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阳光洒满长路

母亲把一袋辣椒粉、一袋盐干菜、一袋红小豆、一袋绿豆、一袋韭菜、一袋柿子码在炕的一角，在墙上挂着的布袋内取了一个折叠成小方块的无纺布手提袋，细细地撑开，将那些袋子依次装进去，又把装好的手提袋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要我提走。我没有立即去提，起身舀了差不多一满盆的水，取了刷子、洗衣液，开始刷我板鞋的帮和边。我的板鞋帮是黑色的，底边煞白，我刷洗了多次，拿了一块雪白的毛巾投水，拧干了，慢慢地擦。母亲在另一张沙发上坐下，一手揉着膝盖，一手搓着腰背，说：“你可以快点了！”

我看了看母亲，算是回答，心里想着：我下一次应穿什么样的衣服，可以直接趴在我家大门外旧土窑口塌下来的那个土堆上，那个土堆亮黄、新鲜、纯净，因为刚滑塌不久，没有沾染一点杂质。

“有些事等不到明天。”母亲又说。

我整理好了自己，提上袋子，对母亲说：“我这就走了，等到秋天，再回来。”

“秋天？有些事情等不到明天。”母亲重复那句话。母亲的手空着，比我先一步往门外走，走向硷畔。

秋天，太阳肯定温热，那个土堆上面说不定再滑塌一层土，将那旧土盖住。到时候，我肯定能回来，一定要穿上合适的衣服，趴在上面，像八岁时候一样大声叫：“倒土——倒土——你快出来——倒土——倒土——你快出来——”我一直向往着有这么一天，我一定要爬，一定要喊，喊出深土下面埋着的叫作“倒土”的虫子，那虫子应着我熟悉的呼喊，会慢慢向外蠕动，它的身上印着我童年的手指印。

我走近车子，母亲已经坐在了硷畔一角的石床上，她是要等着看我离开。母亲做事情总要先人一步，包括这次得病。

这次回家属规划外。早上，弟弟打电话说：妈病了，气喘，走一步都不行，嘴唇发青，脸也发紫，头发更加白了。半个小时后，小妹也打电话说：妈这次病得和上次不一样。病像只尖牙利齿的狼，来势凶猛，她害怕了，母亲更害怕，害怕的情绪袭击了她，也袭击了母亲。

“害怕的情绪袭击了妈。”这一句话同时更猛烈地袭击了我，像一切悲伤的情绪袭击我一样，我感到了山崩地裂前的某种隐喻，这隐喻三十五年前发生过一次，十五年前又发生了第二次。瞬间，这隐喻被我在心里无限地放大，无限地扩散，或明或暗，如一团雾裹在我的身上，我有些眩晕，使尽浑身力气，将双臂用力挥舞在无挂无碍的空中，口里吸着阵阵凉气，试图将它驱赶。

我清晰地知道它来自哪里，但又不能很清晰地知道它有如此坚硬的力量。

祖母拄着拐杖走在柳荫里，我向前，祖母向前，我回头看，祖母继续向前，柳荫被祖母留在身后，如果我再回一次头，祖母就把另一棵柳树洒下的影子也超越，还有第三棵，第四棵……假定我的上限，假定祖母的上限，向前走是我的人生路，我只有六岁，路漫长，祖母八十岁，祖母的路可以就此打住。我无意于对此做深入的辨思，也不知道怎么辨思。我总得出去，祖母就在路口，我和祖母，一前一后，像是一幅古老而恒久的图画。

我没有求祖母天天跟在我的身后，她身着漆黑的衣服，像一堵坚韧的墙，像一片柔软的柳树影子，黏附在我的身后，究竟可以给我些什么，我也很模糊。我觉得，祖母是知道了有某种羞耻、某种害怕在我的心里住着，这种羞耻和害怕也在祖母的心里住着，我和她都想驱赶，却怎么也驱赶不了。这应是作为女孩成长过程中的一种心灵隐喻，它如影随形，代代相传。看着我日渐长大的身影、日渐不安的内心，祖母想起了自己的童年，祖母甚至看到了自己过去的影子。有次祖母对母亲说：三子这娃，唉——身板不硬，心也不硬。她已经能感觉出我未来的某种坎坷，我命定的某些罹难，杞人忧天式的焦心催促她不得不天天如此，年年如此。

