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中心论点和方法
有鉴于此，本书的出发点是理论导向的，采取的方法是实证的和开放的。所谓开放的，是指除了本书引用的经验证据之外，还欢迎读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经验证据对本书提出的国富国穷的理论假说进行证实或证伪的检验。换句话说，这里提供的是一个对众多杂乱现象进行排序的开放平台！考虑到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认知的局限性和意识形态的偏见，以及个人经验很容易产生误导，因此开诚布公，把规则和口径说明，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就变得尤其重要。这样做的益处是：一方面可以缩小人们在研究时主观、随意、武断、误导或作弊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大家就各国的经验证据在同一个参照系数的框架内进行系统的比较、独立的探讨，然后再反思、提出新的问题，再比较、探讨，去伪存真。
大胆假说，系统证伪，此乃科学知识发展所应遵循的法则。用量子物理学理论之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的话说，“科学知识的发展，是随着一个个葬礼的举行而发展的”。显然，普朗克关于葬礼的比喻强调了证伪机制对于科学理论建设的必要性。人类在澳大利亚发现黑天鹅以前以为天鹅都是白的。其实社会科学也是如此。社会科学要发展，我们必须超越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对感受的宣泄，跳出循环论证的陷阱，使问题的探讨上升到可证伪的理论的高度，并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用全人类的经验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对人类事物发展的规律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在国际学术界提高自己的声音；只有这样，我们的大学才能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英语单词“university”本身就隐含了宇宙的视野。
作为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国富之道》试图探寻一个普适的核心逻辑。其实，这种诉求早就体现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即为人们看得见的、复杂多变的经验世界。但是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类似，老子认为万物的具象后面往往都有看不见的、有待于人们去发现的简单规律，即他所谓的“道可道，非常道”的“道”。用我们的话说就是核心逻辑。当然，由逻辑演绎推出的假说还必须回到经验世界中接受证实或证伪的检验。相应的，本书的大部分章节进行的可谓是“一项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它反映了这种社会科学治学有效性的理念。顺便提一下，从认识论角度说，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创新！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是目前国际社会科学学术界发展的趋势所在。它的好处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观察、整理和判断浩瀚的经验数据时，不容易被短视或破碎的经验所蒙蔽。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尤其强调理论导向的重要性。为避免个人感官的局限性和个人经验的片面性，他的忠告是：“理论决定了我们能看到什么！”的确，1945年7月16日人类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只是事后（ex post）证实了量子物理事先（ex ante）关于中子撞击原子引发连锁反应理论推导的正确性。
什么是本书的中心命题？尽管本书的内容涉及哲学、宗教、科学、统计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历史等多种学科的知识和视野，而且用来检验理论假说所引用的经验证据跨越古今中外，但是本书的中心命题（或理论假说）却十分简单，即一个国家财富的多少是两组制度安排完善度的函数。这两组制度安排，一个是纵向、垂直的制度，我们一般称为政府；另一个是横向、平行的制度，我们一般称为市场。必须指出，“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即理性的（或至少是有限理性）、效用最大化的个人，不管是官员、企业家、员工还是消费者——是两组制度安排后面一以贯之的微观基础。理论的推理和演绎从这个基础出发，它同时也构成理论假说证伪机制所必需的最基本的要素。作为微观基础各种形式上的延伸，它包括基于理性逻辑所设置的纵向和横向制度方面的基本特征，如非人格化的考试、权力和利益的制衡、超于自然人的公司法人及其治理、反垄断、人格化的激励（如鼓励发明和创新的专利）等等。
