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家语言能力理论构建的第二阶段

第一章已对国家语言能力的一般和初始定义进行过介绍，并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述评，还区分了国家语言能力、全民语言能力和国民（公民）语言能力的区别和联系。随着研究的深入，本节将对国家语言能力的新定义、框架和评价指标进行探讨。阐释国家语言能力的构成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各分项评价指标，这也构成了本书的理论分析框架。

至于第一阶段是如何过渡到第二阶段的，第一章第二小节专门介绍和评述了国家外语能力过渡到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发展过程，这里不再赘述。

一、重新阐释国家语言能力的定义与构成^[1]

（一）新定义

在借鉴国内外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我们将国家语言能力定义为：“政府处理在海内外发生的涉及国家战略利益事务所需的语言能力”。这个定义包括三部分：①行为主体是政府，②处置对象是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语言事务，③语言事务发生的疆域为海内外。由于定义中使用了“国家战略利益”一词，就不再需要说明其语言事务发生的时间跨度，因为凡属战略事务一定具有前瞻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那究竟什么是与国家战略利益有关的语言事务呢？

国家利益大到国家领土完整，小到一般的经济纠纷。这其中有不同层次。战略利益是国家利益中的最高层次。它关系到国家当下的生存和安全，又关系到国家长远的发展和布局。我们还可以将其细分为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中的战略利益。某个现象或事件是否涉及国家战略利益必须置于特定的情境之中来分析。例如有些广东人至今普通话不过关，他们每天只能听粤语的电视和广播。李宇明（2010：3）认为：“普通话对中国公民而言，已经不只是信息载体问题，还是人权问题，是社会公平问题。如果不掌握普通话，将来就不能很好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没有办法进入许多行业工作，比如播音员、教师等职业。”我们认为，广东人的普通话水平低会影响其自身接受信息的丰富度和降低就业的广度，但这不危及国家战略利益。但同是一个普通话问题，在新疆喀什、和田地区损害的就是国家战略利益。目前这两个地区只有50%左右的学校实现了双语教育（芦垚，2014）。可以断定，这两个地区必定有相当一部分青年不会普通话。他们的就业面比较窄，不易到其他省份找到工作，也不能直接从普通话主流媒体获得正能量的信息，其中有些人受境外反华势力的煽动和蛊惑，甚至参加了暴恐活动，成为“疆独”分子。这就严重影响了我国边疆的安全与稳定。因此，这里推广普通话就应视为国家语言能力的范畴。

（二）新构成

图3.3描述了我们对国家语言能力构成思考的初步结果。这里我们采用了李宇明5元素结构，又运用了赵世举统一以“xxxx能力”命名的方式，将国家语言能力分为5个分项能力：①国家对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语言事务管理能力（简称管理能力）、②国家对语言人才资源的掌控能力（简称掌控能力）、③国家对语言人才资源的创造能力（简称创造能力）、④国家对语言技术的开发能力（简称开发能力）、⑤国家对通用语言国际影响的拓展能力（简称拓展能力）。我们指出这5个分项能力的行为主体都是国家，同时用①—⑤说明这5个分项能力之间的优先顺序。我们还借鉴了魏晖管理学的视角，将“管理能力”置放于5个分项能力结构的中心位置，以说明管理能力的高低决定其他4个分项能力的强弱。我们用双向箭头将管理能力与其他4个分项能力连接起来，以说明管理能力与其他4个分项能力存在着互动关系。一方面“管理能力”对其他能力的提高有支配作用；另一方面，其他能力的发展需求又能对“管理能力”提出新要求与新挑战。从本质上说，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关键在于政府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但不排斥市场需求和个人的积极性。即便政府起主导作用，市场和个人仍旧可以发挥促进作用。从发展优先顺序上说，首先要提高“管理能力”，这是关键和基础，其次要发展“掌控能力”，然后是“创造能力”“开发能力”，最后是“拓展能力”。需要强调的是，这里虽然用数字标出了5个分项能力的先后顺序，但这并不表示它们的发展是一种线性关系，一种能力发展完善了，才能发展另一种能力。事实上，它们可以同步发展，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双向实线箭头代表两两关系比较紧密，双向虚线箭头代表两两关系比较松散。

