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被物化的“西方”与把中国纳入殖民研究
如上所述，费正清及其批评者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使用“中国”和“西方”这对对称词语来立论。由此而产生的历史叙述一直在固定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语，并且假定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在这样的历史叙述所制造出的历史中，西方变成了一个处于历史探究范围之外的越来越被自然化了的实体。这是一个让人感到十分难以理解的趋向，尤其是考虑到近年出现的许多有关欧洲在华群体的研究已经对西方的一致性提出了质疑，其中许多研究令人耳目一新[11]。当然，这种非常实证性的研究并不是打破被固定化的西方概念的唯一方式。另外一个途径就是质疑欧洲自18世纪以来在世界历史上的特权地位，特别是质疑有关欧洲“文明”唯一性的论断，或者欧洲是世界历史发展和进步的领导者的看法[12]。正如新近许多批评者所论述的，颠覆这类预设的方式之一，是将欧洲历史非自然化或者“区域化”，就像拉比诺（Paul Rabinow 1986）和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 2000）提出的那样，把欧洲历史发展过程变成一种陌生的或者地方性的历史。不论是把研究重心放在殖民地外围，还是置于帝国的中心，对外交部官员、外交官、殖民地官员、士兵、商人和传教士那些最为平淡无奇的活动，都应该重新进行评估，对它们那些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特性，都应该提出质疑。就本书所进行的研究来说，这类重估包括：对条约和条约成文方式的详细审视、对翻译过程以及翻译在帝国教育工程软硬两方面所起作用的分析、战争中的军事活动和劫掠以及有关中国的实用知识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但是，要有效地完成这一重估工作，在研究欧美对华入侵历史的时候，就不能受19世纪欧洲和美国的“正式”帝国（也就是直接统治的被征服领土）的假定界限的束缚，也不能受现代区域研究常用的相互隔离的区域界限的限制。换句话说，必须把19世纪欧美在华殖民活动与其他殖民地关联起来，并且置于帝国中心地区的历史环境中去进行考察。
把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放到这一更为广阔的时空维度中，在分析本书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时，就可以规避许多传统的框架。对被物化了的统一的西方进行解析，并将历史事件置于全球范围内去考察，就不会把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和冲突看做是推行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孤立主义之间的斗争，也不会把它们看做是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斗争，而是把研究重心转移到各个不同的帝国建构在帝国的获取、维持和扩张中的政治考量和战略考量。这也使得我们可以把清帝国、英帝国、俄帝国以及其他地区性强国——那些对非毗邻地区有着领土要求的民族国家或者区域性政治实体——看做是一些相互竞争的国家组织、政治共同体或是群体力量，它们竞相争夺对欧亚大陆、非洲、太平洋地区以及拉丁美洲部分地区的土地和人民的控制权，或者参与到对这些土地和人民的掠夺之中[13]。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类群体力量也包括那些在殖民过程中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殖民地人民[14]。我们的研究中最突出地体现这一点的，是19世纪60年代英国侵华远征军中的锡克人和帕坦人的非正规骑兵部队，1900年解救驻华使馆的远征军中的孟加拉枪骑兵，1860年支援英法联军的中国“苦力”部队，以及1900年参加天津战役的由英国人指挥的来自威海卫的华勇，这支部队甚至参加了8月穿越紫禁城的阅兵式！
解析被物化的西方，还意味着没有必要把欧美对外扩张和掠夺看成是一个具有一个中心思想和一致动机的统一的或是整体性的事业。如库珀（Frederick Cooper 1997：409）所指出的，殖民主义并不是为了进行统治而采取的一套相互关联的行动，而是一系列往往需要取得被征服人民默认的“霸权工程”。此外，欧美各民族国家相互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也极其复杂。新近的殖民研究已经表明，没有任何两个殖民事业——即使是由同一个帝国进行的——是一模一样的。在非洲和亚洲进行的帝国战争和殖民化既没有整齐划一的模式，也未呈现出完全相同的面貌，其结果也不是预先注定的。殖民化始终是一个混乱无序的过程，有许多不同力量同时从不同方向推动或是阻滞这一过程。此外，土著人民的起义和暗中对欧洲人统治的反抗并非是什么特例，而是一种正常现象。从这些起义和反抗活动中，产生出许多描述“土著人”残暴和野蛮行为的骇人听闻的故事，使得人们认定，殖民地人民不适合做劳工，必须对他们严加监督[15]。
