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维柯作为浪漫主义的渊源之一

维柯是公认的18世纪最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众多的思想家对他的《新科学》偏爱有加，推崇备至，利用其中的思想资源，构建包罗万象、涵盖古今的思想观念。鉴于维柯大胆地对文化历史做出了宏大构想，有人称他为马克思的先驱；鉴于维柯预言了文化必定极盛而衰，有人又尊他为保守派的鼻祖。法国革命后，像米什莱（JulesMichelet）之类的历史学家认为，维柯所描绘的历史图景为判断法国革命传统提供了参照系统，《新科学》被当作1830年7月革命的“圣经”；同时，像迈斯特（JosephdeMaistre）之类逆革命潮流而动的思想家，则援引《新科学》警告暴力革命会导致社会蜕变。而在一个世纪之后，社会理论家索雷尔（GeorgesSorel）在《新科学》所投射的灵知光影下继续建构“社会神话”，并试图为正在走向没落的现代文化寻找一种历史方向感。但是，作为人类精神历史上一名开山者和“诗性智慧”的辩护士，维柯最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维柯的诗性智慧和历史循环论甚至还在文学现代主义运动中遥遥回荡。^[1]

德国古典学家维拉莫维茨（Ulrich von Wilamovitz-Moellendorff）敏锐地观察到，“维柯在许多方面都预示着赫尔德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浪漫主义运动强调了个体向群体转变的重要性，强调从有意识创造到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进化之转变的重要性，强调从文化的最高成就到文化卑微起源转变的重要性，由于维柯第一次适当地理解了宗教与神话而成为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者。”^[2]德国哲学家布鲁门伯格断言：

浪漫主义反对启蒙哲学，自赫尔德和维柯以降，同时还有一种假设，那就是人类早期世界乃是儿童一般天真的诗化世界。浪漫主义的立场和假设并不一定呈现为一部衰落的历史，一部始于黄金时代、通过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等一系列衰落阶段的历史，但它却不可避免地发展为这样一个主题——为了复活以及更新那些因为衰败而尘封在历史深处的早期时代的成就，至少就必须具有伟大的谋略、巨大的努力以及精深的技艺。在浪漫主义的历史行程中，这一直必须延续到原始的诗歌成为原始的启示、原始的启示必将被复活的时刻。^[3]

浪漫主义的神话既是一种“理性的神话”，又是一种感性的宗教。它代表着一种更高的精神，旨在“使理念变得富有审美性”“使神话变得富有哲理”，从而在人间建立一种新宗教，这种宗教必将成为最后、最伟大的人性杰作。^[4]这是谢林、荷尔德林、黑格尔联合制订的《德国唯心主义的最早纲领》之中所构想的人类精神至境，也就是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宣言。这篇大约落墨于1796年左右的重要文献，同小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1800年的《关于神话的谈话》一起，“不仅铸造了浪漫主义神话境界，而且还把神话概念从敌对于启蒙的历史衰落趋势中解放出来了”^[5]。正如卡西尔所说，维柯“历史哲学”的真正贡献，并不在于他有关历史过程及其个别阶段的韵律性之具体主张，而在于他率先提出了“人类自我创造”“民族自我创建”的主题，“人类只于他所创造的领域之中有所了解……只能于精神的世界中自我实现”^[6]。人类最初的原创获动，不是别的，正是凭借想象展开了诗性的创造。在浪漫主义那里，诗性的创造乃是融合了神意与人文的“文化”（Bildung）。^[7]“文化”就是教化，或者“人文化成”就是人性的审美建构和历史的诗性创造。小施莱格尔说，“文化，或者教化，为善之至境，为众价之尊”^[8]，这就把“人文化成”提升为人类活动的终极目标和完美目标，从而持存着维柯《新科学》所预设的“永恒的理想的历史”范型。

维柯关于诗性创造的观点，激发了浪漫主义对于想象的狂热崇拜。异教初民创建世界，所凭借的不是逻辑推理，而是想象的共相，因而维柯断言：伟大的诗人诞生的摇篮不是深沉的逻辑思想，而是想象的蛮荒世界。艺术应该摆脱理智、知识的理性限制而获取自由，在直觉的想象活动中获取巨大的生命力，这同样也是浪漫主义者的追求。华兹华斯用他的长诗《序曲》描绘了诗人想象力发展的历史，柯勒律治在他的《文学生涯》里强调“想象力”就是“塑造形象的能力”，雪莱在他的《为诗一辩》中把想象定义为综合的原则，将诗歌定义为“想象力的表现”，断定诗人的最高境界是与“永恒、无限和万物本身相融合”。K.D.索普在评价济慈的诗学精神时，如此总结关于“创造性想象力”的陈述：“一种洞察、调和以及结合的力量抓住旧有的东西，透过其表面，解放沉睡在那里的真理，经过重新组织，又化作一个重新创造的、披着华丽盛装和充满艺术力和美的大千世界。”^[9]