相应的，本书将制度作为均衡现象加以研究；把制度的动态变迁作为历史过程加以诠释。制度是共同作用于行为秩序的社会因素糅合在一起的一个系统工程的结果或过程中的局部均衡。可以想象，在一定时期内，制度可以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中保持稳定，也可以在外部环境没有变化时发生变迁。强调微观基础，决定了我们关注的重点是稳定的产权、充分的信任和有效的激励。要理解和解释一个过去的制度为什么以及如何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向和速度，关键是要认识到制度的组成部分具有个人理性和社会规范理性的双重属性。在某个时空点上，这种双重属性的不对称性会决定交易时空的大小以及交易成本的高低，由此会影响效率的高低，所体现的表象是财富的寡众。减少这种不对称性，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对制度改革者来说，就是从制度的一个较低的均衡朝向一个较高的均衡的过渡。从人类认知以及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个过程是全球的，不分东方或西方，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这里所体现的“探索性”而非“结论性”反映了人类科学知识边疆最前沿的不确定性。在那里，量子力学并没有跟随爱因斯坦的决定论，而是遵循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1]
从客体上讲，制约和影响人（主体）行为的无非是两个外部环境，一个是自然环境，另一个是宽泛意义的制度环境。对于自然环境，严格地说，如果自然后面有规律的话，我们人类能做的只是发现（discover）而不是发明（invent）自然规律。人毕竟不是上帝。但是制度环境确实是人类自己发明的，是主体的人按照自己的思想搭建和形成的，它的好坏反过来又会影响人的效率，包括发现自然规律的效率。
考虑到人的社会性，人类制度发展的秘诀在于在变化中保持秩序，在秩序中寻求变化和创新。无疑，这个过程 ——也是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 ——必须是历史的和社会的。这不仅是因为“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更是因为科学思想和知识的产生与传播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事业。前进意味着打破均衡，打破均衡意味着“合情”和“合理”之间的张力。在任何国度中，减少和克服这些张力需要政治、社会和知识精英的智慧、愿景、勇气、谋略和艺术。
理论讲究逻辑的内洽和表述的简洁，我把由此推出的解释国富国穷的理论假说戏称为BMW的逻辑，即W（Wealth，财富）=B（Bureaucracy，政府）×M（Market，市场）。考虑到制度演绎的历史性，加上时间t, 简约为：Wt=f(B,M)t。
与该逻辑相一致，从全球范围来看，决定国富国穷的因素主要是制度性的，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以及这三个方面之间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1）在纵向制度的维度上，逐步建立和完善人才导向、以法治为基础的权力和利益合理制衡的、旨在支持市场的政治制度；（2）在横向制度的维度上，逐步建立和完善以良好激励和保护产权（包括知识产权）为基础并与世界经济连接的市场制度；（3）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充分运用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就劳动力而言，提高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运用，加强企业的自生能力，这里隐含着从技术和制度学习到技术和制度创新的努力，即与经济学关于“内生增长模型”（endogenous growth model）所隐含的逻辑一致。正如江泽民所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就像其他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一样，该中心命题是否能经得起考验，挑战并不是来自各人谈各人的主观感受，而是必须回到全人类的经验世界中去系统地接受证实或证伪的检验。在此，有必要提醒一下人文和科学的不同视角。例如，对于日出的魅力或价值，一般人是很难达成一致意见的。对科学家而言，他关心的是气温、湿度、云层、位置、大气污染等情况，而所有这些是可以检验的、用数字衡量的，并可以重复的。但是瑰丽、庄严、神秘这些我们在看日出时的感受并不在科学家的字典里，虽然它们是人文主义难得的素材。
对于本书中心命题来说，我要求读者以冷静、耐心、审慎和客观的态度，跟我们一起回到人类历史盛衰更迭、沧桑变迁的恒久中，一步一步系统地回顾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用人均效率来衡量业绩，仔细地去看看哪些国家跑在前面了，在提速导致领先的过程中，那些国家在建构和改进国家治理方面又做了些什么，系统地判断一下经验证据是否与上述三个方面的制度要素相关联；与此同时，再仔细地看看哪些国家开始追赶了，哪些国家继续落伍，并相对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制度要素，审视一下那些国家当时又做了些什么，哪些没做，或是做得还不够好。自始至终，我们必须有序地审视等号的左右两边，简单的数学公式可以表现为Yt =f（Xt），看看左边的业绩，再看看右边的努力，然后，再探讨一下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即便不能精确地量化估计因果变量之间的关系，也确实提供了一把尺子，使我们的思路有纪律。德国哲学大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指出，人的思想是要从一堆凌乱的感官数据中流入有条理的思维系统，即在变动的感受中加上结构。思维好像是屋中摆好的家具，需要房客的适应。这些家具其中之一是数学，它提供思维用来形成、塑造和整理经历的轮廓。