然而，尽管殖民化是混乱无序的，但也存在着一些旨在创建秩序的方法，力图用权力和权威的合理结构，把帝国中心和殖民地外围联结起来。此外，正如赛义德（Edward Said）《东方学》的许多批评者们所强调的那样，东方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外来的强权统治：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在阶级、种族、性属等方面的相互冲撞中，各个殖民体系也在发生着变化（Ahmed 1992；Bhabha 1983；Loomba 1998；L.Lowe 1991；D.Porter 1983），最终造就了新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换种方式说，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表面上看是殖民主义的典型模式，而实际上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类型[16]。更何况，它本身就是由范围广泛的一系列殖民体系组成的，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实行着不同形式的政治统治、文化统治和经济统治[17]。就像我们能够认识到的，鉴于殖民冲撞的不断变化和多样性，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既不会是一目了然的，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
和那些欧洲政治控制似乎更为正式化的殖民地一样，中国在19世纪后半期大部分时间里的情形也是极其复杂的。同时，如同欧洲与其他土著地区接触的许多事例一样，中国的情况也表现出许多似乎相互矛盾的发展过程，它们提出了十分棘手的道德问题，对之很难轻易做出历史的解释。比如，对于19世纪中国十分腐败的鸦片贸易和意在行善的传教活动——尤其是当我们认识到，这两方面的活动所要渗透并且重新塑造的是同一群人和同一个政治实体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使二者一致起来呢？当武力的使用是以产生于人文主义道德传统中的某些抽象原则——这些原则在“二战”后也为普世的人权观念提供了思想基础——为理由，来证明利己主义的暴力行为的正当性的时候，我们又应当如何解释这种武力的使用呢？当赤裸裸的侵略声称代表着法治并且把自己表现为正在全球进行着法治的伟大事业时，我们对之又应该如何看待、如何加以解释呢？当某些中国人在20世纪一方面声称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一方面又心甘情愿地放弃历史悠久的文化信仰和本土知识而去信奉西方科学和政治形态的时候，我们又如何理解他们呢？我们应当如何判断——从哪一方的利益来判断——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呢？
诸如此类的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正如有关的殖民研究所表明的，其原因部分是因为欧美帝国的构建既是一个破坏过程，也是一个建构过程：它颠覆了那些古老世界和理解它们的方式，并制造出一些新东西来取而代之。从1850年以来，帝国构建的这两个过程都在加速进行，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在印度[18]，甚至出现了破坏过程和再殖民化过程在同一个地区反复进行的现象。此外，如前所述，19世纪的帝国构建在许多重要方面都不同于帝国主义的其他形式。其中一个关键差异，是有关殖民地本土人民及其社会实践的知识的生产。这些知识生产出来以后，就能被用来管理、监督和改造殖民地人民。有关他者的信息，包括产生统计数据的大量工程，通过新的信息保存和档案管理的方式制造并组织本土人口，同时又使各种各样的异国习俗悄悄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19]。对这些初期工作进行补充的，是大规模的绘制地图和土地勘测工程。这些工程描绘出许多新鲜的地理单位，并且清楚地划定了此前不曾存在的边界。由此产生的新的行政版图改变了殖民地人民的地理观念，一个新的架构覆盖到了旧的宇宙—道德共同体之上。除了信息的积聚和地图的绘制以外，新帝国主义还包括翻译工程，其中有些工程规模巨大，其目的是要使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交流的意义固定下来，并将交流的许多形式标准化。而所有这些任务又都要依赖于在这一时期改变了欧洲和北美的运输和通信方面的技术革命。轮船、铁路和电报在帝国中心和它的殖民地外围之间，制造出一个高速的网络式界面，使得资源能够贮存在一些节点（集结地）上，并且能够在发生危机时迅速地按照需要被配置到这一系统中的其他地方。比如在1900年，就能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把整个军团及其装备从印度运送到中国。
