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手工劳作开始

第一章　对手艺产生兴趣的童年

第一节　母亲的身教与言教

一、我心中的母亲

1908年我的母亲出生在山东莱州朱桥的农村，成年后出嫁，随父亲到哈尔滨谋生。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含辛茹苦中度过的。

她是一位用手艺劳作支持家庭生存的劳动妇女，又是一位以良知对子女负起责任的母亲。她重视教育和引导，是称职的母亲。

她在世的时候，我更多看到的和想到的是她的勤劳、豁达和顽强，在困苦的生活中，怀着朴素的理想坚持奋争。

她对待事物和劳作很有主见，善于操持和苦心经营，省吃俭用地维持着这个家。在艰难的岁月中，培养我和弟弟从小学到大学，接受了完整的教育。

对母亲我是心怀敬仰和依恋的。

她很重视教育我们做人的安身立命之道。记得她在我们读小学和中学时的要求：“只要饿不死就要下功夫上学读书，要学手艺，要求学问，要成为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母亲的话激励着我。为了上学读书，小学时我便帮母亲给工厂做简单的手工活；从初中的暑假开始，到工地做小工，从事超负荷的体力劳作。为了生活和读书，在困境中我们从来没有叫过苦，没有退缩过，咬紧牙关坚持，默默地按照她的教诲，一步一步走过来。

母亲在九十二岁那年去世了。当她永远离开我们之后，在怀念她的时候，不只是停留在感情方面，而是开始更冷静、更理性、更全面地回顾她的经历，认识她对人生的态度和为人的品质，同时反思她为了生存对手艺劳作的态度，对手艺技能的专注和投入，以及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引导。

在我的心目中，她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她勤勉好学，不仅掌握维持生计的多种手艺劳作的本事，同时从没间断过自学识字和读书。她还喜欢琢磨人生处世诸多方面的原则和道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生哲学。

她善良、勤恳、正直、淳朴，困苦中求进取，受到周围街坊邻居的尊重。从我懂事时起，她不仅用言传，更重要的是以身教，在诸多方面影响着我。尤其在手艺劳作方面，母亲更是我的启蒙导师。

童年时候起，我就感到母亲在家中的作用，她是真正的“一家之主”。父亲曾读过两年私塾，没有学过手艺，属于随遇而安者，从事勤杂工或店员一类的劳务，工资自然也就很低，家里的生活全靠母亲手工劳作赚钱维持。

她操持家务是很有能力的，勤奋而不辞辛劳，生活再艰难困苦，她从不抱怨，从不退缩，总是默然处之。她不会为贫困无助而发脾气，总是想尽办法用加倍劳作去克服，支持着这个家庭的生存和我们的成长。

她是个有心人，在生活中善于求学，敢于尝试，具有很强的实践能力。她在学手艺和学文化方面的才能，同龄人很少能企及。在我的心目中，她永远是多才多艺的能工巧匠。母亲在我们居住的大院里是有威信的好人和“能人”，似乎日常生活中需要的本事，她都能拿得起来，而且做得很好。邻居们不仅佩服她，而且尊敬她，因为她理解人，还乐于帮助别人。

当我经过生活的磨砺，回忆逝去的岁月，其中最难忘的是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的那段时光。如今我平静而客观地回忆母亲，进一步认识到，她不只是有很强的生活能力，“无师自通”地掌握多种谋生的手艺，更是一位思想有深度的“手艺人”。

母亲对人生的态度，立身行事的作为，不知疲倦的劳作，更难得的是她在生活中善于学习和思考的精神，以及她对人生和手艺劳作的观点，都潜移默化地融入我的生命之中，并长远地发挥着作用。

二、母亲的识字与阅读

母亲的手艺劳作和识字阅读是相伴而行的。她六岁开始帮助家里做草编（老家称为“掐辫子”）赚钱，没有机会上学，一直对识字和读书充满渴求。她利用零星的时间向人家学习认字，晚上在油灯下很吃力地读书，进度虽然缓慢，但一直坚持不懈。母亲一生最羡慕的是上学读书，虽然没能得到机会，但却始终不懈地一个字一个词地学。她全凭苦心自学，识得大量的常用字，目的是为了看书，学习文化知识，开阔眼界。她虽然没有任何文凭，但其“学力”决不在初中毕业生之下。

由于她求知欲强，勤奋好学，善于记忆，用心学过的字不容易忘，所以认识很多字。她说，自己是从识字到看简单的书，从用心看书到再认识更多的字，越认越多，所以不容易忘掉。最重要的是她通过读书，知道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她从最初开始认字，到看小说，看报纸，看我们的课本，终生与阅读结下不解之缘。

她还喜欢“想事”（思考），看了书之后总愿意琢磨，思考世事的因果和人生的道理。

她的思想是丰富的，对待事物有比较强的认识和判断能力，她讲的一些通俗的话语中，常常蕴含着朴素的哲理，让我终生难忘。有人说：“人生的经历也是一种文化，经历加思考是深层的文化。”我觉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她的父母虽然不让她读书，但是她却没有因此放弃对学习的追求。最初在老家她向弟弟学习认字，对于新认的字不只是求教怎么念，还要问清怎么讲，总是十分用心。她不但投入地学，而且有着超强的记忆力，所以学过的字，她都能记得牢，一直到晚年都不会忘记。

她开始学的是繁体字，多年之后，汉字简化，她曾有一段时间不适应。我和弟弟在北京读书时，最初给她写信都是用繁体字。但她很快找到繁体字与简化字之间的联系，可以顺畅地阅读书信和报纸的简化字了。她说：只要用心，不难。

