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现代文学：新旧纠缠与城乡困惑
一
中国现代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并构成了这一历史进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考察近百年的现代文学史可以发现，不管时代的主题是启蒙、救亡、革命还是改革，在每一历史阶段，关于乡土与农民的书写都是现代文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交流、乡土中国与工商都市的对峙与互渗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一以贯之的主题，“乡村和农民一直是其最重要的文学场景和文学形象，乡土题材成了新文学中最兴盛、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创作”[28]。可以说，文学正是以其形象性、生动性，以及对人的个体命运和内心世界的深度观照，展现了中华民族在由古老的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转型过程中鲜活的历史细节和异常复杂的心路历程。
30年代被鲁迅称作“乡土文学”作家的蹇先艾、许钦文、王鲁彦等人身在城市却心系故土，带着缕缕乡愁书写故乡的苦难，作品呈现出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风土人情。“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许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不过在还未动手来写乡土文学之前，他却已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29]鲁迅所指的乡土文学往往带有浓郁的乡愁和乡土气息，虽然作者大多站在启蒙立场上以批判的眼光对故乡进行打量，却不乏眷恋故土的诗意情怀，而且这种眷恋往往和童年记忆联系在一起，使得“乡土中国”与作家的早期生命感受融为一体，构成与启蒙理性相对的深层生命体验。对这一代乡土作家而言，他们虽然渴望“现代”，但毕竟在乡土长大，对“现代”多少有些隔膜。虽然对乡土持批判的眼光，但那毕竟是自己有着切身生命体验的最熟悉的领域，在创作过程中，能够调动的感性经验大多源自传统的乡土。对他们而言，乡土既是批判对象，又是文学创作不得不依赖的经验来源。所以，这一代作家在书写自己熟悉的乡土世界时往往胸有成竹，游刃有余；而当笔触伸向都市时，他们便不再那么自信，多少显得有些犹疑不定，甚至力不从心。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一代作家在精神气质上距离传统的乡土世界更近，所以对农耕文明的认识也更独到、深刻。
20年代末30年代初，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崛起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越来越多的左翼作家旗帜鲜明地登上文坛，现代文学中的乡土书写开始与无产阶级革命紧密结合。茅盾、丁玲、沙汀、萧红、萧军等左翼作家都在尝试以革命的眼光来审视和把握中国乡村。这一时期左翼作家的乡村书写既有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有比较鲜明的个体色彩。但是到了40年代中后期，革命文学创作越来越受制于革命意识形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逐渐成为革命作家创作的规范，文学作品开始自觉地演绎革命理论，作家个体的理性批判精神和生命经验的表达不得不弱化乃至消失。这一时期出现的描写土地改革的革命经典《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便是这类创作的典型代表。两部小说虽然都取材于农村，但与传统的“乡土”却相去甚远，失去了地域风情与故土情怀的农村变成了纯粹政治意义上的革命战场。革命的普遍性取代了传统乡土的地域性、特殊性，正像茅盾曾经期待的那样，“关于乡土文学，我们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然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30]。当革命所要求的普遍性成为一种基本的叙述方式和流行风格后，乡土文学也就变成农村题材的文学了。从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到十七年文学再到“文革”文学，农村题材的小说都没有摆脱革命普遍性的制约。直到新时期开始，农村才被重新理解和阐释，对农村的书写终于突破革命叙述模式，“乡土”重新回到文学。
和乡土文学相比，农村题材的革命文学丧失了与作家自身生命经验密切相关的个人性，而与现实和政治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从而对当代中国的历史变迁有着更为直接同时也更为表象的书写。五四以来的乡土文学主要是在启蒙语境下获得繁荣的，乡土文学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具有极强的独立性，对乡土的审视与思考始终没有脱离独立知识分子的视角，使得乡土文学里“汇集了知识分子探索和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和崇尚原始、民间和自然的田园浪漫主义这两大创作流派”[31]。到了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强调工农兵的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而且“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32]。这样一来，在五四启蒙语境下的乡土文学中处于被审视地位的乡村世界一下由被动变主动，知识分子则由主动变被动，农村生活成了高于知识分子的存在。“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的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33]这其实是对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的重新定位，知识分子对民众启蒙的关系被完全否定，并且颠倒过来，知识分子成了改造对象，民众成了知识分子的导师，如此一来，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被扫荡一空。大批革命作家按照《讲话》的要求，深入火热的革命斗争生活中去，目睹和经历了新中国诞生和建设过程中的历史变迁。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变得空前的紧密，作家反映“现实”的强烈愿望，使他们的创作变成了一种革命史的建构。