新帝国主义这些充满旺盛活力的特点，在1860年以后的中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见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并且把东亚和殖民世界的其他部分紧密地联结起来。然而，在此同时，西方在中国的开拓也有着鲜明的区域性特点。就像马克思主义者和研究世界体系的理论家们所论述的那样，欧美帝国的扩张有时是受机会主义驱动，有时是为了进行防御，同时又始终处于与其他帝国的竞争之中，结果就导致了世界范围内发展的不平衡性[20]。例如，德鲁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利（Felix Guattari）就认为这种不平衡性是“资本主义机器”特有的病症。他们所说的“资本主义机器”，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生产设施，它在新的接触地带反复进行着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越是要“去疆界化”，“为了从［物质］流动中榨取剩余价值而对之进行解码并且使之成为公理，那么，资本主义的辅助设施，如政府机构和法律与秩序的力量，就越是要尽其所能地再疆界化”（Deleuze and Guattari 1983：34-35），把已经被解码了的东西再重新编码。可以把这些辅助设施理解为一组欧洲文化、社会和政治形式的再生和重新配置，它们为帝国主义去疆界化的进一步行动提供了某种生命维持系统。
就中国来说，我们可以注意通商口岸中强行设立的某些特定建构，这些建构的目的是维持西方势力，并制造出能在中国环境中持续进行解码和再编码的人（其中一部分是中国人）[21]。或者，我们可以把贸易和对华战争看做是资本主义机器中的解码者，而“和平友睦通商条约”和有着许多有形建构和制度的通商口岸，则可以被看做是具有再疆界化或者重建殖民秩序功能的机器。而重建秩序本身，转过来又可能会引起进一步的分解和重新编码。治外法权提供了这一过程的一个例子。它在对中国主权重新进行编码的同时，也制造出一系列深深渗入到中国国家政治中的去疆界化，而法庭、关税征收程序和条约修订等辅助设施则重新在中国再建疆界。
这里，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提供了把西方在华势力某些似乎相互矛盾的状态——特别是从本书开始所用照片中能看到的帝国教程中软硬两个方面——整合起来的非常有用的方式。与此同时，如罗伯特·扬（Robert Young 1995：166-174）所指出，必须警惕，不要被德鲁兹的资本主义机器论所迷惑。罗伯特·扬认为，这一理论很容易导致过分机械论和决定论，这就意味着“把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的移植过分简单化了”。他更愿意把德鲁兹提出的资本模式解释为一种“疆界书写机器”，并且由此提出了作为“一种历史模式”的“叠覆式”铭写和再铭写，“这种模式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并不是简单地被破坏，而是相互层积在另外的文化上面，从而引起了斗争。这些斗争本身反而增加了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层叠，推动这些文化更进一步地被译转进不断增加着的文化拼合体之中”（Young 1995：173-174）。
但是，对回到这一过程里的文化因素，最好理解为被移植到或者悄悄潜入新构建中的一些历史的碎片，一些被翻新了的传统。通商口岸上海和加尔各答出现了有着中世纪规矩的兄弟会组织（例如共济会）；北京、天津和一些省会城市里的天主教堂展示着不同形式的哥特式建筑风格；天津的英租界赫然耸立着诺曼城堡式的戈登堂。新式的和旧式的军队——有些是招募本土人组成——被授予中世纪的纹章、奖章和徽章，彰显着游侠骑士的男子汉精神。维多利亚成为大英帝国的女王，统治着按欧洲封建制命名方法重新改组的印度贵族。黄包车这类形式的事物的出现，把为数极少的得到正面肯定的东方事物之一——中国劳工，与西方的金属辐条车轮、橡胶轮胎和弹簧车厢融合到了一起。由这种不平等交换产生出的这类事物传播出去，成为印度和非洲殖民地景观的一个主要特征[22]。殖民地本土人民仿造这类由不同形式组合而成的事物并熟练地加以运用，把一些本土因素补充到这类混合事物中，从而产生出被某些学者称为“殖民现代性”的现象（Barlow 1997）。
分层、叠覆、译转、斗争，这些概念作为有用的方式推动着我去思考，思考从鸦片战争向和平友睦通商条约的运动，思考从战争暴力向美国驻北京使馆举办的以清王公为贵宾的茶会的转换。换句话说，这些概念让我们能够把研究重心放在发生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历史事件所独有的特殊性上，并且让我们能够认识到，中外接触的典型产物——费正清有关共治的绝妙范例中国海关或者清朝新外交部（总理衙门）之类的文化拼合体——本身也经历了一系列无休止的铭写和再铭写的过程。罗伯特·扬的论述也表明，由帝国的资本主义及其辅助设施装配起来的秩序重建的世界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离散文化（如果实际上存在过这类文化的话）的消失，以及融合文化的增殖（Latour 1993）。帝国中心地区如此，殖民地外围地区也是如此。这种融合文化的形式不仅可以在20世纪中期的中国见到，也可以在同一时期的帝国中心地区见到，比如伦敦和巴黎[23]。