她的阅读能力比较强，半文半白的文章也能读下来。她读过很多书，我所知道的有《说岳全传》、《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醒世恒言》、《拍案惊奇》、《说唐》之类的书，还能背得《百家姓》和《三字经》。她还读过《李有才板话》、《吕梁英雄传》、《骆驼祥子》、《平原烈火》、《南行记》、《风云初记》和《林海雪原》等很多种现代文学作品。“文革”后她听了电台小说连播《桥隆飙》，让我找给她看。她认为有意思的书，还是要自己看才行。

由于经济条件困难，家里极少买书，读书全靠借。父亲工作的市合作总联社有图书室，小说可以外借；我读初中时学校图书馆可以借书；高中时我有市图书馆借书证，每次可以外借两本；邻居也有几家喜欢看书的，互相传阅，借书看还是比较容易的。

她在晚上睡觉前看小说，有时能看到很晚，白天劳作虽然很累，但仍乐此不疲。她极少看外国小说，觉得人名不好念，也记不住，翻译的话念不习惯，还是喜欢读中国的通俗小说。

她终生坚持阅读，近九十岁的高龄时，读过金庸的几本小说。早饭后子孙们都上班或上学去了，她在家不愿意看电视，喜欢看“闲书”（她对课本之外小说的称谓），看过之后还喜欢讲给别人听。她爱好阅读的习惯，从童年到老年，持续终生，只要有书看，她就不会感到寂寞。

我清楚地记得，她教我看的第一本小说是《说岳全传》，开始是讲岳飞的故事，我上小学后就让我看这本书。家里还有一本《武训画传》，也是从收废品那里买的，一直保留了好多年。我喜欢看“闲书”还是受母亲的影响，实际是她培养了我早期的阅读习惯。

她不仅读过很多“闲书”，还喜欢琢磨书里讲的“理儿”，也就是所谓的善于认真思考事物的道理。她对生活是很有见解的，生活态度是坚定的，这与她在生活中饱经沧桑，在长期磨难中认识的积累，以及她的阅读经历是分不开的。

母亲学识字看书，受到启发，给自己起名字。

我还记得刚上小学的时候，母亲在户口本上的名字是“杨李氏”，为此她很不愉快。我问她为什么？她回答是：“从小就没有大名，只有小名，这是不尊重人，不公平。”

20世纪50年代初，她到北新橡胶厂做工时，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李相坤”，她说：“这也是看书的时候受启发，慢慢凑起来的，不愿意叫太女气和太鲜嫩的名字。”我查字典后告诉她，“这名字挺大气的，坤字是指女性，指大地，你这名字是面对大地，挺好。”她听了很高兴，觉得我理解她。

晚年她谈到识字读书时，觉得很遗憾的是“光认识字儿，写不好字儿，没有学会写字儿，只能算个半文盲”。她宽慰自己说：“等下辈子学认字时，不但要认得怎么念，知道啥意思，还要能写出来，而且字更应该写得好看一点。”

三、母亲的手艺劳作

母亲很看重手艺劳作，她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学和做中度过。她在该读小学的年龄，却得不到上学的机会，被强迫缠足，开始学做手艺。

她喜欢做手艺活，勤于动手操作，从最初的草编，到后来做多种针线活，无论是“粗活”，还是“细活”，都是充满兴趣来做的，而且能很快地掌握技艺，把活做得很好。她依靠手艺劳作的能力，渡过了最艰难困苦的年月。

她说自己与做手艺活有缘，从童年开始，就怀着浓厚的兴趣，学会多种草编手艺和手工针线活。成年之后她做过刺绣、编织和成套的被服加工，还在橡胶厂做过胶鞋的加工，都能达到精通熟练的程度。

她的手工活计做得比别人都好，得到周围人的普遍称赞，说她有“窍门”。她说没什么“窍门”，不过是她在手工劳作中积累经验，手艺和眼光不断提高，认识逐渐深化，在原来学会的手艺的基础上，稍加改进，形成了她自己习惯的有效的操作方法。

我的母亲从小在山东莱州老家农村长大。她的父亲最初是种地的农民，为了改变穷困的生活状况，年轻时到崴子（海参崴）学厨师手艺，后来成为手艺出众的大师傅，赚钱回来给家里盖房子，供给母亲的两个弟弟去读私塾、进学堂。她认为，她父亲用手艺换取酬劳，改善了家里的生活，所以人生在世只要学了手艺，走到哪里都能够生存。

那时山东老家重男轻女的思想很重，农村的女孩得不到读书的机会。我母亲没能读一天私塾，更谈不上进学堂。她因为要求读书，曾被我姥姥骂过，心里很委屈，不止一次向我谈起，认为太没道理。这是她终生最大的遗憾。

母亲虽然没有专门拜师学手艺，但是根据生活的实际需求，自学自悟地练手艺。我认真细数过，家里的一切针线活都是母亲做的，我们穿的衣服和鞋，也都是她一针一线缝制的。

母亲是在小时候裹脚时开始学做针线活的。最初感到特别痛，坐在炕上坚持着学做活，把心用在学手艺上，痛的感觉会减轻一点。她说，手艺活不复杂，难度都不大，只要用心就能学会，但是要做得精，可是要认真下功夫的。

她刚到哈尔滨之初，除去做日常穿的和用的针线活之外，还学会编织样式新颖的毛衣、头巾、围巾和披肩等，很快融入城市手工劳作的环境中。

她能看着织造毛线活的画本，很好地织出流行样式的毛线制品，精心的编织很受欢迎，预先定制者络绎不绝。当时她为中央大街的高级服装商号编织时尚流行的毛衣、头巾、围巾，主要供给俄罗斯有钱的妇女，手艺加工费比较高，收入很好，帮助父亲撑起了这个家，当时家里因此过了几年衣食无忧的生活。