正如温儒敏所描述的那样，“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创作在题材上集中反映了党领导下工农民众翻身解放的伟大变革，表现了新社会新生活新风尚；作品所描写与歌颂的中心人物是过去文学史上未曾有过的、具有革命觉悟与英勇斗争精神的一代新人；创作形式手法也力求为工农民众所喜闻乐见。从总的趋向看，创作是与现实生活更加贴近了，与人民的联系空前密切”[34]。虽然20世纪中国社会从传统农耕文明迈向现代城市工商文明的脚步从未间断，但由于革命对农民的推崇和对知识分子的贬抑，在一定程度上放缓了这一进程，并将历史前进的方向重新命名为“新社会”，与之相对的则是“旧社会”，于是传统与现代的转型在革命年代就变成了新旧之间的置换。在革命文学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文化转型的复杂性，只看到简单粗暴的新旧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
二
乡土文学无论是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批判还是崇尚，主要都是指向农耕文明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尤其是传统中较为稳定的“不变”的那一部分；而农村题材的革命文学则主要“表现了新社会新生活新风尚”，这所谓的“新”就是不同于传统的部分，是乡村社会“变”的部分。正是因为对革命所引发的“变”的关注，使《讲话》之后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风格充满了冒险精神——革命文学对现实的近距离观照和亦步亦趋的被动反映，是否会影响作家与文学的独立品格？对现实特别是处于剧变中的现实的反映，是否需要远距离审视的理性精神？急遽变化的现实是否会走向革命所预期的目标？对于这些问题，40年代以来的革命文学显然只能选择有意或无意的忽略。
这种忽略必然导致革命文学对历史的把握是武断而片面的，充满了一厢情愿的浪漫主义色彩。就像毛泽东在《讲话》中所说的那样，“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35]。这著名的“六更”实质上是革命对文学提出的要求，是革命话语对现实和文学之关系的一种建构和阐释。对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而言，这“六更”实际上就是要求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生活要比真实“更真实”，也就是不能停留于生活现象的真实，而要关注本质的真实。毛泽东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36]而所谓的“本质”又是和作家的“立场”密切相关的，只有立场正确了，才会把握住历史与生活的本质。于是革命现实主义不得不对现实作一种符合革命预期的理想化的观照，温儒敏指出，“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了文艺高于生活的六个‘更’，着重从理想性、普遍性方面去解释典型化，虽然加强了现实主义的倾向性，但也容易导致‘规范化’的倾向。解放区现实主义总的来说，理想性有余，真实性不足”[37]。难怪哈佛大学教授哈利·利文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按其实际，应该称为缺乏批判性的理想主义，或者按苏联批评家所直率地指出的那样，称为革命的浪漫主义”[38]。
打着革命现实主义旗帜的作品最终变得“理想性有余，真实性不足”。这种现象其实是文学在革命的理想、完美与现实的残缺、遗憾之间犹豫徘徊的必然结果。现实主义自然要求真实性，但革命的现实主义要求政治标准第一，也就是真实首先必须是有利于革命政治斗争的真实，只有这种真实才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真实，才是“本质的真实”，否则就是不真实的。因此作家必须首先确立起革命的立场和觉悟，然后才会有革命的态度和方法。换句话说，革命作家首先必须是一个政治家，至少也得是半个政治家，然后才能是作家。一个纯粹的作家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革命作家。[39]然而无法回避的还有问题的另一面，那就是既为作家，他（她）就不可能成为完完全全的政治家，即使在理性层面已经完全接纳革命的思想和理论，但在情感气质上总还会保留一些作家的特点，一些和政治家身份多少有些冲突的特点。革命作家这样一种复合身份可谓是一个“矛盾统一体”，虽然大多数时候能够和谐地统一起来，但矛盾终归是存在的，这使得作家在努力接纳并实践革命话语的过程中，总会时不时流露出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感受。这种独特性会将其从统一规整的革命普遍性中分离出来，使革命普遍性无法淹没的作家个性或隐或显地暴露出来。这种个性的暴露有时是被革命所容许的，甚至会成为统一规整的革命话语必要的修饰和补充，但更大的可能性却是给作家带来不可预见的风险。比如农村题材的革命经典《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和《创业史》等，在一个时期被奉为典范，在另一个时期却也可以给作者带来灭顶之灾。
革命现实主义之所以会造成温儒敏所说的“真实性不足”的结果，其原因主要在于作家在思考现实和进行创作的时候受到了革命话语的干扰。这恰恰是革命作家矛盾处境的体现。身为作家，就永远不可能像政治家那样放逐自我感性的一面，何况文学创作总是高度个人化的，纵然是革命作家，在写作过程中也会一定程度地回到自我。作家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个人化的感受，甚至与革命话语多少有些龃龉的思想观念，总会在写作过程中或多或少地流露出来，成为作家自身立场隐晦而曲折的表达。这样一来，革命文学就成为多重矛盾的纠结体：在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上，文学家无论怎样努力地用革命理念来武装自己，他们表达出的革命始终和革命家的期待有一定距离，从而导致革命文学与革命本身之间的错位；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方面，革命文学呈现出来的内容并不一定完全是作家想要表达的意思，有所顾忌或言不由衷成为作家的基本处境或一种策略；在文学创作与作家主体的关系上，作家总是在自我与革命之间寻求平衡的支点，其主体性必然被一定程度地扭曲。