值得警惕的是，不系统探讨因果关系而只探讨单一变量，不符合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最基本的准绳，它往往会把人们带入误区。正如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所言：“真理的最大敌人往往并不是故意编造的谎言，而是长期流传的似是而非的神话。”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现代化。何谓现代化？其实在人类历史上，现代化首先是人的思想的现代化，在此基础上人们开始了企业、社会乃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征程，持续地朝着效率、正义、自由的方向迈进。如果我们相信制度是因，技术是果，那么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以上这些制度安排和演绎后面所隐含的因果逻辑的总和构成了人类现代文明和现代化的本质内涵，只有东西互动、没有东西之分，它给已经具备这些特征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包括有关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反之，则意味着经济的落后。这不仅体现在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比较，还体现在东方国家与东方国家之间的比较，或西方国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比较。
在西方，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当然，塑造现代文明的过程是漫长的，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大量东方文明的要素。因此，我不赞成常规思路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人为分离和对立起来的视角。敏锐的目光是众多杰出艺术家的特征之一。在此，我们不妨分享一下中国著名艺术教育家、绘画大师吴冠中先生对世界的观察。他在《永远新生》一文中写道：“现代中国人同古代中国人有距离，现代中国人同现代外国人也有距离，但哪种距离更遥远？须根据不同情况具体分析，但肯定一点：现代中国人同外国人之间的距离将愈来愈缩小，感情的传染愈来愈迅速。同是今日地球人，地球又愈来愈缩小，彼此间的交往日益亲密，相互的了解也逐步深入了。”
历史显示，东西方之间的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从开辟了交通道路，特别是“地理大发现”后，这种互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自然或人为的隔离都无一例外地导致了落后。例如，联合国《2003年阿拉伯人类发展报告》中明确指出，对新观点缺乏开放性是制约该地区进步的一个主要原因。南非首位黑人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说得更直白：“贫困同奴隶制、种族隔离一样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导致的。人类能够采取行动，克服并消灭这些现象。”
这不是意识形态的判断，而是全人类历史经验数据所示，隐含着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其成败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努力，而且离不开国内环境和与国际的互动。遗传学的原理也告诉我们，生物的性状是自身遗传因素和外部环境共同导致的。
自然资源极其缺乏的日本能跻身于世界最富裕的经济大国之列，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日本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能扭转孤立主义的政策，坚持学习和吸收全世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这种学习过程并不必与保持传统的精华相左，更不必对传统拦腰砍一刀。历史上，中国从印度那里拥抱佛教，并没有导致中国文化的“印度化”；类似地，日本曾大规模地学习中国，也没有使日本文化“中国化”。事实是，日本一方面始终盯着跑在最前面的国家，同时也保留了自己文化的精华。哈佛大学教授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 Jr.，1918—2007）在《规模与范围》（Scale and Scope）一书中指出，制度设计和组织能力是企业和一国经济持续保持竞争优势的源泉，它不仅给企业提供成长的动力源泉，而且还在国际竞争中提供导致国民经济兴起和衰落的动力源泉。
说到此，我想到了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的一段话。韦尔奇先生曾担任美国通用电气（GE）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在他执掌通用电气的19年中，公司一路快跑，并连续3年在美国《财富》杂志“全美最受推崇公司”评选中名列榜首。虽然他说的是企业，而不是在国家层面，但他的话对我们一样具有启发。他说：“我们很快发现，公司成为一个开放的不断学习的组织是至关重要的。最终的竞争优势在于一个企业的学习能力，以及将其迅速转化为行动的能力。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学习——比如向伟大的科学家、杰出的管理案例，以及出色的市场技巧学习。但必须迅速地吸收所学到的新知识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韦尔奇之所以被誉为“世界第一CEO”和“企业改革大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具有一种非凡的远见，即对没有坏的东西早别人一步进行修理。此所谓：“愚者谙于成事，智者察于未萌。”