母亲的手工针线活在大院里备受称赞，邻居大婶们说：凡针线活没有她不会做的，而且做得精细结实。她不仅会做民间传统的衣裤，而且还会加工西式衬衫，做制服裤也很在行，干什么都很像样。实际她是一面做，一面学，认真地看已做成的手艺活，学人家的制作方法。

她热心帮助邻居们，还很耐心地讲解和示范，告诉她们平时要留心看人家做成的活，琢磨怎么做的，然后学着做，有两遍就学会了。她认为，手艺活只要用心学，谁都可以做得好，顶多快慢有所不同罢了。

她不仅喜欢看手艺好的人做成的针线活，还愿意看人家做的过程，这样可以模仿着、琢磨着学人家的方法。她说：“各种针线活，包括高级刺绣和编织时尚的毛线活，虽然比较难做，只要下功夫，没有学不成的。”

我们家有一床母亲做的褥子，底面是用许多不同花纹的碎布块儿拼接缝合起来的，每块布都是大小一样的方块形。褥子底面四周用宽边黑布衬托，使中间多种花色的布块看起来整体统一，变化之中求得协调。另外有一件坐垫的底面也是用小布头缝合起来的，花纹和色彩交互变化，视觉效果赏心悦目。

我问过母亲这种手工艺的由来，她说这叫“百衲布”，是在山东老家学会的手艺。到哈尔滨之后，给人家做针线活，剩下的碎布头舍不得扔掉，日积月累，攒下很多，就可以安排缝制了。

她还讲过这种百衲布拼缝的方法：先选出质料一样的布块，用稀糨糊刮平，晾干后用硬纸剪样板比着画出大小一样的方形，剪去多余的边，摆开来调配不同颜色和花纹，看起来顺眼之后，先用线简单地连起来，然后再仔细地缝在一起，投洗去糨糊后熨平，即成为完整的面料。民间用来做褥子底面很合适，不但结实，而且美观，铺在炕上，能用很多年。

1957年我到北京上学，母亲知道我对这件褥子很有兴趣，就拿来给我带上，我高兴地接受了。虽然离开了家，但躺在母亲精心制作的褥子上，会感到如同在家里一样，也寄托着对母亲的思念。

1959年6月，我读本科二年级，第一次陶瓷专业设计工艺制作课的实习，安排在河北省邯郸陶瓷研究所进行，具体地址是峰峰矿区彭城镇西大地的乡下。住处是用废弃“匣钵”砌盖成的简陋房屋，室内的土地湿度很大，带去的被褥都受了潮，每遇晴天就赶紧晾晒。

实习结束后回到学院，第一件事就是在学生宿舍楼下晾晒被褥。那天下午准备收回的时候，正巧碰见陈若菊老师骑着自行车经过。她停下来看我这件黑色大宽边的百衲布褥子，很感兴趣，一面看，还一面问这是谁的手艺。我告诉她这是我母亲多年前的手艺。她很欣赏，由衷地夸我母亲好手艺，要我好好爱护。

在这之前，陈若菊老师教过我们班的基础图案课，是一位多年致力于民间工艺美术研究的专家。她让我把褥子再搭回铁丝绳上，认真地看了会儿，说：“小时候在老家白洋淀，也见过这种拼缝花布的手艺，但都没有像这么好看的。这件褥子面的花布拼缝和布局都很得体，针脚细致，是我看到最好的拼缝花布手艺，你母亲真了不起。”之后，她又若有所思地笑着说：“难怪你的图案作业画得那么精致，我还以为是女同学的作业，看来你是受母亲影响的。”

1966年“文革”开始后，学校正常教学停止，每天政治学习，但大部分时间都在聊天。闲谈之中，陈若菊老师又提起我母亲做的“百衲布”褥子，问是否还在。我告诉她一直铺在床上。她夸奖我母亲手艺之后，谈了她对针线活的看法：“男人也应该学做针线活，不只是为了生活方便，对培养性格和心气都有好处。”她还鼓励我要多学点针线手艺，只会补袜子、打补丁、缝被单，不算完全会针线活，应该学会手工缝制中式褂子才算过关。

陈若菊老师知道我喜欢穿中式外衣，也知道我会缝缝补补，就建议我去买蓝色棉布，她帮我剪裁，由我自己缝制成衣，也算是一种手艺锻炼。

我在陈老师剪裁的基础上，按她讲的步骤和要求，缝制了这件中式上衣，而且达到了她要求的标准。陈老师夸我，说这是过去向我母亲学过针线活的结果，针脚精细而均匀，没有起皱褶，看起来平整自然，成绩评定可以给“及格”。

我很高兴能“及格”，第一次从头到尾完成了一件衣服的缝制，倾其全力，尽心而为，自认为相当用功了。陈若菊老师告诫我：“衣服缝成了，挺好，但还不会剪裁，所以只能评为‘及格’。这样做不单是为了缝一件衣服，也是在练手艺，无论从事任何一种专业的人，都需要有这种持续的耐心，一丝不苟操作的精神。”

这件中式上衣我一直保留到现在。

母亲不仅擅长生活中普通的针线活，同时还精于细致复杂的刺绣。她曾为刺绣厂加工过供出口的高级绣品，包括宾馆用的枕套和床罩等。她收集有多种刺绣图样，称其为“花样子”，都是用半透明的薄纸描画的，存放在硬纸板夹里。她能根据刺绣物件的特点，自行修改构图，以适应具体大小和样式的需求。

母亲还能从事居家生活中男人干的手艺活。家里备有常用的工具，我和弟弟的床铺及做功课的书案，都是她带领我用木板加工而成的。家里的小板凳和门上的信箱，也是她动手做的；门窗或家具的抽屉坏了，她随手维修；洋铁壶底漏了，她在家里自己动手焊；连我们的鞋底钉掌，也是她帮我们做的。

我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先是看母亲从事手艺劳作，之后是她带着我做，再后来这些手艺活都是我自己独立去完成。

