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碳强度相关研究

在中国提出以碳强度作为减排约束指标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随后将碳强度作为其减排约束指标，碳强度具有了明确的政治与经济含义，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目前对碳强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能源资源禀赋与碳强度关系、驱动因素分解、收敛性特征分析及其作为减排目标的可行性与实现途径等方面。

一 能源资源禀赋与碳强度关系

苗壮、周鹏、李向民指出，一地区的碳强度受到该地区碳排放量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双重影响，实际上与该地区的经济规模、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费结构密切相关。[38]蔡荣生、刘传扬研究了碳强度差异与能源资源禀赋的关系，证实了“能源禀赋越高，碳强度越大”的假说。[39]张翠菊、张宗益研究表明，能源禀赋对地区碳强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能源丰裕地区倾向于利用比较优势，发展能源开发、加工等能源依赖性强、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最终形成了高碳排放的发展路径。能源禀赋对碳强度还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能源丰裕的地区在推高当地碳强度的同时，还会辐射到周边地区，并进一步影响全国碳强度。受能源开采限制以及国家政策等影响，能源禀赋对碳强度的影响程度有弱化的趋势。[40]岳超等研究表明，能源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是一省份碳强度的决定因素。这一方面是由于碳强度较高的产业多为能源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能源资源丰富的省份发展这些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对能源价格实行管制，导致能源价格低于市场均衡价格，企业倾向于以相对廉价的能源替代更加昂贵的高能效设备、技术和生产方式，从而导致能源的过度需求，致使碳强度升高。[41]

二 碳强度变化的驱动因素分解

岳超等的研究表明，能源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是碳强度的主要决定因素。[42]张友国利用投入—产出模型研究了1987—2007年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对碳强度的影响，结论表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使碳强度下降66.2%，其中生产部门能源强度的下降是导致中国碳强度下降的最主要因素，而中间投入品结构的变化、出口扩张引发需求分配结构的变化则使碳强度上升。[43]陈诗一对中国工业碳强度的下降模式及其原因进行解释，研究发现能源效率提高是碳强度下降的直接决定因素，能源消费结构和工业结构调整也对工业碳强度的下降起到间接促进作用。[44]刘华军、闫庆悦、孙曰瑶从企业和消费者的视角将碳强度变化分解为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其中技术进步和品牌信用度的提高有助于碳强度下降，而规模扩张则不利于碳强度下降；品牌可以通过影响企业定价权进而放大技术进步的正效应和抵消规模扩张的负效应，产品的低碳标识与认证可以引导消费者做出更环保的选择行为，从而降低碳强度。[45]毕克新、杨朝均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碳强度的影响，结论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工业碳强度的下降。[46]孙作人、周德群、周鹏基于非参数距离函数和环境生产技术对中国工业碳强度的变化进行因素分解，研究发现能源强度对工业碳强度下降的贡献大于能源消费结构的贡献。[47]王锋、冯根福、吴丽华利用LMDI方法测算了1997—2008年中国各省份碳强度及有关因素对全国碳强度下降的贡献率，研究发现各省份碳强度及其相关因素对全国碳强度下降的贡献率各不相同，各省份碳强度对全国碳强度的变化影响最大，提高能源效率是各省份减排的主要途径。[48]

三 碳强度收敛性特征

孙传旺、刘希颖、林静对碳强度约束下的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收敛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收敛趋势显著，而且收敛速度快，西部地区则不存在显著的收敛趋势，说明中国区域间碳强度呈现不同的收敛特征。[49]林伯强、黄光晓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证明了中国区域间碳强度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梯度发展模式”进一步强化了空间集聚效应，导致中国区域间碳强度呈现“俱乐部”收敛特征。[50]杨骞、刘华军运用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对1995—2009年中国省际碳强度收敛性进行检验，发现不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也不存在σ收敛迹象。[51]许广月的研究表明，中国碳强度存在高、中、低三个收敛俱乐部，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能源价格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上升、环境规制和产权制度的强化有利于碳强度的下降和收敛，清洁技术水平和能源效率没有起到应有作用。[52]

四 对碳强度作为减排目标的可行性与实现途径的研究

Jotzo和Pezzey指出，碳强度是发展中国家较为可行的减排约束指标。[53]Stern和Jotzo比较了中国和印度以碳强度作为减排约束指标的实施难易程度。[54]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分别研究了一些因素对中国实现碳强度目标的影响，如王锋、冯根福研究了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对实现碳强度减排目标的影响。研究发现，优化能源结构是驱动碳强度下降的有效措施。在同一种经济增速情景中，能源结构的调整幅度越大，碳强度的下降幅度就越大；在同一种能源结构调整情景中，经济增速越高，能源结构调整驱使碳强度下降的幅度就越大。[55]石敏俊、周晟吕研究发现，通过发展低碳技术、推动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和能源结构优化可以实现碳强度减排目标的64%—81%，国际合作是推动低碳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56]姚奕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能有效降低碳强度。[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