送我出门，成了祖母生活的部分，与其说祖母是为了照看我，不如说祖母也是为了给自己疗伤。祖母一生经历过太多的逃躲和戕害，有风的，有雨的，有语言的，有身影的，有一个村子的，有一口老井的。寡居的三十五年令她积攒了太多的生活苦寒和生命惊惧。五十三岁时，吸洋烟的祖父死于一次中毒，死时，最小的父亲十岁；六十岁时，做长工的二儿子因为一场伤寒，寂然离开了她，那时，她的二儿子还未娶亲；六十一岁，她唯一的女婿也死了，姑姑还未生育，返回家中；六十三岁时，祖母由绥德州迁徙到我们现在居住的村子里。

八九岁开始，祖母便以三寸金莲行世，她上不了坡，也下不了山，几乎没有田间劳作的能力，路口是她眺望世界的唯一远方。住进我家如今的院落以后，四伯下了西安，五伯去服兵役，父亲在城里读书，家里的生计仗着大伯和三伯。活过一把年纪，祖母的人生极其丰富：第一次坐大花轿，差点被蛮子们劫持；遇到天下大旱，看见过人吃人；目睹了战争，亲手抚摩着五伯被子弹击穿的肚皮；胡宗南来，躲避土匪，和姑姑一起钻土豆窖，藏草垛，抹鸡血，抹锅底灰；终于儿子们一个接一个长大，祖母迎来了舒心安然的日子，世界终于不再令人惶惶不安。

八十八岁的那个秋天，祖母离开我家住到了三伯家。随即，自三伯家的大河湾拐到杏林山去了。杏林山是我们家的祖坟，祖父早早等在那里。

又过了二十年，父亲也随了祖母赶到杏林山去了。

父亲言语不多，却是我们家的点金棒，是我童年时期幸福和骄傲的渊源，父亲在县城工作，他一回来，我们家就像着了金，每个人都闪闪发光。父亲领导着我们村的时尚，领导着我们家的时尚。父亲骑最新款的自行车回家，买回最新款的家什，买最新上市的零食，扯最新时尚的花布。从玻璃罩的马灯到可以装三节电池的大号手电筒，从收音机到录音机，从缝纫机到电视机，从印花布到条绒涤纶，从小人书到报纸杂志，从玩具猫到机器人……父亲创新时尚的理念，开辟了我们对于时尚的航向，使我们最早获得了对于精彩生活的美好感悟，也激起了我们追逐外面世界的野心。除此之外，父亲还对我们家基础设施进行了更新换代，把我们家的土窑直接变成了砖窑；对砖窑里面也进行全面改造，平整墙面地面，室内涂彩，空间功能分割；自行设计钢木床、钢木饭桌、钢木沙发、钢木院门，以及零零散散的钢木小家什。钢木家什既新颖精巧，又结实耐用。父亲还陆续带我们出村子，到县城、市里、省城去玩耍。父亲创造的这一切，令村里人极其羡慕，令外来的亲戚朋友们都特别地高看我们家一眼。

走出去，成了我们家大小孩子一致的目标，而不按照父亲的设定去做事也是我们家大小孩子坚定不移的悖逆，甚至做起事情来的那股无畏劲儿和潦草劲儿也是父亲始料未及的，这让父亲很是恼火了一阵，他甚至狠狠地咒骂过我们，说我们是一群辱没祖宗的败家子，一群没有规矩的小流氓，一个成大事的都没有。原本，他希望两个弟弟读书写字，承继他的书法艺术，至少做个教书匠或手上有点技术。也希望我们四个女儿，既然读书，应该把字先写周正了，就是不成才，也必须做个明事理懂规矩的人。他最期望我们个个都能做个公家人，都端着一个稳稳当当的铁饭碗。可是到头来，我们六个姊妹只端回来一个他理想中的铁饭碗，两个弟弟吊儿郎当地做生意，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在家转锅台。他对我们的品格也预期着自己的标杆，希望我们活着，就应该把事事件件都处理得合了大理，顺了小理，尤其按照他的标准遵奉孝道，一辈子都不可做一件僭越礼仪的事情。可是我们做到的似乎不及他愿想的一半，这都令他很困惑，很愤懑，他感觉世道变了，人心不古，生命都被糟践了。