她是掌握多种技术的“工匠”，还能够尝试男人做的泥瓦匠手艺。

我们家在哈尔滨住的是“板夹泥”平房，墙面是用双层木板建起的，中间的距离是墙面的厚度，里面塞实锯末，墙的内外表面钉上交叉叠压的木条，然后抹上石灰和泥沙混合的浆料，表面再刷上石灰水，简朴而洁净。这种板夹泥的民房还是比较保暖的。

板夹泥房的内部大都建有火墙，是用砖砌起来的，和炉子连在一起，烧火做饭时，煤烟通过火墙的烟道连接烟囱，排出室外。火墙里面的烟道，在室内部分是绕来转去的，其作用是尽可能把热量留在室内，充分利用燃煤的余热取暖。火墙用得久了，积下很厚的煤烟子，烟道不通畅，不仅火墙不暖，而且排烟不顺畅，还会弄得满屋是烟。

每年的春节之前，各家都要拆火墙扫烟灰，这是一项泥瓦匠干的活，又脏又累，而且有一定的技术含量。

邻居各家大多由男人来做，也有请泥瓦匠来拆装火墙的。母亲则是自己动手，拆开火墙，打扫出煤烟灰，然后按照原来砌砖的排列，再用砂土和石灰调好的泥浆砌起来。她做事情有计划，讲次序，拆火墙时将每块砖按原来的位置摆放，清理出煤烟灰之后，依次砌回，抹平砖缝，再刷上石灰水，墙面干燥后平整如初。

她在动手之前总是预先有所准备，心里计划着如何进行，很重视操作的先后次序。特别是带有技术性的活，她不愿别人插手，很怕帮不上忙还添乱。

我父亲的动手能力很差，遇到需要“手艺”性质的劳作时，总是无所适从，插不上手，还在一旁唠叨，怕把火墙拆了之后砌不回去，就没法做饭取暖了。母亲都是很客气地请他走开，以妨添乱碍事，并让我来帮她打下手，把拆下来的砖刮去原来的干泥，再用水湿透每块砖的表面，以便与泥浆黏合，使重新砌出的墙面稳固。

家里烧火做饭的炉灶也是母亲一手砌起来的。

邻居家请了手艺好的泥瓦匠，砌起一种长方形的炉灶，前后大小两个灶口，都安装了外方内圆的铸铁炉圈。由大至小的炉圈，套叠之后封上灶口，表面平整，炉面大部分热量都散发在室内，有利于取暖，还能在上面烤窝头片。灶口的前面用大型炉圈，可以放进尖底的大铁锅。取下大铁锅，套放上不同大小的炉圈，可以使用不同底径的蒸锅（民间称为“闷罐”）或洋铁壶。炉灶后面的炉圈直径比较小，主要是放水壶，也可以放蒸锅，充分地利用热量，为的是总有热水可用。

母亲去邻居家看过之后，到“八杂市”（当年哈尔滨百姓对市场的称谓）买来成套的铸铁炉圈和炉条，又凑齐平日积攒的旧砖，让我打下手，用一个下午的时间便砌成炉灶，做晚饭时就可以使用了。邻居夸她能干，她则说实话：“这是看人家师傅的方法和样式学着做的，不然自己心里也想不出来。”

她不但能做泥瓦匠的粗活，而且还敢于尝试需要精心的细活——拆开家用座钟擦油清洗。我家矮柜上的座钟，用的年头比我当时的年龄还要大，越走越慢，几乎每天都需拨快几分钟。姨夫李永棠会修各种手表，座钟更不在话下，母亲请他来察看，他看过之后认为：“没有什么大毛病，零件没有坏，只是多年不停地跑，好久没擦油了，可以自己拆开擦油。”

姨夫是位做首饰的手艺人，属于多才多艺的能工巧匠（后面我还要专门写他）。他说自己正在忙手里的活计，很快就能干完，可以帮忙，不值得送钟表修理部，那里还不一定修得认真。

母亲不愿意给姨夫添麻烦，说自己来做。

姨夫和我家多年住在一个大院，是经常来往的邻居，他不仅了解我母亲，而且很佩服她的能力。姨夫回家取来修钟表的工具和专用的油，鼓励我母亲说：“不难，你能做好，遇到问题随时找我。”他还嘱咐我们上学晚点回家，让我母亲一个人安静地把座钟拆开，擦好油，再组装起来。

第二天早晨我们带午饭去上学，母亲开始做她从来没曾学过，也没做过的手艺活。我们下午很晚才回家，看到矮柜上的旧座钟正在运行，整体还有种焕然一新之感。母亲告诉我，钟是按预想的要求擦油组装起来的，又用纱布涂上牙膏，把多年熏染脏的钟表盘、表针还有外壳都擦干净了，所以感觉比较新了。

之后，座钟运行稳定，走得很准，证明擦去油污之后，零件组装是成功的。

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因为起初我不相信她能独自把座钟拆开、擦油再重新组装起来，而且能正常运行。我没有阻拦，是因为有精通钟表修理技术的姨夫作后盾，不怕组装不回去。没想到母亲居然独立完成了这一次尝试，我从心底为她高兴。

当时我自己确实没有母亲的勇气，去尝试这种陌生的手艺。父亲看到座钟不但干净了，而且走得也很准，听我说这是母亲的劳作成果，许久没言语，只说了两个字：“服了！”

事后我问母亲：“座钟擦油和组装顺利吗？”她坦率地回答：“能顺利吗？和做针线活不一样，这可是从来没做过的活，真难。从开始拆开，先仔细看了，记住原样，以备擦油后恢复。拆开容易，擦油也不难，重新组装就难了。好在我的记性好，眼神好，手也稳，工具齐全，也不怕麻烦，反复弄了好几遍，才算组装好，走的正常，心也就放下了。实际干了快一整天，中午也没吃饭，舍不得时间，也吃不下去，总算渡过了这一关。”