二、国家语言能力的新评价指标

表3.1列出了国家语言能力5个分项能力的评价指标，除了管理能力有4个评价指标外，其他每个分项能力的评价指标都是两个。

（一）管理能力

衡量“管理能力”有4个指标。第一，组织力。它是指国家在管理语言事务上是否有完善的组织机构及其职能是否恰当。1954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直属国务院领导，后于1985年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1994年，国家语委从由国务院直接领导改为国家教育委员会管理的国家局，为副部级单位。与国家语委相对接的有各省、市政府的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一定意义上说，我国管理语言事务机构系统比较完善，但有两个先天不足。第一，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涉及政府多个部门，而该机构隶属于教育部，缺乏跨国务院内部各机构的机制。第二，目前国家语委规定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拟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编制语言文字工作中长期规划；制定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并组织协调、监督检查；指导推广普通话工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管理，具体由国家民委教育科技司民族语文处负责。由此可见，就建设国家语言能力而言，组织力还不够强大。

“规划力”是指“对未来需求预测以及制定应对方案的计划性”。规划力强的计划应该具有战略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三个特点（文秋芳、张天伟，2012）。这里制定计划的内容应该包括所有5个分项能力的提升。国家语委制定了《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近期又制定了十三五规划。国家语委就此组织了多次研讨会，对其内容进行了反复修改。由于受机构职能范围所限，其规划内容不能覆盖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的所有需求。另外，我国在制定规划时，往往目标可测量性不强；任务细化程度偏低、落实任务的措施和时间节点不清楚，如此规划不易开展过程监控和绩效评估。

“执行力”是指管理机构落实规划的速度和效率。在理想化的前提下，国家语言能力的管理机构具有很强的组织力，制定的规划也符合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的要求，这时才能衡量其实施规划的速度快慢和成效高低。目前，由于我国缺少强有力的管理国家语言能力的机构，加之制定的规划又未针对国家语言能力发展，此时讨论“执行力”强弱就缺乏应有的前提条件。

“应急力”是指处理海内外突发事件的语言能力。这里主要有两种突发事件。一种是事件本身就涉及语言，例如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出现的“撑粤语运动”，又如语言舆情的突发事件，2018年6月上海小学语文教科书“外婆”改“姥姥”一事引发了广泛热议，国家对这类语言舆情的应急处理能力也属于国家语言能力的范畴；另一种是事件本身不涉及语言，但处理事件时需要语言人才的帮助，例如2010年青海玉树发生地震，各地派去的救援人员急需藏语及其方言的翻译。这两类事件都需要做出应急处置。前一类突发事件如不能及时、稳妥处理，可能引发社会矛盾，或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引发群体骚乱事件；后一类突发事件如得不到快捷援助，救援工作的效率会打折扣，直接影响人的生命安全。

（二）掌控能力

衡量“掌控能力”有两个指标：“通晓力”和“支配力”。“通晓力”是“支配力”的基础和前提，是指国家相关管理机构对国家语言人才资源全面掌握的状况。他们既要知晓我国拥有多少种语言人才资源，又要熟知他们各自的语言水平、是否具备其他专业才能、在何处工作等重要信息。掌控这些信息的最好方法是建设语言人才资源库。例如美国军队目前拥有一个跨军种的语言战备指数系统。2010年海地、智利、土耳其地震中，此系统为国防部提供了部队外语资源状况，还列出了会说这些地震地区语言的人员名单、语言水平及所在单位（文秋芳、苏静，2011）。我国政府已经在调动高校科研力量建设类似的语言人才库和语言者志愿库。目前虽已完成，但与真正运行还有相当的距离。“支配力”是指“调用语言资源服务国家需求的速度和准确性”。拥有国家语言人才资源动态数据库，只表明政府具有了通晓力。他们能否在此基础上，迅速、准确地对国家相关需求做出判断，并调动合适的语言人才承担任务，这还需要决策者的精准判断和快速配置语言人才资源的支配能力。