多重矛盾必然留下多道缝隙，在文学与革命意识形态、社会现实、作家主体之间，都会留下矛盾和缝隙的痕迹。从这些意味深长的痕迹入手，往往可以看见一部表面圆融一体的作品在深层却充满了矛盾。清理和追问这些矛盾既是对文学的深入，也是对历史的深入。沿着这样的思路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就必须对文本自身可能包含的复杂信息进行细致的分析。这些信息可能并不是作品直接表达出来的意思，或者说可能并不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当然也可能是作者不曾意识到的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意思，但无论如何，这些意思或隐或显地就存在于文本之中。立足文本，反复玩味推敲文本，就可以发掘出这些意思，虽然这些意思甚至有可能完全背离作者的初衷。从反映40年代中后期解放区土地改革的革命经典《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到反映50年代初农村互助合作化运动的《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再到人民公社时期的《艳阳天》《金光大道》《风雷》《惊雷》等，这些农村题材的革命经典内部充满了革命文学特有的矛盾和悖谬，同时也以其特有的方式记录了农耕文明在革命年代所走过的特殊历程。考察世纪之交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创作，必须充分考虑到革命文化对传统农耕文明的特殊改造，政治环境对革命作家的引导和牵制，以及革命年代遗留的特殊精神烙印和文学传统在新世纪文学创作中的承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走了一条由农村包围城市的特殊道路，革命文学中乡村题材占了很大的比例，再加上政治斗争的现实功利性，城市和乡村背后的文化差异在革命年代被充分忽略，导致革命经典中城市只是一种空间意义上的存在，而缺乏现代性意义上的城市灵魂。正如学者李欧梵先生在其学术著作《现代性的追求》一书中表述的那样，“……革命的成功，剔除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城市因素。而随着城市‘精神状态’的消失，中国现代文学也丧失了它的主观活力、独特的洞察力、创造性的焦虑和批判精神，尽管它以农村题材作品为主流而获得了更广泛的活动场地和更大的‘积极’性”[40]。所以，无论是革命还是革命文学，对中国现代城乡观念的影响都是异常深远的。
三
革命经典一统文坛的年代，正是理想主义蔓延中国农村的时期。革命用关于未来的美好蓝图激励中国农民的同时，也大刀阔斧地改造中国农村的文化。强大的革命话语即使在中国农村饿殍遍野的艰难时期也让广袤的乡村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浪漫激情。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贫穷和饥饿可以肆虐中华大地，却无法扫尽这片土地上的理想和激情。灾难年代制造出来的浅薄的欢欣，甚至可以让从劫难中走出的人们回味无穷。即使到了21世纪，也还有人念念不忘“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自由”与“浪漫”。特殊的革命文化注定了革命经典里的农村是充满希望的，即使眼前布满艰难，但农村的未来是值得期待的，只要有了崇高的觉悟和勤劳的双手，农民就可以在这片土地上开创美好未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建设起现代化的新农村。
但是，当时间缓缓流淌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情形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新时期以来的反思使革命褪去了魅人的光环，人们逐渐从革命话语召唤起来的激情和幻想中回到赤裸裸的残酷的生存现实。这一阶段的中国农民先后从革命集体痛痛快快地回到自己的承包地里，用勤劳的双手解决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显然，在一个有着深厚农耕文化传统的社会里，只要没有大的天灾人祸，温饱其实不是一个问题。解决温饱问题既无法构成国家和社会的长期目标，更无法成为社会个体实现自身价值的人生抱负。温饱之后怎么办？当无数困惑的目光投向未来之际，铺天盖地的“现代化”口号适时地为迷茫中的人们指出了方向。
七八十年代之交掀起的“现代化”高潮和五四及革命时期的现代性追求有所不同。五四时期的现代性追求侧重于价值观的确立，“德先生”和“赛先生”所代表的是不同于传统文化的一套崭新的价值体系，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自省、自新乃至重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鲜明主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夺取政权成为共产党人的第一奋斗目标，在革命话语主导之下，建立一个崭新的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的现代民族国家，实现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成为革命时期现代性追求的理想。而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现代化”目标是在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极度低下的条件下提出来的，官方审时度势，重新把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经论及的四个现代化作为一个具有时代标志性的口号鲜明地提出来。这一口号淡化了民族文化和政权体制的现代性诉求，再次把理想回归到“器物”层面。“四化”所涉及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方面都指向物质领域。可以这样说，“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口号显然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现代化追求确定了一个主旋律——那就是物质的现代化。于是，物质的焦虑或曰财富的焦虑就这样逐渐成为中国人关切的首要问题。