我看母亲的手艺劳作，也学她坚持手艺之道的精神，虽然算不上专业，但学到了干活的一些方法和良好的习惯，最重要的还有她对待手艺所持的态度。

她在动手劳作之前，总是首先考虑怎样做才好，其次才是按部就班地进行，即使擦桌子这种最简单的活，也要按次序和方法去做。抹布一定要洗净拧干，开始从一边挨着次序擦，不能满桌子“大划拉”；擦完第一遍，把抹布洗净，要拧得很干，再擦第二遍，至于需要擦几遍，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家里取暖的铁炉上，使用马口铁皮做的烟筒，在安装时，母亲要求每节之间都要套牢、安正，竖着的要垂直，通过“拐脖”与横着的烟筒相接，要由低逐渐升高，中间不能下弯或上翘，要稍向上呈斜而直的状态，这样煤烟顺着烟筒排到室外，不会憋在屋里。

用来固定烟筒的铁丝，缠绕在两侧墙面的钉子上，铁丝要拉直，固定处要干净利落，不能耷拉着铁丝头。她总是要求尽心尽力地去做事，即使是琐碎小事，也要做得干净利索，生活在屋子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她说：“家里虽然穷，但穷也要穷讲究，整齐清洁没有什么不好。”

艰难的生活可以锻炼人，从而增强人的能力。她善于精打细算，居家度日是能省则省。为了在困难条件下安排生活，她掌握了多种加工食品的手艺。她会腌咸菜、渍酸菜、做辣白菜、做韭菜花、做大酱、磨虾酱、做小豆腐、炮制豆芽等多种手艺，不仅样样都会，而且做得都很精致。

至今我还记得母亲做的大酱，蘸着大葱，就着窝头好吃极了。为了节省，用大酱代替酱油炒白菜，吃起来也很有味道。我自从离开家之后，再没有吃过像她炮制的那么好吃的豆芽。我回家看望她时，问起为什么她发的豆芽都那么好吃，她说：“你不记得我发豆芽时，你每天都要多挑几担水。发豆芽要‘上心’，要勤洗勤换水。要干净，别沾油和盐，适当晾一晾，捂在那里自然不会新鲜，会变质的，也就不可能好吃。”她还说：“这是过日子的手艺，没有什么诀窍，琢磨着理儿去做，谁都可以成功的。”

母亲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劳作，七十七岁那年，因颈椎骨结核导致高位截瘫，手术后经过顽强的锻炼，一年之后恢复到又可以做针线活。她在九十二岁去世之前，为我们兄弟姐妹每个人做一个民间工艺的小枕头，作为留给我们的纪念。

她回忆当年在山东农村时见到的样式，先剪出纸样，拼接合适之后，再用布料剪裁，手工缝制而成。这种手工艺小枕头，塞满荞麦皮之后，整体为长方形，中间有海棠形空洞相互连接，呈六面通透的状态，上下、左右、前后都连通，样式别致，功能独特，最适宜夏天枕用，透气而不会闷热，是实用又美观的生活用品。

母亲最后给我们留下的是她手艺劳作的制品，也是有情感和温度的纪念品。她虽然老了，带着老花镜做针线活，手艺也不及当年，但头脑还是那么清楚，保持着当初练就的功力。仔细看她的针线活，缝制的针脚还是那么整齐有序，她永远保持着认真细致的手艺特点。

我保存着她晚年的照片，是她在缝制小枕头前后期间拍摄的，她每天除去看几页“闲书”之外，仍然不间断地帮家里人做点针线活。

母亲用手工劳作支持这个家，支持我们上学读书，培育我们成长。她辛苦劳作了一辈子，虽然很累，但她认为很值得，而且晚辈都孝敬她，不再愁吃穿，晚年过得很幸福，她总是流露着笑容。

四、母亲的人生哲学

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母亲不止一次给我讲人生的道理。她说：“人生在世有三种方式可以踏实地生活，虽然都需要下功夫刻苦锻炼，还必须用心才能实现，但生活可以得到保障，能支持着过日子，不会衣食无着落。”

她认为：“一是靠力气，要有一副好身板，有使不完的劲，可以出力气干活挣钱，拉车、挖土方、当搬运工，都能维持生活，但是很辛苦，有病有灾或老了就不好办。咱们大院的老宋叔叔在火车站当搬运工，还不到六十岁，累的腰都弯了。老柳家大叔靠拉排子车养家糊口，早起晚归很辛苦，一双鞋穿个把月就坏了，家里省吃俭用，虽然也能维持着让孩子上学，但日子过得不容易。

“二是靠手艺过日子，要学会一种有用的手艺，做出来的活比别人要好，挣的钱会比较多一点，日子也就过得比较宽裕些，不至于太艰难，掌握一把好手艺，生活就会有一定保障。有些手艺到人老了也还能做，会比靠力气养家糊口好得多。咱们大院滨江的父亲是技师，年轻时学得好手艺，能修多种机器，工厂里离不开这种老师傅，他每月挣的钱比卖苦力要多，家里日子自然过得好多了。

“住在小套院的纪捷先伯伯，十六岁从山东招远到哈尔滨，进印刷厂当学徒，从排字到制版，都学得很精，能印书，还能印画，印刷技术全都精通。他凭手艺还当了技术副厂长，他自己说这个副厂长就是‘老师傅’，主要帮车间解决技术问题。他的工资比较高，虽然没有子女，老两口也不愁养老，生活过得很踏实。

