下竟然想为他报仇，毫无所图，了不起。”下令将豫让释放。

豫让没有放弃，又给自己全身上漆，导致皮肤溃烂，结满了可怕的痂，像一个麻风病患者。还吞下木炭，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沙哑，想让人认不出自己，然后去市场行乞。同床共枕的妻子路过他身边，竟然没有认出。有个朋友认出了，哭道：“以你的才华，只要肯写一份投靠文书，侍奉赵襄子，赵襄子一定会对你宠幸有加，那时你想刺杀他，岂不易如反掌？弄成这样，鬼都不敢亲近，报仇更难啊。”豫让说：“不行，我写了投靠文书臣事他，又去刺杀，这是极大的不忠啊。我也知道，要做成这件事，是非常难的！但我之所以坚持，就是想让天下不忠的臣子羞愧。”

但豫让最终还是失败了。赵襄子指责他说：“你不是曾经侍奉范、中行氏吗？智伯把他们都灭了，没见你为他们报仇，反而投靠智伯。如今智伯死了，你为什么偏偏要为他报仇呢？”

《战国策·赵策一》中有这么一段描写：

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众人遇臣，臣故众人报之；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襄子乃喟然叹泣曰：“嗟乎，豫子！豫子之为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为计，寡人不舍子。”使兵环之。豫让曰：“臣闻明主不掩人之义，忠臣不爱死以成名。君前已宽舍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今日之事，臣故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虽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义之，乃使使者持衣与豫让。豫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曰：“而可以报知伯矣。”遂伏剑而死。死之日，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泣。

我还记得当初读到这段的时候，很有些心潮澎湃，最喜欢的句子是“襄子乃喟然叹泣曰：‘嗟乎，豫子！豫子之为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以足矣。子自为计，寡人不舍子。’使兵环之”。爱不释口，颇为慨叹战国时代那种慷慨激越的士人之风。在春秋时，士人固然也慷慨激越，但到底夹杂了许多迂腐的成分；而秦汉以后，这样的士人又都换了个名词，叫什么侠客或者义仆了。至于像赵襄子这样有性情的主君，也似乎前多后少，可见我们的祖先，的确是早期的更质朴，更富有血性。记得20世纪90年代，电视里播放连续剧《战国》，硬把豫让先生拍得婆婆妈妈，根本不像个刺客。甚至拍到荆轲刺秦王，临行向樊於期借头，樊於期竟吓得狂奔，好歹被荆轲追上，强迫借了头去。这简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总之豫让的行为，我觉得有贵族风范，不是普通的刺客可比。他是有价值观的。一般来说，做刺客的，都没有什么价值观，谁给钱就替谁卖命，在刺杀过程中，如果雇主突然死了，受雇的刺客还会不会继续完成交易，都很难说了。但是豫让不为钱，就为了自己的价值观，必须为主人报仇。日本有个故事，《四十七武士物语》，也是这样的。这样的人，中国后来还有，比如三国时期，吴郡太守许贡被军阀孙策杀死，许贡的三个门客，就想方设法刺杀了孙策。东汉末年的世风，因为儒家节义观的砥砺，竟恢复了先秦时的一点烈性。

而且，我觉得豫让最为高贵的一点，并不是他念念不忘要刺杀主君的仇人，而是他坚持要用高贵的手段。朋友劝他投靠赵襄子，得到重用后趁机刺杀。他不肯，说如果对方对自己充分信任，自己怎么还能去刺杀他呢？这不是混蛋吗！

三国时代，有个叫郭循的人，原先是魏国的将领，被蜀将姜维俘虏后，投降了蜀国，被蜀国拜为左将军。但他并不真心投降，而是想借机刺杀蜀主刘禅，只是一直没找到机会。后来蜀国大将军费祎在汉寿举办宴会，郭循在座，趁费祎欢饮沉醉，突然刺杀费祎。这做法就很不地道，和豫让相比，我认为郭循就是一个人渣。豫让的人格，甚至超越了日本四十七武士（见本讲附录），因为那些武士为了替主君报仇，也曾经把自己的妻子卖掉，把自己的妹妹送给仇人，以麻痹仇人。