物质的确是一个问题，但绝不是唯一的问题。特别是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所决定的传统文化里，学会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感到自足往往比获取额外的财富更为重要。但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虽然依旧明显处于“前现代”状态，但距离传统似乎也有了相当的距离。当追求现代化（主要是物质的现代化）成为那个时代最狂热的主旋律时，物质财富便成为左右人们喜怒哀乐的关键因素。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起了农民所有的积极性，土地的产能被充分挖掘，每一分土地都在竭尽所能地产出粮食。温饱问题解决的同时，现代化想象又召唤起人们无穷的物质欲望。温饱带来的满足是非常短暂的，商品经济的提出，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商品的想象和消费欲望，奢侈品（就当时的标准而言）一时供不应求。然而，土地可以长出庄稼，却长不出钞票，高于温饱的所有奢求几乎都不能通过土地获得满足。土地可以满足衣食之需，却无法承载更为高远的人生理想。土地可以让人活着，而今却无法让人活得幸福。离开土地，走出农村，才可能过上幸福的现代生活，这一点几乎成为所有中国农民的共识。于是，在初步过上温饱生活之后，中国农民开始了改变自身命运的又一次壮举，这次他们采取的方式不再是革命，而是轰轰烈烈的“非农”运动：通过各种途径在户籍上实现“农转非”，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农民怎么也不会料到，几十年革命的最终结果却是建立了一套森严甚至有些残酷的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在这一结构之下，他们的身上被先天性地盖上了“农业人口”这几个颇有此血腥的大字，先天性地处于下等公民的地位。对他们而言，求得“非农”身份无疑是改变命运必不可少的第一步。自新时期以来的20多年，无数中国农民竭尽所能，各显神通，通过各种方式完成了对自己农民身份的否定，依靠自救实现了第二次翻身，挤进了代表着“现代”的城镇，成为“非农业”人口。而更多的无力实现“农转非”梦想的农民，也逐渐离开故土，进城打工，在土地之外艰难地寻找别的出路。
新时期之前农村题材的革命经典受制于革命话语，作家在配合政治任务的同时，对农民的表达不乏政治性的想象，对农村的苦难可以视而不见。新时期以来，文学逐渐挣脱政治的桎梏，农村文学在相当程度上回到作家自己的立场，对农民的命运进行了重新审视，并给予深切的同情。从70年代末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到80年代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到90年代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再到新世纪贾平凹的《秦腔》《高兴》等，这些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中再也见不到革命经典中的浪漫与理想，甚至连乡土文学中的诗意与眷恋也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只有苦难、绝望、挣扎和迷茫。无论对农民还是作家来说，无论从生存还是美学意义上来讲，这些作品中的农村都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让人感到无限的沉闷和压抑。绵延数千年的土地情怀与乡村诗意似乎终于走到了尽头。
四
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主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20多年的时间里，知识分子寄希望于思想文化的启蒙，侧重点在“人的现代化”；抗战时期，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成为首要诉求，他国的武力入侵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在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家实际上是想通过推翻旧政权的方式来实现跨越式的现代化追求，崇高的民族国家理想和严酷的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无论是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还是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背后都有一个现代化的强国梦想。与这一曲折的历史进程相呼应，中国现代文学在不同历史阶段也有各自不同的主题或侧重，并以文学艺术特有的方式呈现出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所走过的坎坷的精神历程。
回首20世纪动荡不安的历史，从世纪初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终结到世纪末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在80多年的时间里，现代化追求在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与传统大大地拉开了距离，使现代与传统形成了清晰的两极，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既有激烈的碰撞，也有持续的交流。然而，与现代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广泛传播和接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广袤的乡村，由农耕文明所决定的生存方式，特别是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层面，却改变甚微。虽然城市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是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总体上还很低。一直到新旧世纪之交，特别是实行商品房政策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突然加速。随着城市的迅速膨胀，乡村开始萎缩、凋零，乡土中国及其所决定的生存方式第一次受到真正意义上的剧烈冲击。
在启蒙阶段，知识分子注重的是观念层面的现代化；在革命年代，革命家追求的主要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其中不乏理想主义式的冒险和尝试。无论观念还是制度，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而在现实生活的层面，虽然有过连绵不断的战争和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但在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方式上，却未能拉开和传统农耕文明的距离。直到20世纪末，城市化进程骤然提速，大量农民告别乡土涌进城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终于撼动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的传统生存方式，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才遭遇真正的挑战。显然，撇开绝大多数人口的现代化只能是局部的、片面的，只有当农耕文明的主要载体——中国农民汇入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展开。从这个角度讲，20世纪中国的启蒙、革命等，都是在为全面的现代化做准备，当农耕文明的生存方式在相当一部分中国农民身上已经无以为继的时候，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的高潮才真正来临。