如果说，罗伯特·扬叠覆式层积的理论提出了如何使殖民权力和统治结构中那些繁复的相互作用概念化的话，那么，对于探讨帝国边缘或者人口稀少的边界地区中殖民程度较弱的情形，这一理论也是极其有用的。被科努里（Arthur Conolly）称为“大博弈”的过程（Edwards 1975：vii；Cheng 1957；Davidson-Houston 1960；Lamb 1960；Morgan 1981），也是一种文化拼合现象。这一过程包括英俄在整个亚洲的战略性战争，它真正开始于英国1848年击败旁遮普的锡克族军队[24]。在1854～1856年进行的一场短期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国着手进行一场阵地战，目的是要遏制俄国向中亚的扩张，并且保护英国在地中海、欧亚大陆南部（即印度和缅甸）以及中国东部省份的利益。在远东战场，对英国战略家们来说，最坏的情景就是清帝国的崩溃和被瓜分，如果出现这种局面的话，只有俄国能够从中获益[25]。
因此，英国战略家们所面临的问题相当困难，需要在两方面之间寻找平衡。一方面，他们试图让清政府更加合作更加顺从；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清王朝能够变得更加强大，使自己有足够的能力维护其领土主权。笼罩在这些地缘政治问题上的，是两个困扰着英国领导人的历史先例。第一，他们不想让中国成为另一个奥斯曼帝国，一个被内部分裂势力折磨得非常虚弱的政治体，一个列强侵略的对象。事实上，这种变动正是“东方问题”最初的主题：在欧洲向东方扩张的压力下，奥斯曼帝国和亚洲其他一些古老帝国的衰落，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政治动荡。第二，他们也不想让中国成为另一个印度，一个全方位的殖民事业，它能够彻底耗干英国的资源。当然，他们也希望阻止俄国对亚洲的控制。
与当时的许多实际参与者一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Kim，（1901）1981；A.Wilson 1977：43］等帝国扩张的鼓吹者和新近一些历史学家都认为，英俄在亚洲的竞争被普遍看做是一场双方智慧的较量。从东北的满洲黑龙江地区一直伸展到西南的阿富汗，在如此广袤的弧形地区展开这样一场角逐，用罗林森（Henry Rawlinson）的话说，英国和俄国都需要一双“警觉而洞察一切的眼睛”（Rawlinson 1875：203），来收集和评估各种情报，以策划自己的行动和针对对方的反行动。然而，在此同时，尽管英俄的行动看上去似乎只是一场双边竞争，它们却都不可避免地要与清帝国打交道，因为清帝国征服了中亚一些信奉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地区，并且于18世纪使西藏成为其藩属（此说不当，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译者注）。如果不能理解或者不去考虑清帝国在中亚的活动的话，就会导致战略上的失算，对在这一地区发挥作用的各种力量做出错误判断。换句话说，参与大博弈的人需要掌握类似于在帝国其他地方产生的那些知识的有关这一地区土地和人民的知识（见本书第四章）。当然，大博弈中的阴谋诡计与中国东部更加公开、更加赤裸裸的强权政治之间，还是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大博弈行动的秘密性质需要欺骗和秘密行动，需要对当地人民进行间接操控。这方面的秘密活动包括让英国人冒充“土著”，也包括训练当地人作为英国代理人进行活动。边界的混淆或者变得模糊不清，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恐惧心理，害怕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潜伏着看不见的或者难以辨识的威胁。就英国人来说，这样的恐惧心理包括担心不列颠群岛可能会遭到入侵（Pick 1993），担心俄国哥萨克会突然袭击中国和印度，担心企图搞垮大英帝国的“东方”阴谋。从诸如此类的虚幻想象中产生出令人恐惧的各种荒谬事物，反过来又困扰着帝国、帝国档案以及“后帝国”世界（见本书第九章）。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思考俄国与清帝国在中亚的争夺，就会为思考维持帝国存在和延续的斗争中的各种帝国想象、幻想和幻觉，开辟出一个新的空间。
总而言之，尽管在欧洲民族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总是存在着不同的权力关系，但权力不是强制性的，也不是单向性的。扩张的双重运动（去疆界化与再疆界化）为人民、物质和思想观念的多向流动——这些流动能够破坏或者加强殖民权力赖以建立的那些变化着的基础——制造出新的网络[26]。换句话说，殖民化不是简单的征服和管理问题，所有的殖民环境中都渗透着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反抗和适应表现为多种不同形式，一些有关自身和他者能力的虚幻构想支持或者破坏着殖民政策。由此看来，很难设想会存在着任何一种纯粹的殖民化形式或者一种能够固定我们对殖民进程的理解的既成模式。