豫让无疑是我这篇所说的四个刺客中，最伟大的一个。

第三个是聂政。

聂政是穷人，因为杀了人，躲避仇家，带着母亲和姐姐逃亡齐国，隐姓埋名，在市集上以屠宰为生，过了很久的安宁生活。卫国濮阳县有个人叫严仲子，曾侍奉韩哀侯，后来因为争权，与韩国丞相侠累产生了嫌隙。侠累是韩王的叔叔，势力很大，严仲子担心被杀，辞官逃亡，周游天下，寻找可以替自己报仇的人，听朋友推荐聂政，当即上门拜访，用一百斤黄金，给聂政母亲祝寿。聂政知道其用意，表示歉意：“我之所以隐居在市井中做个屠夫，只是为了平安赡养母亲，老母活着一天，我聂政就一天不敢答应替人做什么。”严仲子表示，聂政不为自己做事也没关系，但聂政坚决推辞黄金，严仲子无奈，只好收起，还是尽到了宾主之礼，才告辞而去。

过了很久，聂政母亲去世。除去丧服之后，聂政感叹：“我聂政不过是个市井屠夫，地位卑微，而严仲子则是诸侯国的上卿，不远千里来登门拜访我，我什么也没为他做，他就拿出一百斤黄金为我母亲祝寿，我虽然没要，但能看出，他是真的把我当成知己。如今老母已经去世，我再无牵累，可以为知己所用了。”

于是聂政离开家，去了濮阳，见到了严仲子，遵从其指示，去刺杀韩相侠累，竟然得手。侠累左右的护卫大乱，纷纷围上，聂政知道跑不脱，遂举剑割下自己的脸皮，又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最后切开腹部，死了。韩国政府下令，把聂政的尸体拉到市场上展览，悬黄金一千斤为赏格，征求刺客身份信息。

聂政的姐姐聂嫈听说了这事，立刻出发去了韩国，伏在尸体上嚎啕大哭，说：“这是我的弟弟聂政啊。严仲子慧眼识人，知道我弟弟卓尔不凡，倾身与他结交。面对这份厚意，我弟弟情愿为知己者死，他因为妾身尚在，完成任务之后，又自己割掉脸皮，剜去眼睛，以免被人认出。难道我可以因为怕被牵连处死，就眼睁睁让他的英名湮没吗！”

市场上的人听完这些话，无不惊讶佩服。聂嫈大呼苍天数次，悲痛难忍，猝然死在聂政尸体旁边。

聂政是个穷鬼，这不消说。严仲子一百斤黄金，立刻让他感动了。他说，严仲子那么大的官，竟然对我这么低贱的人青眼有加，我怎么报答呢？只能帮他杀人了。可见一个穷人的可悲可怜。他杀死了韩国的丞相，又把自己的面目毁了，幸好他姐姐觉得，既然死了就不该被埋没，才让他得以留名青史。

我个人并不敬佩聂政，因为严仲子对他并没有那么好，功利性也太强，而韩国丞相侠累也没有对严仲子多坏，严仲子想干掉侠累，不过争权夺利而已。聂政刺杀侠累，既然缺乏正义性，也就不具备足够的悲壮感，作为一则小说来阅读，读者也很难感到满意。因此，在我眼中，聂政就好像一个牵线木偶、一个纯粹的杀人工具。他早年本来也是杀了人，才逃到齐国去的。我小时候看的连环画，故意把侠累塑造成极坏的人，以增加聂政刺杀的正义性，这大概是郭沫若的路数。

好在《史记》里，给聂政安排了一个姐姐出场，用他姐姐的一番话，加重了故事的悲壮色彩。我想一般人看完这个故事，对聂嫈的印象会比对聂政更深刻，因为聂嫈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件被人使用的工具。如果她弟弟出发前，把计划告诉她，她肯定会劝弟弟别那么干；但既然已经干了，就别白白地干。雁过留声，人死留名，不能流芳千古，也要遗臭万年，在历史的刷卡机上刷一把存在感，这是穷人的悲哀。聂嫈这么一搞，严仲子必然暴露，她的做法等于告诉那些贵族：别他妈把我们当傻子，你们利用我们，我们也将计就计，利用你的资源，为我们自己增加粉丝。

整个故事的结局，大概是以严仲子被韩国政府派人绑架、处死而告终。

最后一个是荆轲。

荆轲的祖先相传姓庆，是齐国的贵族卿相，移民到卫国，被卫国人称为庆卿。这个名号一直世代相传，后来荆轲到了燕国，燕国人称他为荆卿。“荆”是“庆”的方音变化。荆轲自小喜欢读书击剑，不想务农，曾经想就近游说卫元君，弄点富贵，但卫元君瞧他不上。卫国是魏国的属国，只拥有濮阳一个城池，后来秦国攻占濮阳，把卫元君及其亲属迁徙到野王县。荆轲干脆离开卫国，四处云游，寻找富贵机会。