“三是靠‘学问’安身立命，这就需要上学念书，读中学、读高职、读大学。毕业后当技术员、当工程师，当教授，当科学家，为国家做大事，而且越老越有经验，走到哪都受人尊重。像你姨妈在哈尔滨军工学院张国建教授家当保姆，看到人家过的日子富裕，住的房子也宽绰，穿戴整齐，供应细粮，经常吃到鱼和肉，冬天屋里有暖气，这是人家当年下苦功夫读书学知识，用学问和本事换来的，是很不容易的，这是应得的回报。”

她认为：“力气有一半是娘胎带来的，还有一半是靠练出来的。干活要舍得出力，勤快一点没坏处，肯出力的人，才能够长力气；惜力的人，永远不会有大力气。无论今后是学手艺，还是去做学问，都要有一副好身板，力气也是本钱。”

她还说：“手艺要用心去学，当学徒是学手艺很重要的途径。但同样是学徒，手艺还有高低之分，要下功夫学，才能学得精。在平常生活里，只要用心，处处都能学到手艺。要做个有心人，多学点手艺不压人，到用的时候就知道重要了。”

当她讲到“学问”时，我隐约地感觉到她内心是伤感的，觉得没进过学校，自己没有学问（实际是泛指科学技术知识而言），终生遗憾。她抱着敬仰和羡慕的心情对待有学问的人，希望我和弟弟认真读书，坚持下来。她说：“只要饿不死就要上学读书，而且要读最好的学校，努力成为有学问的人。”

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曾多次教导我：“要记住，靠力气、靠手艺、靠学问过日子，无论走到哪里，生活都有保障，这是正经职业，是对社会有用的本事。”这是她在艰辛的生活经历中的观察，阅读和思考的结果，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母亲从农村到城市，为了谋生，为了维持家庭和培养子女，历经磨难，饱经沧桑。她在生活中的奋争，是靠自己的信念支持着，是靠两只手的劳作维系着，不迷信，无奢求，她从来不供灶王爷和财神爷。

她信奉“天理”、“良心”，这是她人生的准则，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不做伤天害理的事；靠手艺劳作安身立命。做活要尽心尽力，不藏奸，不耍滑；凭诚实处事，不欺骗人，要对得起良心。她最相信“报应”，所以她看得远，再苦再累仍坚持不懈，对未来总是充满信心。

我深切地感觉到，她是一位有良知，有智慧，老实勤恳的民间手艺人。

五、母亲讲我爷爷是铜匠

我出生在哈尔滨市，参加工作之前，从未回过山东老家。爷爷和奶奶去世比较早，我没能见到他们。从我记事开始，经常听到母亲讲述当年在山东老家的事情，留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是：爷爷不仅是农民，还是乡间会手艺的铜匠。

我的老家在山东掖县（今莱州市）朱桥镇岔里新庄。爷爷早年曾读过私塾，还学过铜匠手艺。当时家里的人口多，土地少，生活很艰难。农闲的时候爷爷挑着担子走村串乡，给农家修理铜盆、铜壶、铜勺、铜锁和家具上的铜质零件，赚一点零钱以贴补家中日常油盐之用。

母亲特别向我解释当年爷爷为什么是“铜匠”，因为20世纪初的时候，在山东老家的农村，百姓家里日常生活使用器物，除去粗瓷碗、盘和陶质瓶、罐之外，还有一部分生活用器是金属制品，除铁锅之外，盆、勺之类以及部分用品零件，多是用铜制作的，修理这些生活用品的手艺人，自然也就称为铜匠。

前段时间翻阅一本美国研究手工技艺史的学者鲁道夫·霍梅尔写的《手艺中国：中国手工业调查图录》，其中有对当时铜匠的记载。我很感兴趣的是描述很具体，详尽地介绍了铜匠的工具担子，一头是工作台和风箱组合在一起，另一头则是带抽屉的工具箱，两头差不多大小，重量也相当，用竹条制作支架钉在风箱和工具箱上，便于挑起来行走。这副工具担子中最重的是铁砧子，还有不同用途的大小铁钳。木把手的铁钻是由铅坠和铜帽等连接在一起构成的；另配备焊接用的烙铁，以及刮刀、锉刀等多种工具和零碎的原材料。

看过这份材料之后，我想爷爷当年为了生存，肩负起家庭生活的重任，不得不挑起这副并不轻松的担子，走村串乡到农家去做铜匠的手艺活，要知道“远路无轻担”啊！

后来由于铜料的稀缺，逐渐改用“洋铁”或“轻铁”制作生活用具。所谓“轻铁”是当时老百姓对铝质材料的称谓，日常使用的多是铝壶、铝蒸锅（也称闷罐）都是用铝制作的，水盆以及饭盒、口杯之类也多是铝制品。

母亲讲过，爷爷在农村一辈子生活得很清苦。他一个人要担负起全家的生活重担，艰难地维持全家人的温饱。好在爷爷学过铜匠手艺，农闲的时候，风雨无阻地挑着担子出去做零活。他身体不好，没有钱去医院治病，仍然坚持不懈地劳作，晚上回家后两只脚总是浮肿的。我母亲为他烧水，用温水泡脚之后才吃饭休息，第二天早起又挑上担子，继续找活计做。

多年来，我一直想回老家，去看看祖辈生活的地方。1967年的夏天，“文革”期间学校停止上课，不用请假就可以离开学校，我趁此实现了总想回故乡的愿望。

我的老家虽然已经没有亲戚了，但有朋友，可以借此机会去看望已故同学盛寿考的父母亲，他在世时我们亲如兄弟。

我和盛寿考的老家都在莱州，他家是西由，我家是朱桥，相距不是很远。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回老家，对于我来说，这里已经没有家了，我是直奔西由东南村盛寿考家去的。

我回家的旅途是经天津乘船到龙口，然后换乘敞棚大卡车到县城的。因为我从没回过老家，想在故乡的土地上走一走，领略和亲近故乡的风物，感受和印证以往想象中的老家。我是由县城步行到西由东南村的，估计有十多公里远。