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放眼世界，开始重新认识自我，由此开始了漫长的民族文化的反思历程。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这是贯穿近代史的中华民族反思的大致历程。而在20世纪的现代化实践进程中，却选择了与近代反思历程刚好相反的向度：先是思想文化的启蒙，主角为知识分子；然后是制度层面的探索，主角为革命家和执政党；最后才是现实生存方式的根本转变，主角为人口最庞大的农民阶层。这一历史特点在文学创作中也有所体现：在启蒙阶段，文学作品有着思想文化反思所特有的浓厚的形而上趣味；而在城乡剧烈转型的世纪之交，作家似乎对急剧变动的生存现实本身更感兴趣。具体到乡土文学创作这一领域，启蒙阶段的乡土文学更倾向于用乡土题材来演绎观念，即使面对现实倍感无奈，但在历史发展的大方向上却很有自信，因而批判起来颇具力度和深度；而在世纪之交，面对急剧变动的社会现实，不少乡土作家往往在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的支配之下，急于呈现身边的现实苦难，表达自己对底层的同情和焦虑，而来不及将感受和思考上升到明确的理性观念这一层面，甚至作家自身就处于观念迷失状态。
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演绎，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的碰撞与交流终于逐渐突破思想观念和政治制度的范畴，而深入了最根本的生存现实层面，深入了最广大的农民中间。笔者认为，始于世纪之交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第一次真正动摇了乡土中国的生存方式、价值观念和土地情怀，是一百年来中西碰撞、传统与现代对话的高潮部分。乡土还是都市，已经成为绝大部分人必须作出选择的两种不同的生存空间和生命背景，只有当传统与现代的转型融入日常生存，与每一个个体生命休戚相关，我们才可能在更深层次上把握各自的精髓，作出更合理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决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是传统农耕文化再认识的问题，是如何建构未来理想蓝图的问题，是中华民族自何处来向何处去的问题。
在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历史十字路口，中国作家的紧张与忧虑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大多首先注意到了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农民进退维艰这一社会现象，不少作家力图通过自己的创作唤起社会对农民命运的关注，并引发关于中国现代性追求的反思。新世纪以来，仅颇具影响力的中长篇小说就有贾平凹的《秦腔》《高兴》，毕飞宇的《玉米》，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上塘书》《民工》，罗伟章的《大嫂谣》，夏天敏的《接吻长安街》，李铁的《城市里的一棵庄稼》，王手的《乡下姑娘李美凤》，巴桥的《阿瑶》，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吴玄的《发廊》，陈应松的《太平狗》，荆永鸣的《北京候鸟》，尤凤伟的《泥鳅》、张炜的《刺猬歌》，阿来的《空山》（共六卷），关仁山的《麦河》，刘亮程的《凿空》，等等。这些作品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体现出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暴露了创作界在如何理解城市化这一历史进程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矛盾和困惑。
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对这一社会和文学现象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有一些相当深刻而精辟的见解。乡土文学研究专家丁帆教授认为，失地农民进城不仅改变了城市文明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且它带来的两种文明的冲突，已经改变着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孟繁华教授从近年来表现乡村生活的作品中感受到了乡村文化的深重危机，认为不少作家笔下的乡下人都有着执拗的进城情结，城市被农民视为救赎之地，破碎的乡村已难以整合成整体的“乡土中国”形象。贺仲明教授认为，中国乡土小说对现代性持有迎应和批判两种态度，并具体表现为改变乡村和守望乡村两种主题类型；农民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群体，其生存和精神深层次地联系着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对新文学与农民问题思考的深化，将促进我们对新文学精神和发展问题的认识。徐德明教授认为，文学创作和批评都需要关注乡下人如何拥有并分享健康的都市化的过程，需要写出他们挣扎、奋斗中的精神世界与血肉共成的生命。2007年4月中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馆、扬州大学、《文学评论》《文艺争鸣》和《文艺报》在扬州联合举办了“‘乡下人进城’：现代化背景下的城乡迁移文学研讨会”，就现当代文学范畴内农民与城市的关系作了深入的研讨。总体上看，由于这一文学和社会现象尚处于发展变化过程之中，虽然学术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力度和深度都还有待加强，特别是对创作界存在的比较混乱的乡土与现代观念的清理还远远不够。研究对象的发展变化不断向学界提出挑战，不断期待着新的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通过文学作品，我们往往可以更清晰地看见一个民族在文化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情感阵痛和精神变化，看见在过去与未来的合力之下艰难前行的足迹。