历史的深层是诗意，历史的进程与复归同一，这两个观念构成了维柯历史观的内涵，而这种内涵也再现在浪漫主义的历史意识之中。在浪漫主义诗人那里，世俗的历史与救恩的历史紧密关联，时间中的事件模仿神圣的秩序，正如在维柯那里诗人立法呈现了神圣意志，神圣意志授意诗人立法。荷尔德林在翻译索福克勒斯的悲剧时发现，旷古时代的时间是“闲暇的时间”，而堕落后的时间则是“分裂的时间”。在分裂的时间因思念家园而憔悴的诗人，踏着悲剧的节奏还乡，就是渴望与“神圣的时间”融为一体。丧失了青春温柔而忧郁寡欢的希腊流亡者许佩里翁，在写给贝拉明的信中表示，他要在“荷马的出生地，采集祭奠的鲜花，抛洒到神圣的流水中”，体验与万有合一的心旷神怡的时刻。^[10]不难看出，在浪漫主义诗人心中，历史乃是诗人为一个民族创建的家园，历史的本质是诗意、想象、激情和生命。同时，历史进程是“远游”与“复归”的同一：相对于神圣意志主宰下的闲暇时间，世俗意志所造成的分裂时间是远游，但人类的创造必然朝着神圣时间的复归，恰如音乐的变奏相对于主调是远游，但不断回复到主调又是复归。人生如逆旅，安处是吾乡。但浪漫诗人无时不在为家园憔悴，似乎此生此世的生活都无非是为彼岸彼土的神圣做准备，而对彼岸彼土的神圣的瞩望便给予诗人以永不枯竭的创造动力。浪漫的历史观即期待神圣的历史观，隔着一个多世纪而回荡着维柯永恒的理想的历史意识。

综上所述，浪漫主义的新神话、想象观和历史观，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承继着维柯的诗性智慧学说。而从浪漫主义开始，贵族时代的古典主义随着歌德的《浮士德》而渐渐黯淡，一种朝向内在的文学呈现出人类灵魂的深度，一种同民主时代相联系的文学在历史中登堂入室，诗人们带着异教的灵知，以神话的方式呼唤生活变革。^[11]于是，19世纪到20世纪，一场个人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持久战争就波澜壮阔地展开了。这已经应验了维柯关于“混乱时代”的预言。

[1]比如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就根据维柯的历史循环论作为其小说《芬尼根的守灵夜》的结构原则。小说开头的一句话是：
Riverrun，past Eve and Adam’s，from swerve of shore to bend of bay，brings us by a commodius vicus of recirculation back to Howth Castle and Environs.（Finnegans Wake，New York：Viking Press，1964，p.1）
从字面上勉强翻译过来，就是：河水流淌，流过夏娃和亚当的教堂，从突兀而出的河岸进入深陷的海湾，沿着宽阔的维柯环形大道，引领我们回归于霍斯城堡和邻近的一带地区。
其中“vicus of recirculation”直接暗示了维柯的历史循环理论，整个句子又显示了循环意识，利菲河流过教堂、流过河岸与海湾、经过环形大道，然后回归于城堡附近，隐约暗示着“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时代，以及向异教时代的回归。学者Clive Hart还描绘了《芬尼根的守灵》的结构图表，发现这部小说在结构上呈现为一种“3+1”的重复结构，暗示三个时代及其回归。乔伊斯以当代都柏林酒馆老板Earwicker一家的故事为框架，建构了一个具有高度普遍性而又循环往复的人类时空模式。参见Clive Hart，Structure and Motif in Finnegans Wake，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2，p.17ff.中国学者戴从容在其专著《自由之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里也注意到了维柯与乔伊斯的关系，尤其是“迷宫中的小宇宙”一章，集中研究了这部小说的循环结构。

[2] 维拉莫维茨：《古典学的历史》，陈恒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31页。

[3]Hans Blumenberg，Arbeit am Mythos，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1979，z.70.

[4] 参见《荷尔德林文集》，戴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81—283页。

[5]Hans Blumenberg，Arbeit am Mythos，z.70.

[6] 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关子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5页。

[7] Christa Davis Acampora在《尼采与荷马竞赛》一文中指出，“Bildung是一个比喻性的词汇，曾被用来描述朝向与上帝合一、变成完全整体的目标的进步。这是一个追求完善的过程，一种超越冲突和混乱、超越生命的各种脆弱性的活动。德国浪漫派利用和调整这一用语，将其用于世俗的目的，Bildung开始具有‘形成、教育、构成、养成、文化、人格发展、学习、知识、良好教养、文雅’等等含义，以及其他更多含义。”Acampora举例说，诺瓦利斯的小说《海茵利希·冯·奥夫特丁根》中指出，“Bildung是一种通向高涨的创造性力量，这种创造性力量反过来又等同于所有存在的根本原则。”见刘小枫选编：《尼采与古典传统续编》，田立年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5页。

[8]Frederich G.Beiser，The Romantic Imperative：The Concept of Early German Romanticism，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England，2003，pp.88-105.

[9] 参见R. 韦勒克：《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概念》，见《批评的概念》，张金言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

[10] 荷尔德林：《许佩里翁》，参见《荷尔德林文集》，第18页。

[11] 参见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该书用维柯的历史学说将欧美文学历史分为“贵族时代”“民主时代”和“混乱时代”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但丁、莎士比亚为代表，终结于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二阶段以华兹华斯为开端，以狄更斯、托尔斯泰为代表；第三阶段以弗洛伊德为开端，代表人物有乔伊斯、普鲁斯特、贝克特、博尔赫斯等。笔者引用的观点，参见该书第9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