时值7月中旬，正逢雨过天晴，比较凉爽，所带行装又不重，开始走起来还很轻松，但走到后来还是感觉有点累。在归乡的路上，我回想起父亲十五岁的时候，就是经过这条路，一步一步地走出去“闯关东”的，我的步履开始感到沉重。

中途歇息的时候，我坐在村子边废弃的石磨盘上，不由想起母亲在我童年时讲的话。她说：“你爷爷当年为了过日子，挑着沉重的担子奔走在掖县的村道上，不管刮风下雨还是起雾落雪，走村串户找活计做，去修理铜盆家什一类的东西，靠这种手艺，挣点钱养家糊口。”

母亲还说：“如果没有你爷爷的手艺，这个家庭的生活就很难维持，全家都要挨饿的，家里连买油和盐的钱都很难，你父亲也不可能读两年私塾，看来一个人会点手艺还是很重要的。”记得她还很感慨地说：“手艺和过日子是拴在一起的，手艺是活命的重要本领。”

母亲的话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使我意识到平民百姓学手艺的重要。为了生存，一定要学会谋生的手艺，这个道理对于我是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我的父亲在他的兄弟五人中排行老二，还有一位姐姐。由于在老家难以维持生计，迫使他们先后都走上“闯关东”的路，陆续来到哈尔滨市，因为当年很多掖县人都是相继到这里谋生的。

我的伯父是最早到哈尔滨市的，学的是制作皮鞋的手艺。他出手的活计结实又漂亮，制作的高筒皮靴很受“老毛子”（当时哈尔滨人对俄罗斯人的称呼）欢迎。由于伯父的手艺好，赚钱比较多，不愁吃穿，还娶了老毛子媳妇。他后来到俄罗斯的一个城市落户，专做皮靴手艺，听说日子过得不错，在那里生儿育女，成家立业，但很早便和家里失去联系了。

我父亲于1919年离开老家到了哈尔滨市，由山东老乡介绍去“老巴夺父子烟草公司”做切烟工，没学到什么手艺，却学会了抽烟。后来又到商场做店员，省吃俭用有点节余，回老家和母亲结婚，之后母亲也来到哈尔滨市。

我母亲是一位生活能力极强的人。她善于学习，手艺学得快，又勤于动手制作，所以能掌握一手好针线活。那时候人们穿的衣服、鞋帽大都是手工制作的。她到哈尔滨之后，除去操持家务，抚养孩子，一直不停地做针线活。她在20世纪的50年代初，有四五年的时间，在哈尔滨北新橡胶厂做胶鞋，上下班来去都是走路，靠那双裹得变形的脚支持着，该有多不容易。

后来橡胶厂失火倒闭，她失业在家织兔毛围巾、绣枕套，还给商店糊纸口袋和包装盒，之后又在被服厂从事成衣等手艺劳作，不遗余力地帮助父亲维持家庭生活，支持我们上学读书。

我的三位叔叔都没学手艺，有一位是消防队员，灭火时受过严重烧伤，超负荷的工作使他很年轻便故去了。还有一位叔叔是从事熟制皮革活计的勤杂工，手艺很简单，干活的条件极差，因患“痨病”也早逝了。最小的叔叔被日本人抓去做劳工，再没有回来。

三个叔叔先后都只活到二十几岁，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母亲谈到几位叔叔时很伤感，她认为叔叔的早逝和职业有一定的关系，没能很好地学一种手艺，只能凑合着干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受苦受累还要受穷，生活根本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

母亲把学手艺看成是最重要的生存能力。

六、母亲对我的期望

母亲敬重和佩服有手艺的人。她看重手艺的同时，内心更羡慕有学问的人，只是觉得高不可攀。实际在她思想里，“唯有读书高”的观念还是挺深的。她特别希望我和弟弟成为“身板好、会手艺、有学问的人”。

每次在我们面临升学或就业时，她的观点很简单：“能考高中就考高中，能升大学就上大学，考就考最好的学校。但是家里交不起学费，要靠自己去奔，只要饿不死就要读书。”她这一辈子太想读书了，同时又很佩服有手艺的人，把手艺和学问都看成是谋生看家的本领，求生存的保证。

她把读书求学问的希望，寄托在我和弟弟的身上。

我从小就羡慕那些身体健壮的人，在学校里看到体育老师锻炼，结实的臂膀举起沉重的杠铃，我是很向往的。上学的路上看到胶轮排子车上拉着大型水泥构件，拉车叔叔强壮的身躯和有力的双腿，全力以赴地拉车爬坡路时，从心里特别钦佩他们的力量和顽强。

对于手艺而言，我家对面铁匠炉的师傅都是好手艺人，我对他们打制马蹄铁和工具铁件虽然有兴趣，但更佩服他们可以打制铁门和护窗的铁花。同时特别欣赏他们打铁时，光着膀子，戴着围裙，抡铁锤时臂膀肌肉的起伏，结实而有力。他们有一副好身板，不仅有力气，而且有技术，都是好手艺人。

至于成为有“学问”的人，我们大院也有榜样。邻居王占举大伯是西药铺的店员，他的儿子王言明高级职业学校毕业，从事土木工程专业设计，工作多年之后，成为建设飞机场工程的优秀专家。

这个大院居民虽然都是平民百姓，但不乏各种人才。著名的电影音乐指挥家尹升山，住在小套院由仓库改建的房子里，条件很差。他的父亲是松花江上的船工，冬天则做清洁工，生活很艰苦。尹升山小学时就热爱音乐，从学校借小提琴回家练习，他的音乐基础就是从在家里的小屋拉琴起步的。每当长春电影制片厂的电影放映，字幕上出现“音乐指挥尹升山”时，我觉得这是大院的骄傲，心里想要学习他刻苦奋斗的精神。