[1] 钟姜岩：《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民问题（代序）》，见《从减负到发展——中国三农问题剖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2] 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3] 钟姜岩：《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民问题（代序）》，见《从减负到发展——中国三农问题剖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4] 宫希魁：《中国“三农问题”的观察与思考》，见《从减负到发展——中国三农问题剖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5] 钟姜岩：《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民问题（代序）》，见《从减负到发展——中国三农问题剖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6] 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7] 赵园：《地之子·自序》，《地之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8] 赵园：《地之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3页。
[9] 李欧梵、邓卓：《论中国现代小说（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3期。
[10] [美]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邓正来译，见萧延中主编《在历史的天平上》，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
[11] 《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94页。
[12] 费孝通：《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见《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0页。
[13] 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收入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14] 陈廷湘主编：《中国现代史·再版前言》，见《中国现代史》（第二版），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5] 鲁迅：《青年必读书——应〈京报副刊的征求〉》，《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16]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
[17]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5页。
[18] 李陀：《丁玲不简单——毛体制下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今天》1993年第3期。
[19]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7—1078页。
[20] 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5、1237页。
[21] 毛泽东：《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9页。
[22] [美]阿瑞夫·德里克：《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邓正来译，见萧延中主编《在历史的天平上》，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页。
[23]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5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25] 陈廷湘主编：《中国现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8页。
[26] 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27] 陈廷湘主编：《中国现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3页。
[28] 贺仲明：《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29]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
[30] 茅盾：《关于乡土文学》，《茅盾全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31]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32]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
[33]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
[34] 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8—189页。
[35]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1页。
[36]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37] 温儒敏：《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页。
[38] [美]哈利·利文（Harry Levein）：Apogee and Aftermath of the Novel，Daedalus（Spring，1963），第216页，转引自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页。
[39] 当然在毛泽东看来，所谓纯粹的作家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页。
[40]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