生活在轮回，我们都逃出村子奔到外面去了，父亲赋闲回到了我们家的院落，一切变回了一种原初般的平庸。渐渐，我们开始走马灯似的出出进进于我们家的院落。父亲在我家的路口子上接我们、送我们、等我们，父亲的接、等、送都显出一种慢，仿佛是父亲晚年心境的节奏，抑或是父亲忧郁性格的节奏。好像父亲在此过程中完成着什么，完善着什么，这样的过程不间断地轮换往复，构成了他生命的日常部分，也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每个孩子的出行、回来、再出行、再回来，父亲总以一样的慢对待，以一样的时长来完成，他用了这慢时间观量和体认每一个孩子的运命，开始理解那句“龙生龙凤生凤”的农人箴言，细细咀嚼“蚕在茧中找到了自己”这样一个浅显的常理。日子越久，父亲的神情越趋于宁静，眼神越陷入淡漠，他看世界的眼睛一片空茫，像看大地之光勾画出来的每条道路一样，每个孩子从每条道上走，向左向右，向前向后，宽的窄的，平坦的崎岖的，每条道上都有人走，每条道上都阳光满铺，他借此更加了然无痕，心底似乎没有一丝波澜。

其实，我深深地知道，我们回来，再回来，但谁走进他的心了，我们肯定没有，我能肯定地说，我们六个当中，任谁都没有。父亲其实是孤独的，坐在路口，一切只能慢，一切只能空茫，少言的父亲被忽略了许多，一切都湮没在时间中了，一切也都被时间蒸腾空了。

我们像一群飞蛾一般，在外面转了一大圈之后，终又回到原处，却没能好好待着，在匆忙中捕捉着匆忙，把所有的机会都丧失殆尽。我不知道我的姊妹们从父亲散漫的眼神里窥视到了什么，或者说感悟到了什么。我约略能看得出，父亲对于我有一种难言的哀伤，我也知道父亲非常哀伤地看过我的背影，仿佛是祖母眼神的那种害怕和那种担虑转移到了她儿子的眼神里，再加上我渐渐获得的那永久的无法剥离的形影相吊的深深孤独，也加在了父亲已有的忧虑上，他的眼神显露出他内心深处深深的无奈和深深的痛苦。

我不断地倒腾自己工作和生活的地儿，不断获取一些失去和新奇，被世俗和亲人磨炼至精神衰弱；我追逐一种苦行僧般的荒草径，将雨水浸泡荻花，丝毫不宽释自己内心的野兽；在所有的所谓安逸里，在所有的所谓欢声笑语里，我始终处于一种愚钝和疏离，因为我似乎什么都接纳不了，也没有人可以接纳我；对于爱的贪婪使我陷入一片荒野，一种单调，一个自我，一种冷得要死的严寒。但是，无能为力，生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只有暗自吞噬属于我的苦，我相信这是我的命咒，不是我们三代里任何一个人的错。祖母无意于对我施咒，父亲也无意于主宰我的命运，我自己更是没有一点掌控自己的力量。但是我们三个人都在我的命咒里深深地哀伤着，聪慧精明的祖母知道了，敏感精细的父亲也知道了，祖母带着惋惜走了，父亲带着痛苦走了，看着它的人都走掉了。世间怅惘客总是络绎不绝，我只是其中一个。孤独苦，但只有孤独，可以拯救我，可以蒸腾我，只有这两个字迹，可以收留我。

父亲一直不希望我像一朵云彩挂在天边，他愿意看到我像一枚坚果长在枝头。我会不停努力，让结局可以合他的意。其实，不论什么结局，都会合他的意，因为这结局首先合了我的意，哪怕是我一个人永远地形影相吊，永远地避开人世所有的光，永远地冷冻，永远地手脚冰凉，父亲也能知道我，也能预知我。

