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改良派与清教徒

精彩看点

英格兰宗教改革——改良派与渐进式改革——约翰·加尔文与清教徒——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宗教矛盾——宗教战争结束的曙光在欧洲大陆乍现——理查德·胡克的宗教主张——弗朗西斯·培根的宗教主张——两种宗教主张的不同之处

与其他重大变革一样，英格兰的宗教改革也是两大宗教派系合作的产物。其中一派对指导生活的现有宗教原则总体上感到满意，希望某些仪式能在细节上加以改进；而另一派则希望用一套全新的制度取代现有的制度，最终让整个社会的宗教崇拜活动按照其所认为的理想模式进行。我们可将这两大宗教派系简单地类比为当代政治生活中的辉格党和激进党，把反对任何变革的第三派系类比为保守党。

我们也可将上述第一个派系称为“改良派”。总体而言，改良派主导着英格兰宗教改革运动。改良派主张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希望在遵循早期宗教仪式传统的前提下，用《圣经》的教义来规范现行的宗教仪式。当然，改良派也能接受现行宗教仪式中不太奢华的程式。正因为如此，改良派才会认为领受圣餐是值得称颂的仪式：虔诚的信徒先行斋戒，然后参加圣餐礼，从身着白衣的牧师手中接过圣餐。信徒通过这样的行为，将耶稣精神融入自己内心，然后便能养成奉献的习惯。

与改良派不同，有信徒对古老的宗教传统或外在仪式毫无兴趣，认为保留这些东西就是在捡天主教遗留的破烂。这些信徒被称作“清教徒”，在玛丽一世当政期间流亡国外，跟着有“日内瓦教皇”之称的法兰西神学家约翰·加尔文的信徒学习了一套特殊的教义。该教义宣称，心灵之存在依赖于对神学真理的领悟，而非外在的行为。

玛丽一世驾崩后，伊丽莎白一世登上了王位。然而，清教徒们发现伊丽莎白一世也不可能成为他们的朋友，因为她还在坚持父亲亨利八世在位时的宗教政策。她个人偏爱传统的宗教仪式，还在自己做礼拜的教堂保留了十字架，这曾让主教们非常不满。她不支持清教运动还有一个原因，即她将全部精力放在国家统一大业上，实在无暇顾及。她对教皇极其反感，不是因为他宣扬变味的教义或搞个人崇拜，而是因为他宣称要干涉英格兰的法律。伊丽莎白一世希望尽可能地拉拢那些还保持着父辈信仰的臣民。因此，只要受广大臣民欢迎的宗教仪式，她都同意保留。

如果伊丽莎白一世维持传统宗教仪式有道理，那么维持英格兰国教就更有道理了。为了保留自己的主教职位而向伊丽莎白一世进谏的人想尽了各种理由，但伊丽莎白一世并不是因为这些进谏的人才同意保留主教职位的。她并不关心主教是否为使徒出身。她只坚持一个原则，即主教必须由她任命，因为她要靠这些主教来维持神职队伍的秩序。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主教都是她奴颜婢膝的工具，他们中不乏品格高尚、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她效力的人。他们坚信，为她服务就是在为上帝服务。

然而，纯粹的清教徒无法接受英格兰的国教制度。受加尔文教的影响，清教徒在认真研读《圣经》后指出，上帝并未赋予伊丽莎白一世控制和改变基督徒信仰的权力。至少在最狂热的清教徒看来，长老制才是教会管理的最佳模式。长老由信徒选举产生，并在世俗长者的协助下，代表信徒管理所有教会事务。

伊丽莎白一世一贯以王权治国，鼓励世俗民众反抗长老会和教皇，并以此为傲。因此，她坚决反对清教徒发起的教会改革运动。尽管她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改革还是愈演愈烈。只要与教皇的斗争不止，只要密谋暗杀伊丽莎白一世仍是日常谈资，人们就会认为西班牙舰队随时可能驶入英格兰港口，西班牙陆军也随时可能踏入英格兰国土。乱世之秋，大批反对伊丽莎白一世治下宗教体制的民众纷纷选择信奉新教，誓与旧的宗教体制决裂。

伊丽莎白一世统治的最后几年，英格兰的对外战争终于结束。凭借坚船利炮和天赐良机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英格兰人变得温和、平静了许多。对抗西班牙和教皇已不再是英格兰人的首要任务，在国内进行改革、为转危为安的英格兰规划正确的发展道路才是亟待解决的事情。宗教各派都从对方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主教们虽然仍然反对长老制教会管理模式，但并不反对清教的神学教义。许多清教徒也不再坚持长老会的理论，转而开始接受圣公会教义了，但他们还是不希望被强迫身着白色法衣去参加某些迷信色彩过于浓重的仪式。

宗教和平的预兆不只出现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末期的英格兰。关注欧洲大陆政治进程的人们也许会认为，宗教战争不久就要结束了。1598年《韦尔万和约》签署后，西班牙决定不再干预法兰西的内政，并承认亨利四世有权在法兰西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尼德兰的荷兰人仍然在与西班牙压迫者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深受战争拖累的西班牙很有可能会从这场耗人的战争中退出。在神圣罗马帝国，把领地分别划归天主教诸侯和新教诸侯的做法没有引来太多的质疑。放眼整个欧洲，在经历漫长的宗教战争痛苦之后，人们似乎看到了和平的曙光。

英格兰当时包容的宗教政策从代表同时代最高学术水平的文献中可见一斑。神学家理查德·胡克撰写了多卷本著作《论教会体制法则》。他告诫人们，要想获得真理和智慧就必须学习精神和道德的法则，而不只是听从某些教派所谓的标准言论。理查德·胡克希望，在宗教问题上遇到争议时，人们能化干戈为玉帛。他说：“有关英格兰国教和传统宗教仪式的争议由来已久，令人痛心不已。许多非国教牧师忘记了自己的本职工作，绞尽脑汁地想如何与英格兰国教对抗。这种违背天道的行为必然会带来世人皆知的恶果——永远得不到平安之父的保佑。”

政治家、哲学家、散文家弗朗西斯·培根对理查德·胡克的言论做了回应。他对那些为生计打拼的人们饱含同情，希望自己的言行能帮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他写道：“因此，我们最好还是回到教会最原初的样子，只有一种信仰、一种洗礼仪式。我们应该遵守由救世主耶稣执笔写下的基督徒誓约，这也是构成我们教义的实质内容。除了无关紧要之物，所有不符合教义的东西就是我们应该抵制的东西，不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同道中人……正如一位神父指出的那样，耶稣基督的长袍应该是代表纯洁的白色，但英格兰国教神职人员的长袍有不同颜色，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规范。虽然外罩可以保持多种颜色，但内里的长衫必须是白色的。”理查德·胡克与弗朗西斯·培根的观点不同，理查德·胡克想说服清教徒遵从英格兰国教的安排，而弗朗西斯·培根则希望英格兰国教能根据清教徒的意愿做出某些调整。事实上，他们都在倡导一种适度让步的精神。

大文豪威廉·莎士比亚过着一种超然的生活，从不直接评论当时的宗教信仰和教会仪式，而是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在教育人们要明白真理和正义的无穷价值。伊丽莎白一世驾崩后，莎士比亚仍坚持自己的文学创作。他的作品总能触动各阶层人士的心灵，普洛斯彼罗和埃尔米奥娜就是他塑造的两个遭遇非难但依然宽容的完美人物形象。

17世纪初，哪些人提出了和平与包容将成为社会发展主流趋势的预言？为什么说这样的预言充满了欺骗性？为什么清教徒革命最终还是爆发了？本书将会就这些问题做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