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一 重要概念的界定

（一）要素市场扭曲的界定

相较于国内，国外学者对要素市场扭曲的研究较早，相关成果在20世纪60—70年代达到了高峰。经济中的扭曲是指现实的市场失灵与具有完善调节和准确价格信号的理想模型的背离（Jones,1971）[47]。要素市场扭曲作为扭曲的一个方面，是指由于市场不完善导致的生产要素资源，在国民经济中的非最优配置，或者说是要素市场价格与机会成本的偏差或背离（Bhagwati,1968; Chacholiaoles,1978）。而要素市场扭曲的形成原因是，在市场竞争条件下由于要素市场不完善这一内生性原因会造成要素市场扭曲。进一步地，Magee（1971）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具有要素流动障碍（factor immobility）、要素价格刚性（factor price rigidity）以及要素价格差别化（factor price differentials）[48]三种主要表现形式。托宾（Tobin,1972）等学者认为，要素市场扭曲不仅包括价格扭曲，还包括要素市场分割；他们在研究劳动力市场分割时发现，工资的决定并非是遵循新古典的边际法则，主要劳动力市场工资会高于市场工资，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工资则会低于市场工资，而且还存在着阻碍劳动力从次要市场向主要市场流动的非经济壁垒因素，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导致工资水平出现差异的关键。与其他学者还强调要素非价格扭曲不同，而布兰特等（Brandt,2013）则认为要素市场扭曲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价格扭曲和资本价格扭曲上。此外，还有文献研究发现[布兰特 and Zhu,2000；杨（Young）,2000; Poncet,2003; Dollar and Wei,2007]，要素市场扭曲又可以分为绝对扭曲和相对扭曲，还可分为正向扭曲和负向扭曲。要素市场的正向扭曲是指要素价格大于或超过其机会成本或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均衡价格，负向扭曲则是指要素价格小于或低于其机会成本或其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均衡价格；要素市场的绝对扭曲是针对单个生产要素而言，而相对扭曲则主要是针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生产要素而言的。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30多年来，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一个凸显的问题就是存在“不对称”现象，即要素市场的改革滞后于产品市场的改革进程[49]（盛仕斌和徐海，1999；黄益平，2009）。市场化改革主要集中在产品市场层面以及对经济主体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激励方面的改革。然而，在要素市场领域，最明显的是土地、资本、劳动力以及环境等要素市场，各级地方政府出于对经济发展、稳定经济的引导和干预战略目的，普遍存在对要素资源（特别是电力、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价格的分配权、定价权和管制权的控制；价格长期以来处于低估状态，要素价格扭曲现象较为严重（张杰等，2011a,2011b）[50]。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一些学者将要素市场扭曲界定为资本价格扭曲和劳动力价格扭曲[51]（盛誉，2005；张曙光和程炼，2010[52]；郑振雄和刘艳彬，2013；程娅昊和钟声，2014；李平和季永宝，2014；黄鹏和张宇，2014；白俊红和卞元超，2016）。而袁鹏和杨洋（2014）则认为，要素市场扭曲作为经济扭曲的一种情形，应该被定义为市场不完善使得要素的市场价格偏离其机会成本，进而导致要素的非最优配置；而现有研究通常只考虑了资本和劳动，而忽略了其他一些重要的生产要素，特别是能源；在中国面临能源紧缺的约束越来越严重的背景下，将能源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要素纳入要素市场扭曲的研究视域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利益，通过行政管制手段，限制外地资源进入本地市场或限制本地资源流向外地，这种为保护当地利益而割裂与其他地区经济联系的行为，不仅导致了产品市场存在严重的地区分割，而且导致了要素市场也存在较为严重的市场分割（银温泉和才宛如，2001）；而且，相对于消费品而言，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分割程度更严重（赵奇伟和熊性美，2009）。因而，要素市场扭曲不仅仅体现在价格扭曲，也体现在要素市场分割上；如许经勇（2007）的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劳动力价格扭曲，除了表现在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劳动力价格扭曲，还表现为城市中的市民劳动力市场与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分割与价格扭曲。而姜学勤（2009）进一步认为，企业跨地区投资也会受到限制，跨地区融资总体规模很小，银行体系间跨地区放贷状况也存在着条块分割特征；而且户籍制度仍是制约劳动力跨区和跨行业、部门流动的瓶颈；大城市通过出台歧视外来劳动力的制度安排，加强了对地方劳动力市场的保护；此外，在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实行的价格“双轨制”，实际上就是人为的一种市场分割。鉴于要素价格扭曲无法反映中国的要素市场扭曲的全貌，张杰等（2011a,2011b）借鉴了Magee（1971）的定义，将各级地方政府对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干预与控制所造成的要素流动障碍、要素价格刚性、要素价格差别化以及要素价格低估等，界定为要素市场扭曲。

依据中国要素市场的改革滞后于产品市场的改革进程这一历史事实，并借鉴Magee（1971）和张杰等（2011a,2011b）的定义，本书将要素市场扭曲界定为中国地区间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滞后于产品市场以及整体市场的市场化进程的程度，要素市场扭曲主要由要素价格扭曲和要素市场分割两个方面构成。