关于我的这一点，我一直认为，母亲是一知半解的。母亲一生都在动手动脚，她几乎不能挤出一点时间，坐下来默默地思考，就像蜂子睡觉也必须飞一样，命运也没有赋予她那么多无聊的时间思考，这也极好，命运总得公正。耕种的季节，早上，母亲出山，种地，除草，施肥。中午，母亲也不回家，早上出山的时候，母亲给自己提一罐略稠的黄米饭。黄昏，母亲一定要赶在太阳的前头上自家的硷畔，因为下山的路上有一片槐树林，槐树的背后会闪出狼，母亲怕狼，河滩的草地被太阳晒得温热，长而粗的蛇出来活动，母亲也怕蛇。收获时，母亲还是早任何人一步，不让每一粒庄稼失落在地里，背、扛、拖、拉，像永不停蹄的驴骡。母亲责令我们，放学回家，吃口饭就出山，每个人都不许偷懒。母亲说：收秋没大小，搭把手就好。北方的天，说冻就冻了，冻了就糟践了。九月下霜，十月结冰，不下雪的时候，风也吹得有力。抢在好天气的前头完成收获，早早地安顿好生活的部分，母亲有自己的岁月规划。冬闲，母亲拾掇粮仓，安排三餐，拆洗被褥，缝缝补补，做棉衣，一人两套，一冬要做出来十七套棉衣，也包括奶奶的。冬夜漫长，母亲在灯下纳鞋底，麻绳穿过布底，甩在睡着的孩子的脸上，母亲顾不得，也毫无觉察，一下一下，孩子揉眼睛，母亲挪一挪屁股，继续纳。

如今，母亲还在院子里外的空地上种各种蔬菜，旺季的时候蔬菜吃不完，又拿不到城里卖，就送人，见谁都送，梨啊，枣啊，桃子啊，都送人。母亲兼做小买卖，在家摆着小货摊，每年赶附近村子的庙会。正月十五、三月三、四月八、十月一、腊月二十三……庙会起事，正日子，三天里都去。货品拿不动了，就喊城里的弟弟、小妹，弟弟或者小妹用车子把母亲的一篮子货品拉到庙会的临时地摊上，帮着摆好了，没耐心等，就跑回来。母亲守上一天，没有卖尽货品，又不好意思央告弟弟妹妹，就自己往家扛。这次病，妹妹说，就是扛篮子用岔了劲，喘起来了。

院子里剩了母亲一个人的时候，生活日渐寂寥起来，母亲也走上了奶奶和父亲一样的慢生活。而母亲的慢，还是一种潦草，她没有更大的耐心，她和青年人一样容易烦，烦日子，烦生活，烦我们在她身边绕来绕去。她习惯于一个人完成自己的生活日常，一个人不停地动，在动中体尝自己的意义，或许还在祭奠着什么，守候着什么。母亲曾经说，她一旦离开，整个村子、我家的院子、路口的柳荫、杏林山，也跟着我们的记忆一起消失掉了。

父亲离去十年，母亲依然有条不紊地继续着过去的生活节奏，她愈加把自己的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她会为自己认真地准备饮食，认真地准备药物，认真地准备衣被，认真地准备四季可以充足的柴火、煤等等生活必需品。我们回家，待久了，母亲会烦躁，会突然发脾气，为了赶走绕在她身边的儿女，母亲不惜用狠毒的话挖苦我们。例如说，米面吃得太快，肥皂太浪费，路灯要烧坏了。甚至有几次说，姐姐偷偷拿走了她的辣子面；小妹问也不问，就拿走了她的一块新被单；弟弟回来就抽她一盒可以赚五角钱的延安牌香烟；至于我，我不愿自己营造一个烟火缭绕而真实的家，赖着不走，母亲对我只好表示了沉默。

不论母亲怎样的态度，我们仍旧不停地回来。无拘束的我回得最勤，而且，我惦记着我家的大门外，像这回所见的那堆新土，趴在那上面，唤我的“倒土”，想象我杏林山的祖母和父亲，想象我儿时的幼稚和纯净，想象我成了儿时的我，不长大，不离开，一个人，什么也不想，随便在哪一地块，围着山、河、土、水、柳荫、路口子，驻守，凝望，一边重温，一边迷失。

母亲的病基本上好利索了，今天，我不得不走了。给我的东西，母亲准备妥当，已经放上了我的车子。我磨磨叽叽，母亲开始烦，再一次表示了一阵凝冻般的沉默，最后冷冷地说：基本都耐放，一个人也得买菜做饭，两天买一次，新鲜的好，别懒过日头，有些事情等不到明天的。

病愈后的母亲看起来很疲惫，坐在石床上软弱得失去了型，我把车子驱向大道，杨树林遮掩路口子，绿色切割出母亲毛衣的一些碎红，母亲银白的发丝像一缕烟雾在风中摇漾。母亲老早就白了发，四十岁抑或三十八岁？我问过祖母，祖母缓缓地说：被日头晒的。我回头看玻璃窗，感到一阵灼热。的确，阳光稳稳地洒满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