（三）创造能力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初步认定使用的语言有130种，多数语言内部又有若干种方言，较为明确使用的跨境语言还有33种（赵世举，2015c），根据2017年最新颁布的《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整理统计，我国现有100多种语言，分属于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和印欧语系；有29种文字，包括汉字和28种现行使用的少数民族文字（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17）。但从服务国家战略利益来说，我国仍旧是个语言人才资源贫乏的国家，特别是非通用语人才。例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语言超过40种非通用语，我国2010—2013年高校外语专业招生的语种只覆盖了其中的20种（文秋芳，2014d）。从供需对接情况来看，缺口非常明显。面对需求缺口时，政府就需要有计划地创造相关资源。制定语言人才培养规划当属管理机构的任务。2015年教育部已经颁发了有关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工作的实施意见。目前全国高校开设的外语语种已经接近100种，其中相当数量属于新建语种，大多还未招生。

衡量“创造能力”有两个指标：“实践力”和“科学力”。“实践力”是指有效实施与落实国家有关语言人才培养计划的能力。人才培养是个系统工程。一方面涉及众多高校的领导和教师，另一方面牵动着千家万户家长和学生的心。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落实教育部文件上描绘的蓝图，并不容易。为了简政放权，2015年教育部已把增设本科专业的权力下放到省级政府。许多高校领导都有服务国家战略的强烈愿望。北京大学从2015年秋季学期正式启动了“一带一路”课程项目，目前已吸引了4000名学生参加（马燕，2015）。再如北京外国语大学计划到2020年要开设近100种外语，覆盖所有与我国建交国家的官方语言（彭龙，2016），其他大学也纷纷采取措施，积极增设非通用语种专业（刘曙雄，2016）。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7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201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申报的迪维希语、德顿语、达里语、卢旺达语、塞苏陀语、隆迪语、切瓦语、桑戈语、斐济语、皮金语、纽埃语、比斯拉马语、库克群岛毛利语、卢森堡语等18个本科专业正式通过教育部评议予以设立，其中新增外语语种14个。至此，北京外国语大学本科专业增至115个，其中外语专业97个，开设语种达到98个，其语种布局及开设数量已跻身世界同类高校前列，部分语种群建设居世界领先水平（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18）。然而国家需要的非通用语人才数量是有限度的，但目前缺乏宏观布局，未充分考虑学生未来就业风险，盲目和重复建设严重。

“科学力”是指培养语言人才是否符合学科规律。学好一门外语至少需要2000小时（约翰·康威，2010），同时这2000小时的安排还需要一定的密度和强度（文秋芳，2008）。非通用语的本科教学往往是零起点，要从字母教起。按照一个星期15个学时计算，1年总学时约为480。按照现有的课程体系，学习4年，总学时还不足2000。这就意味着，4年全部投入，学习时间还不充分。如果4年中有一年到对象国学习，估计语言能够过关。为了吸引学生和家长，不少学校推出看似有竞争力的本科课程体系：非通用语+通用语、非通用语+非语言专业等。显然，这些非通用语本科生要从零起点学习两门外语，除少数具有语言天赋的学生，成功率肯定不会高。同理，要学好一门非通用语，还要系统修学一门其他专业，受时间所限，至多蜻蜓点水式地学点碎片知识。前期教学试验表明，采用本硕贯通模式培养多语或高端复合型外语人才，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文秋芳、王艳，2015）。

（四）开发能力

衡量“开发能力”有两项指标：“信息挖掘力”和“机器翻译力”。信息挖掘力是指在大数据时代挖掘公开情报的自动化程度和准确性。20世纪80年代我国解决了汉字在电脑上的输入和输出问题，实现了中文信息技术的一大飞跃，但要取得汉语信息技术处理的突破，与英语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赵世举，2015b）。在网络时代，人们在虚拟世界活动时间大大超过真实世界。微信、微博、网聊、电子邮件、网上购物、信息查询等多种活动，不仅留下了网络使用者的喜怒哀乐情感印记，而且记载了他们日常生活的行动轨迹和人际网络。网络传播信息的速度和广度超乎寻常，瞬间可能传遍全世界。若传播的是蛊惑人心的谣言、肆意煽动不满情绪的恶言恶语，就可能扰乱人心，酿成群体性滋事事件，破坏社会稳定。运用文本分析、语音识别和信息自动提取技术，对这些网络上的公开信息进行分析，可以获得公开情报。与传统情报相比，这些公开情报更真实、可靠、及时、全面、系统，可用于国家安全、军事、经济等领域，还可以对社会潜在的危机进行动态分析，从而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做出预案。

