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革命
——激动人心的修辞

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精神领袖小施莱格尔在其《雅典娜神殿》之第216条断片中写道：法国革命、费希特的知识学说以及歌德的《威廉·麦斯特》，形成了那个时代三股巨流。大革命位于潮流之口，潮来天地为之色变。他还补充说：谁要是不满于这种说法，那就无法登高远眺，将人类历史的全景尽收眼底。

1789年法国革命对于往后德国以至整个欧美历史甚至整个世界的精神氛围的酿造，可谓影响深远，力度强大。法国革命与拿破仑战争接踵而至，引爆了受伤的民族情感，催化了浪漫主义思潮，最终奔放为一种形笼四野而气吞八荒的民族主义意志。建基于和平的普遍主义和博爱的文化精神，法国革命曾以“人类历史上第一激动人心的修辞”许诺要扫除人类的痼疾沉疴，但终归背叛了世纪的遗嘱，没有引领人类接近它所许诺的目标。和平的普遍主义，博爱的文化精神，承载着近代欧洲对于进步而信念，以典雅和完美取代了罪恶和救赎，并许诺将人类的伟大福祉牢牢地锚定在理性的地基之上，永不改易，千秋万世永存。康德用理性的冷酷修辞表达出对法国革命的千禧年主义激情。在他看来，人类历史上这么一次改天换地的现象，将永久持驻于人的记忆之中，因为人性本恶而天然向善，其中一定蕴含着一种天赋，一种才能，一种情感结构，一种精神激荡。作为革命之底色的理性精神，就是浪漫主义者虚构的“鼹鼠”——掘开阴沉的厚土，敬拜丽日蓝天。

然而，法国革命引发的是一场浩劫，往者灾犹降，苍生喘未苏。法国革命未曾把人类引领到它所许诺的俗世天堂——理性、和平、和谐、普遍的自由平等、解放以及人类之间的兄弟般友爱，相反却带来了暴力、令人惊骇的世事无常、群氓的非理性行为，以及恃力自傲的个人英雄和弄权作威的伟人。政治，本为城邦生活样法，自此就开始蜕变为城邦暴力集团的权力游戏，藏污纳垢，指鹿为马，虚凤假凰。城邦暴力集团的头领拥权自重，不论他们是善良还是邪恶，他们都成为上帝在世俗世界的代理，统御群氓，恣意改变的历史的进程。于是，世界就被怪兽利维坦玩弄在股掌之间，生命就是受苦，而历史充满了灾异。孔多塞邀请他的读者想象这种历史的灾异：一帮无耻的伪善的家伙攫取中央权力，并在整个国家之内进行地方权力接力，通过恐吓和欺骗，让那些“那些缺乏教化而把自己无条件地交给恐惧幽灵”的民众信任他们，拥戴他们，好让他们“带着自由的面具”去执行“一种效力绝不逊于从前的任何一种专制暴政”。^[1]孔多塞未卜先知，觉察到雅各宾专政已经体现着一种早期的“政治宗教”。两个世纪以后，多种政体一律指向极权主义，而印证了孔多塞的恐怖预感，并昭昭灵灵地显示出苍苍莽莽的命运感，让人惊恐地发现，把个体幸福的关照无条件地交给国家是多么危险！“至今呵壁天无语，终古埋忧地不牢。”这份幽怨，这份惊恐，这份彷徨，起码可以溯源至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及其与革命的内在关联。

然而，或许您仍然不解困惑：革命，刀光剑影；浪漫，吟风诵月。二者有关系吗？即便有关系，那也是一种不靠谱的武断牵连。但我仍然要说，革命和浪漫不仅有关系，而且有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中国20世纪20年代，就有一批作家，作诗文、讲故事、述学理，尝试一种叫作“革命加恋爱”的模式，还取名曰“革命的罗曼蒂克”。这个流行一时的词组，意思是说革命借取浪漫为动力，浪漫以革命为载体，青年男女当经过革命的历练来提升情欲，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将抒情升华到史诗的境界。蒋光慈充满激情地写下了“革命就是艺术”的宣言，鼓励伸张罗曼蒂克的心灵，超出世俗生活的范围，与全体宇宙合二为一。“惟真正的罗曼蒂克才能捉得住革命的心灵，才能在革命中寻出美妙的诗意”^[2]。一时间“革命的罗曼蒂克”风生水起，茅盾、白薇、华汉，就是这类作家之中的佼佼者，其中华汉的《地泉》三部曲还引得论坛风波起，文坛一片狼烟。瞿秋白则揭露“革命的罗曼蒂克”作家的作品之中不太健康的因素，认为他们自欺欺人，虚幻地解决情欲与政治之间的张力，调制出革命与恋爱互相混杂的世界，心甘情愿地让浪漫幽怀蒙蔽惨烈的现实。20世纪60年代，巴黎五月，青年学生奋起反抗专家治国，锋芒直指第三共和国政治体制。他们把宣言写在墙上：“我们越造反，就越想恋爱，越是恋爱，就越想造反！”

20世纪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和菲利普拉库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携手合作，联袂推出《文学之绝对：德国浪漫主义文论》（The Literary Absolute：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in German Romanticism）。在该书前言中，二位明确指出，德国浪漫主义乃是对18世纪末欧洲文化之深重危机的回应。经济崩溃，政治分裂，社会动荡不安，叛乱此起彼伏，将德国拖进了三重危机之中：小资的社会危机、道德危机，以及法国革命引发的政治危机。在这三重危机的笼罩下，诗人诺瓦利斯怀藏千禧年主义的灵知，用诗歌、小说、书信和布道词传递着革命的激情。法国政治革命内化为诗人的浪漫诗学，便有了一场炳于神话与历史的“符号革命”（奥布莱恩语）。自由的火焰，对阴沉的路德精神的哀怨，对古今暴君的仇恨，涌流并且激荡在诺瓦利斯的字里行间。诗人兼政治哲学家，更是宗教思想家，诺瓦利斯善用隐喻与反讽。当他向朋友表白对“新婚之夜”的渴慕之时，其实表达的是一种浪漫化的革命本能。昂首问天，他的“新婚之夜”，对于专制主义和监狱，不啻是一场改天换地的狂欢之夜。给卑贱以崇高，给平常以神秘，给已知以未知的庄严，给有限以无限的表象，浪漫化的本质是诗的酵素，更是革命的激情。浪漫主义者首先关心大是大非，小情小调绝对在于其次，因而他们心系江山社稷，更是情满人间，而绝不会囿于一己小我，患得患失，浅唱低吟。

由上可见，革命与浪漫几乎唇齿相依，彼此怀抱。甚至不妨说，二者互相转化，是为历史之二重变奏。这一点无分古今，莫辨中外。人常说，德国浪漫主义是对启蒙的反动。此言似是而非。若问其究竟，启蒙而革命以至最后浪漫怀古，是灵魂寻求救赎的一般节奏。具体到欧洲18世纪和19世纪历史，革命和浪漫简直就是花开并蒂，共同塑造出“时代精神”。革命未必皆剑气，浪漫未必总箫声。阳刚阴柔，情理辩证，史诗总是伴随着令人迷醉的抒情。

[1] 托多罗夫：《启蒙的精神》，马利红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5页。

[2] 蒋光慈：《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见《蒋光慈文集》第4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68—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