相反，我们可以把帝国时代形成的所有实体都看做是半殖民主义的各种形式——尤其是文化拼合体当中最有代表性的英属印度，尽管它有着殖民地中的殖民地的经典地位。作为欧洲扩张的再疆界化“机器”，各种殖民设施为了实现完全的统治——尽管这种统治从未真正实现过——而竭尽全力。它们也在性属、种族、阶级等方面制造出一大堆矛盾，具体表现在接触地带中形成的各种特有制度中。因此，从这样的观点来看，中国并非处于“真正的”殖民世界之外，而只是非洲、南美洲、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出现的不完全殖民形式的一个变化形态。而且，与其他这些地区一样，中国也充满了由异质元素结合而成的集合体。促使这些集合体生成的，是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过程中的特有节律，是权力和交流的地区性循环间歇、中止和瓦解的特有节律，是新形式铭写过程中的特有节律。欧洲扩张所造成的这种浪潮般波动着的节律，又受到帝国神经系统中多向流动的制约。构成帝国神经系统的交通和通信渠道，以更为复杂和高速的解码和再编码模式，把帝国中心和殖民地边缘联结起来。正是这些模式，尤其是它们在欧亚大陆东部边缘的表现，是本书关注的中心。我们的研究把中国放置在19世纪改变人类世界的全球化力量之中，而不是把它置于这一力量之外或者它的外围。
然而，我是不是应该言归正传了。本书并不仅仅是一部有关历史的著作，它本身就是历史。它由三个部分构成，最终到达那个后帝国时代。第一部分由三章组成，先是叙述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事件，然后考察了去疆界化和再疆界化的过程，这些过程从根本上重新规范了清代中国与欧洲帝国的关系，并且在北京紫禁城的大门口建立了驻有欧洲外交官的使馆区。第二部分有两章，论述1860～1900年的几十年间在中国重建秩序的过程，以及清帝国在新帝国主义这一更大的全球性框架中的位置。第三部分讨论1900～1901年义和团起义之后列强对北京和华北的占领，其目的不仅是要考察19世纪清代中国的最后一次再疆界化，而且要讨论在华欧美帝国主义的社会和文化衍生物。在对有关中西关系的权威性叙述的建立和传播过程的诸多方面进行仔细分析之后，我们就有可能对有关在华殖民主义的性质及其对当时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做出某些结论。
[1] 感谢多尔（Bruce Doar）于1991年赠送给我一本这样的小册子。据他当时回忆，这是他几年前在澳大利亚买的。小册子上有明显的标记，说明它曾经属于一家公共图书馆。
[2] 位于渥太华的加拿大军事博物馆服饰与徽章部主任威尔逊（Ross M.A.Wilson）认为，这3名士兵都是军士，可能属于皇家马炮部队。1993年3月1日私人通信。
[3] 西方出口中国的商品关税税率定为从价5%。当时，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高达40%的关税税率非常普遍。对于这一时期的条约规定和有关事件的讨论，见Hsü 1990：168-193，Wakeman 1975：120-141。
[4] 有关美国人对美中关系这一特殊性的论述，见The China White Paper 1967：1。对这种“特殊关系”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影响的全面分析，见Hunt 1983。
[5] 在马克思看来，变革的动力是欧洲工业资本主义；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亚洲和中国并不系统的论述的讨论，见D.Lowe 1966：15-29。费正清（Fairbank 1958：147）则认为，主要的推动力来自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
[6] 本书第五章对清代中亚地区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探讨。有关中国南部和西南部的新近研究，见Rowe 2001：417-426；Hostetler 2001。
[7] 或者，如拿破仑的话所表达的那样，“让中国龙睡吧，因为它要是醒了的话，会让世界震惊的”（引自Hibbert 1970：vii）。
[8] 所谓更加兼顾中外两面的观点，我在《怀柔远人》一书中曾经有所探讨。其要点并不是把清朝和西方关于马嘎尔尼使华的记载统一起来，而恰恰是要保持这两方面记载的不同之处，以便能够更仔细地研究它们各自的独特性。对这一方法更详尽的阐述见Hevia 1998。