（二）技术创新概念的界定

从技术创新（technology innovation）概念的发展过程来看，其概念和含义是不断发展和深入的[53]。

从国外来看，熊彼特认为，技术创新实际上是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种新组合包括五项内容：引进新产品；引进新技术；开辟新市场；掌握新的原材料供应来源；实现新的组织形式[54]。美国著名学者（曼斯菲尔德，1968）有关技术创新定义的观点得到后来学者的广泛认同，[55]即技术创新是一项探索性活动，开始于企业对新产品的构思，而终结于新产品的销售和交货；阿特伯克（Utterback,1974）指出，与发明或技术样品相区别，技术创新就是技术的实际采用或首次应用。[56]弗雷曼（1973,1982）进一步提出，技术创新就是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服务的首次商业性转化。勒尔森（Nelson,1986）则将技术创新定义为是以其构思新颖性和成功实现为特征的有意义的非连续性事件[5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0,2001,2002）主要从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角度，将技术创新定义为从新产品产生到商业化与新工艺产生到应用于生产的过程。

从国内来看，傅家骥（1998）、柳卸林（2014）等认为，狭义的技术创新是指始于研究开发而终于市场实现；广义的技术创新则是始于发明创造而终于技术扩散。而陈至立（2005）则认为，技术创新从内容上包括三方面的含义：一是原始性创新，即通过科研和开发，努力获得更多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二是集成创新，即通过各种相关技术成果融合汇聚，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三是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在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设备的基础上，进行充分地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而戴魁早和刘友金（2013a,2013b）、张杰等（2014,2016）将技术创新界定为技术创新投入和技术创新产出两个环节。

总的来看，对于技术创新概念的界定[58]，国内外学者的主要分歧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技术创新中“技术”概念的理解不同[59]。第二，在技术创新对技术变动的强度有无限定及限定程度方面，争论的焦点是增量改进，即技术上的渐进改进导致规模效益增长是否属于技术创新范畴[60]。第三，对于技术创新实现市场成功的概念和标准方面也存在不同观点[61]。

国内外学者给出了许多不同的有关技术创新的定义，其主要原因在于技术创新是一个涉及范围较广、内涵丰富且又十分复杂的过程，因而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将会赋予不同的含义[62]。根据本书的研究目的以及本书将在产业组织理论的结构、行为和绩效（SCP）框架下研究要素市场扭曲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本书在借鉴傅家骥（1998）和柳卸林（2014）定义的基础上，将技术创新定义为是始于研究开发[63]（R&D[64]）而终于市场实现的技术创新（这与傅家骥（1998）的狭义技术创新定义很接近），并将这个过程分解为三个环节，即技术创新行为（C）、技术创新过程（P）和技术创新绩效（P），且用研发投入、创新效率和创新产出等指标来刻画技术创新的不同环节（如图1.1所示）。

二 研究思路

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不同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一直是产业组织理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众多学者在产业组织理论重要分支哈佛学派的SCP 范式下，探究了市场结构对技术创新行为（R&D投入）、技术创新绩效（专利产出和新产品产出）之间的关系。然而，已有研究大多都是针对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这些国家有清晰的产权制度安排、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和完善的法治环境，研究者往往将研究的重点集中于企业规模和市场集中度等非制度因素对创新行为的影响。但对于处于计划经济或经济转型期的国家——中国而言，制度因素也是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行为和技术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鲍莫尔（Baumol,2002）;（吴延兵，2007,2009；蔡地和万迪昉，2012；戴魁早和刘友金，2013a,2013b,2013c）。为此，需要在SCP 范式的基础上，构建涵盖了制度因素的扩展分析框架来探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制度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在运用SCP 范式研究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制度因素的影响时，于良春和张伟（2010）构造了扩展的ISCP 分析框架，探讨了垄断行业市场化改革对行业效率的影响。

借鉴于良春和张伟（2010）的做法，同时考虑前文对技术创新的界定，本书构建要素市场扭曲影响技术创新的FCPP 分析框架（如图1.2所示），其中，F（Factor Market Distortion）反映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C（Conduct）表示企业或产业的技术创新行为，P（Process）表示企业或产业的技术创新过程，P（Performance）表示企业或产业的技术创新绩效。

借助构建的FCPP分析框架，本书将按照图1.3的研究思路展开研究：首先，在界定要素市场扭曲和技术创新等重要概念的基础上，明确本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然后，应用合理的指标测算中国各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并探讨中国各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的形成原因。接下来，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系统地研究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行为、技术创新过程和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实证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影响技术创新行为、技术创新过程和技术创新绩效的传导机制。最后，依据研究结论，从要素市场扭曲视角提出提升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

三 研究方法

本书通过梳理要素市场扭曲与技术创新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深入分析要素市场扭曲影响研发投入（技术创新行为）、技术创新效率（技术创新过程）和技术创新产出（技术创新绩效）的机理，并运用多种面板数据计量方法，实证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如何影响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在实证分析中，将运用较为前沿的面板数据计量分析方法、基于DEA的Malmqusit生产率指数等方法，以确保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研究结论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具体来说：

第一，采用面板GMM估计方法与面板门槛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实证检验了地方官员激励、制度环境和对外开放等因素在中国各地区要素市场扭曲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要素市场扭曲影响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技术创新效率和技术创新产出的传导机制。

第二，借助生产率误置模型的建模思路，构建理论模型探讨要素市场扭曲影响技术创新效率的机理；选用基于DEA的Malmqusit生产率指数方法，从区域层面测算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分析其创新过程效率的动态变化与趋势。

第三，运用面板GMM估计方法、面板分位数估计方法、乘积项分析方法和面板门槛模型等多种计量方法相结合，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行为、技术创新过程和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企业差异、区域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