他有一次路过榆次，和当地剑客盖聂讨论剑术，发生了争执，盖聂大怒，怒目而视，荆轲赶紧跑掉了。跑到了邯郸，和一个叫鲁句践的人下六博棋，又发生争执，鲁句践大怒，叱责荆轲，荆轲默然不敢回嘴，又趁夜跑了。这回到了燕国，和燕国市集上一个杀狗卖肉的高渐离相好。他很嗜酒，性格深沉，还喜欢读书，每到一个国家，都和当地贤士豪强以及长者结交。在燕国，隐士田光也对他很好，知道他是个死士。

不久之后，燕太子丹从做人质的秦国逃了回来。秦国经常出兵攻打齐、楚、三晋，蚕食诸侯国土，很快逼近燕国。太子丹坐卧不宁，问自己的太傅鞠武怎么办。鞠武说秦国太强大，不要惹怒它。太子丹不服。过了一段时间，秦将樊於期因为得罪了秦王，逃到燕国，投奔太子丹。鞠武也劝太子丹不要收留，以免得罪秦王。太子丹不听，想派刺客刺杀秦王，鞠武只好向他推荐田光。田光又推荐荆轲，之后为了不泄密，自刎而死。

后来秦将王翦攻破赵国，俘虏了赵王，并继续进兵，行至燕国南界。太子丹很恐惧，要荆轲赶紧动手。荆轲就私下去见樊於期，要其自杀，献上首级，好让自己提着他的首级去见秦王，以博取秦王信任，获得刺杀机会。

太子丹为荆轲准备行装，并配备了一位副手，叫秦舞阳。秦舞阳是燕国人，十三岁就曾杀人，非常凶悍，没有人敢跟他对视。到了秦国，秦王大喜，召见荆轲。荆轲捧着装有樊於期头颅的木盒和燕国进献国土的地图献上。地图缓缓展开，到了尽头，里面突然露出一把匕首。秦王发觉时，匕首已经被荆轲攥在手中。秦王慌忙躲避，躲过了一击，站起来绕着柱子逃命，经过一番折腾，秦王拔剑将荆轲斫伤，刺杀失败。

后世关于荆轲的文艺作品非常多，前面我们就提到过莫言的戏剧。这些文艺作品不乏把荆轲塑造成胆小鬼的。我小时候看的连环画中，荆轲倒不胆小，但獐头鼠目，完全是个窝囊废，主要原因是那时崇尚法家，荆轲自然首当其冲，成为阻挡历史车轮的螳螂。

其实依我看，荆轲也没有什么正义性，不过是太子丹给他金钱美女享受，希望他替自己卖命。荆轲的办法，倒也中规中矩，除了向樊於期借了一个头，没有伤害任何人的利益。只是他自己体力太差，技术太弱，竟然没成功。他死之前自嘲：“我没能杀了你，主要是因为想生擒你，逼你把抢夺我们的土地吐出来。”这肯定是说大话。那可是战国末期，礼崩乐坏，列国已经没有一个说话算话的，秦国是最野蛮的国家，更是许诺如放屁。荆轲就算逼得秦王答应归还燕国土地又如何，秦王不可以反悔吗？他什么时候说话算过数？当年楚怀王都被老秦王骗得自投罗网，最终死在秦国，诸侯们怎么还不长进？

不过荆轲故事里的田光值得注意，这类人，应该都是游侠一流，就因为太子丹一句怀疑他可能泄密的话，立刻自杀。我认为这不是贵族风范，而是老泼皮。贵族固然不容许别人怀疑，但可以通过实际行动去消除这种怀疑，不必自杀。在贵族眼里，人格是平等的，他们有自己的守则，破坏了守则，才会自杀。只有泼皮，不把任何人的性命当性命，才会对自己这样暴烈。信陵君窃虎符故事里的大梁夷门监侯生，也是如此，都是自我人格矮化后的流氓。刘邦小时候就想当这种人，所以他看见肯为主人死的贯高，是非常敬佩的。当然，这种讲信义的流氓，比后来那些不讲信义的流氓，又要强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