[9] 见Nicholas Hannen to the Earl of Rosebery，10 May 1893。United Kingdom，House of Commons，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以下简作BPP），vol.18：196-197。梅德赫斯特（Thomas Medhurst）是最早指出中国商人控制通商口岸贸易的人之一，见Medhurst to Sir.Rutherford Alcock，24 August 1869，BPP，vol.2：368。璧利南（Byron Brenan）在一份就在华贸易状况于1896年10月15日给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勋爵的报告中有同样的看法，BPP，vol.20：193-228。也见Murphy 1974；T.Rawski 1970。
[10] 当然，这只是文化的理想主义解说被应用在中国研究中的一种方式；见Farquhar and Hevia 1993。
[11] 对于英国商人在华社群及其与外交部冲突的先驱性研究，见Pelcovits（［1948］1969），也见Bickers 1999和Scully 2001。
[12] 对于欧洲唯一性新近的重新评估，见Landes 1998。霍克斯彻尔德（Hochschild 1998）提供了另一种使欧洲非自然化的方式，非常具体地叙述了欧洲殖民主义在非洲制造的各种恐怖。
[13] 从这一视角出发，清帝国既可以被理解为与欧洲民族国家冲突中的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也可以被理解为帝国主义力量。本书第二部分对此有进一步的讨论。
[14] 库珀和斯托勒（Cooper and Stoler 1997）的文章提供了大量事例，说明殖民地人民是如何在反抗殖民秩序的同时对殖民秩序作出贡献的。
[15] Cooper 1997：413。有关“土著”劳工这一观点的重要例外是“中国苦力”，见下面关于苦力贸易的论述。
[16] 后殖民研究的批评者们注意到了用印度作为例证的倾向，似乎它能够作为所有形式的殖民主义的样式。结果，其他的历史被包含到印度的历史之中，中国或者加勒比地区历史发展的特异性消失了。见Parry 1987；Chrisman 1990。
[17] 本段吸取了库珀和斯托勒（Cooper and Stoler 1997：1-56）关于殖民主义的精彩概括。然而，他们宽广的框架并没有中国和日本的位置，也没有对一些较为古老的帝国建构进行讨论。这些古老帝国的结构和历史，比如大清帝国，提供了有关权力和权威的另外一些情景，可以用来与欧洲帝国进行有益的比较。关于清帝国的讨论，见Hevia 1993，1995b；Millward 1998。
[18] 我们可以像陶西格（Taussig 1987）试图做的那样，用同样的观点去考察拉丁美洲的许多地区。
[19] 这一信息积聚的过程与福柯（Foucault）用“治理术（governmentality）”一词所讨论的情形相类似。
[20] 与不平衡发展相关的一组词语和概念，全都表示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主要争论即殖民地问题。其核心是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在殖民地环境中的悖论的观点：它破坏了旧的生产方式，却制造出一个革命性的进步的生产方式来取代它。另有人认为，殖民地的实际转变并不是整体性的，相反，大量的旧的生产方式与欧洲帝国引入的生产方式并存——因此出现了不平衡发展。有关这一问题争论的全面评述，见Bottomore et al.1983：83-85，498-503。
[21] 如一个领事所说，中国商人控制英国商品向中国内地的运输和销售并无关碍，贸易的发展是“首要的考虑”（BBP，vol.20：198）。
[22] 在尤尔和伯奈尔（Yule and Burnell）的Hobson-Jobson （［1886］1994）一书中可以轻易找见罗伯特·扬所发现的这一过程的许多其他例子，它们不仅包括英印词语，还有一些跨越英国在亚洲的接触地区的词语。
[23] 语言是这种增殖的一个制造者，如约尔和伯耐尔（Yule and Burnell［1886］1994）所清楚表明的。人们或者可以想到“洋泾浜”英语，它本身就叠覆着多种元素，这些元素反映着从非洲到东亚的解码和再编码运动（见Crow［1913］1973：11-14对中国的论述）。同样的模式在帝国边缘也可见到，见刘禾（L.Liu 1995，1999）对汉语新词语的讨论。
[24] 在英帝国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锡克战争，占领旁遮普使英印帝国扩展到阿富汗边界；见Byron Farwell 1972：37-60。
[25] 威妥玛（T.E.Wade）致外交部的信提到瓜分的危险，见Foreign Office Archives（以下简称FO），17/748：397。有关英国对俄国进展的看法，见H.Rawlinson 1875；Boulger 1879，1885；也见Ward and Gooch 1923，vols.2 and 3，近年的研究见Hopkirk 1992。关于俄国的顾虑，见Fletcher 1978c：326-327；关于俄中在中亚的竞争，见Clubb 1971；Paine 1996。
[26] 从这一视角看，以前讨论的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显在矛盾，也可以理解为由历史的叠覆式层积以及接触地带形成的杂交建构的增殖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