“机器翻译力”是指运用机器翻译语言的速度和质量。机器翻译在跨语言情报分析和信息提取中不可或缺。军事领域对机器翻译结果的可读性、准确性和速度有更高的要求。美国的机器翻译研究已经有了50年历史，经过持续多年的投入和研究，美国这方面发展快速（马晓雷等，2014）。根据2000年马里兰大学的一份报告，他们开发的基于统计的机器翻译系统的准确率可以达到92%。自2000年以来，美国国防部日益重视语音翻译技术。这是一项集语音识别、口语翻译和语音合成为一体的综合技术，其基础是建设语音数据库。机器翻译系统可以节省人力，提高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保护军队战士的生命。当年在阿富汗作战的美国军队，在特殊情况下都佩戴了机器翻译器，以应对突发危险（文秋芳，2014a）。近年来，我国在机器翻译领域也取得了长足进步（杜金华等，2013）。例如，2012年6月在英国举办的23国语言同声翻译技术展示会上，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发布了自主研发的汉英互译软件，其中包括笔译和口译，可安装在安卓和iPhone手机平台上。机器口译软件性能改进的空间还很大。一方面缺少大型的双语口语平行语料库，另一方面中文分词和中文口语特点对翻译质量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五）拓展能力

衡量“拓展能力”有两个指标：“影响力”和“发展力”。“影响力”是指国家通用语言在国际交流中的广度与深度。国家通用语言是指在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领域交流的主要语言。以中国为例，普通话和规范汉字是我国通用语言文字，普通话对外一般简称为中文。其影响力主要表现大致包括：①在中国参加的国际组织和由中国组织的国际会议中，中文是否作为工作语言；②有多少国家将中文纳入其国民基础教育体系。文秋芳（2015c）的研究结果表明，中文在联合国系统中的影响力明显不高，在联合国5个主要机关和15个重要的专门机构中只有40%的中文法定地位得到完全确认，在获得法定地位的组织中，中文的法定权利并未得到充分行使。李希、杨洪娟（2013）指出：2010至2012年间在华召开的36次国际学术会议中，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占100%，汉语只占22.22%，英汉同传只有16.67%。根据国家汉办《2017孔子学院年度发展报告》，十多年来累计派出中方院长、教师和志愿者10万人，培养培训各国本土教师30万人次，中外合作研发教材和读物9300多册，不断强化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教学手段应用，全球各类汉语考生达3000多万人次，影响日益广泛^[2]。根据第十三届孔子学院大会上发布的讯息，目前我国已在15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48所孔子学院和1193个中小学孔子学堂，学员总数达187万人。^[3]

“传播力”是指中文创造或推广新知识的能力。目前各高校都鼓励将最新的科研成果用英文在国外发表。在目前的评价体系中，凡是发表在SCI、SSCI、A&HCI来源期刊上的论文分值都远远高于国内顶级中文期刊。同济大学的中科院院士汪品先（2015a）在《文汇报》上刊文就这一问题大声疾呼：“中国科学界的英语化应当走到多远？在科学创新里还有没有汉语的地位？”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的趋势浩浩荡荡，看似无人能够阻挡。然而，从历史上看，世界通用语也不是一成不变。拉丁文曾经是罗马帝国的通用语；法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是世界的“通用语”；汉语在清朝早期之前曾是东亚文化圈的通用语，而英文作为通用语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步形成。语言的兴衰表明国家的强弱，同时语言兴旺也会促进国家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实力的提升，中文创造新知识的能力也应该不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为中文创造和推广新知识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激励政策。例如，我们可以鼓励中国学者用英文和中文同时发表最新的科研成果。从社会科学来说，英文论文的正式发表至少需要2—3年时间，而用中文发表一般花1—2年时间。利用这个时间差就为中文创造新知识提供了一个空间。这样做，既可以避免我国最新的科研成果得不到国际学界的认可，又能让国人首先受益。我们认为，这不属于“重复发表”或者“自我剽窃”（Wen & Gao，2007），原因是中文和英文的语篇思维方式差异明显，写作规范迥然不同，作者必须付出双倍努力。

[1] 本小节部分内容发表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及其评价指标”（作者：文秋芳）。

[2] 源自http：//www.hanban.org/report/2017.pdf（2018年11月10日检索）。

[3] 源自新华社成都2018年12月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