至于在课本上读到的发明家、文学家、工程师，都是有学问的，对人类做出贡献，虽然他们的业绩鼓舞人，但对我来说毕竟很遥远。最具体和实在的还是我的老师、邻居、朋友，他们在我的心中是会手艺和有学问的人，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1957年9月，我要离开家到北京上学，这一去，还不知毕业后能否回到母亲的身边。其实，我和母亲心里都很明白，这种可能性太小了。

离开家的前几天，母亲停下手里的活计，专为我洗补衣物和被褥。她很少说话，忙个不停。她把我要带走的棉衣和文具等，集中在一个旧包装纸箱里，这就是我的行李箱，用麻绳捆起来，提着也很方便。

母亲最后准备放到行李箱里的是一个针线盒，她打开给我看，里面装有深色轴线是补衣服和袜子用的，白色的团线是缝被子用的，还有顶针、锥子、小剪子、缠着线的纸板，上面插有大小不同的针。这个小盒里装的做针线活的物件一应俱全，附带还有一个补袜子用的硬纸板撑子。

母亲曾教过我纳鞋底、钉鞋掌、钉扣子、缝被单，说我做得都还可以，但就是太慢，效率很低，容易影响学习。她希望我学得快捷一点，但不能粗糙，还是要细致，多练才会熟能生巧。

我读中小学的时候，母亲并不主动让我学做针线活，她认为大小伙子还是要多学点技术性强的活。但是我要离开她的时候，她给我准备了针线盒，并嘱咐我出门在外，要提高做针线活的能力，自己要能够照顾自己。她希望我学会给衣服和裤子打补丁，不能露膝盖，更不能露屁股。她认为打补丁不丢人，露了肉才丢人。

她把自己用了多年的小剪子送给我，说是用着方便，也是个念想，这还是她刚到哈尔滨不久买的，是名牌“老天利”剪子，别看样式老，用起来特别顺手，不只是能剪厚的硬的皮革一类，还能剪很薄的棉纸和细的线头。

以往过年的时候，她用这把剪子剪窗花，比那些新样式的剪子好用多了。我真不忍心带走她多年来用惯了的，已经有感情的工具，但是她执意送给我，这也是一种感情的寄托，我默默地收下，装在针线盒里，一直用了几十年。

母亲给我的针线盒里还有一枚顶针，她做针线活时总是要带上顶针的。我在她身边的时候，用针线缝东西从来不带顶针，其实我是不会用顶针，也不习惯用顶针，总觉得多余，用起来很别扭。母亲说，顶针是做针线活最基本、最简单的工具，因为没认真学，所以不知道使用的好处。这次离家之前，她一定要教会我使用顶针的方法，为了以后缝补方便。

母亲说我缝纫穿针引线的时候，只会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针“拔”，没有发挥中指抵住针鼻端“顶”的作用，因为中指用力顶时，如果不戴顶针是会痛的，所以要发挥中指顶的作用，必须戴上顶针才行。

所谓顶针就是用中指顶住针鼻一端，协同拇指和食指用力，三个指头配合，可顺畅完成穿针引线，方便而有效。学会用顶针，就知道做针线活是离不开这个辅助性的小工具的。离家前，我认真地听母亲的话，很快适应使用顶针的方法，提高了缝纫的效率，为日后的生活带来了方便。

母亲教我的针线手艺，帮助我度过困难年代缝缝补补的日子，衣裤虽有补丁，但从未露过肉，算得上是“穷整齐”。最难忘的是第一年入学到北京，学院当时在西郊白堆子，离钓鱼台很近，那时郊区还没大规模开发，水草丰茂，有蛙叫也有蝉鸣，蚊虫也实在不少。

开学之初，正值九秋风露，是蚊虫告别之前的贪食之日。我住的大宿舍有二十余人，只我一人没有蚊帐，被蚊虫叮咬得奇痒难耐，虽艰难度过，但令人苦恼，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第二年陶瓷艺术设计系勤工俭学，为波兰驻华使馆烧制镶嵌壁画用的颜色釉马赛克，每个参加工作的同学都发给劳务费。因为钱比较少，还不够买一顶蚊帐的，同班的甘永芬同学给我出主意，买来蚊帐布和加顶边的白布，自己动手做蚊帐，她愿意指导我缝制一顶像样的蚊帐。

在这位善良的老大姐同学的帮助下，在乒乓球台上铺开蚊帐布，量好尺寸，用我母亲给我的针线活工具，缝制了一顶结实而适用的蚊帐。顶面的四周是用白布条缝的宽边，便于拉紧悬挂，保持蚊帐顶的长方形不会因拉扯变形或开线，结实而耐用。

同宿舍染织艺术设计系的学兄们，不相信这顶蚊帐是我自己动手做成的，因为没想到我会针线手艺。他们只是看到过篮球场上打球的我，不知道我还会静下心来，一针一线地完成蚊帐的缝制。

母亲教我用顶针缝纫的方法，在缝合蚊帐顶四周的白布边时用上了。折叠做边的白布条包着蚊帐布，至少四层以上，穿针引线着实要比缝单层布费力，用了顶针感觉省劲多了。从起始到头尾相接，只用个把钟点就缝了一圈，很快就完成了蚊帐顶的缝纫，深感母亲教我学用顶针的好处。

母亲教我用顶针，这是做针线活最简单、最基本的技能。她让我在生活中去掌握、去运用，从而使手工劳作更有效率。

在家里的时候，做针线活的劳作中，她总是夸我做得好。她是在鼓励我，我心里明白，实际她对手艺劳作要求是严格的，希望我做得更好。

我是在母亲的鼓励之下，学会生活中许多手工劳作的技能的。母亲是我初学手艺时名副其实的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