让我们回顾历史，放眼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在细节和路径的选择上各有不同（这是战略或战术的问题，它必须根据自身在一定时空中所面临的条件而设置），这里涉及所谓“道路”的问题，更具形而下的多样性。但是在基本特征发展的方向上，逻辑大体是一致的，体现了同质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即中国哲学家老子所说的“道”，更具形而上的同一性。
《易·系辞》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是中国思想对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精辟之见，高度概括，启迪来人。在国富国穷马拉松式的赛跑中，在不同的阶段，跑得慢的不应过多地沉溺于自己，多向跑得快的看齐也是很自然的事，不然就会被淘汰出局。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就写道：“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也是奥运会精神给各国的启示。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我们必须“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马克·凯利（Mark E. Kelly）是美国“发现者”号航天飞机的机长。2004年我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办的“美中杰出青年论坛”（Young Leaders Forum）上与他相识。当时我问马克：“从外空看世界有何感受？”他说：“人一般都短视，在世俗纷争时，往往看不见；其实从外空看地球，地球的保护膜是一层薄薄的、脆弱的臭氧，这是人类共同的防线。”的确，高度决定视野。正如张謇所说：“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的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张謇是中国末代状元，他风骨崚峥，才气横溢，不喜钻营，不附权贵，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他提倡“父实业、母教育”的主张，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和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富国也不是一夜造就的。“圣人畏因，凡人畏果。”这是佛家始祖释迦牟尼的话。对于立志要改变现状、脱贫致富的国家而言，一个更有效的视角是把文化看做制度安排的结果。这是因为，从短期或中期而言，人们能着手搭建的是制度安排而不是文化。正如哈佛大学商学院约翰·科特（John P.Kotter）教授在其著名的《以变求生》（Leading Change）一书中指出的：“文化不是先到，而是后来的，即发生在新方法的实施以及新制度安排的后面。”无独有偶，这种因果关系视角与中国科学院现代化研究中心最近出版的《2009年中国现代化报告——文化现代化研究》相一致。该报告认为，文化是影响和解释人类生活方式的知识、制度和观念的复合体，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和体现；如果用数学语言表达，文化是知识、制度和观念的函数；知识、制度和观念是文化的要素。
我的理解是，作为对真、善、美的“追求”，文化自然包括“应然”世界，或叫规范的价值（normative values），但是规范的价值必须通过制度安排才能超越自己变为“实然”世界（empirical reality），从而得以“体现”，不然，将会有落成空话的危险。换言之，社会的进步体现为不断地把“应然”变为“实然”，而使“应然”变为“实然”的最有效的机制是基于微观基础的制度安排。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既然制度是规范人类行为互动的结构，包括规章、程序、伦理道德和习俗；我们也要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它。从动态看，制度也要创新，因为在任何一个静态的时空上，它具有限制个体选择和社会交往的倾向，使思想、商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受到影响。促进社会交流才能提高效率，从而促进财富的增长。作为纵向垂直的制度安排，政府部门意味着权力，而权力会增加寻租的风险，因此，它的设置尤其值得警惕。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 John Emerich Edwards Dalberg-Acton）在其《自由和权力》（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中所言：“自由的本义：自我驾驭。自由的反面：驾驭他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不论相信还是不相信，阿克顿勋爵的命题已被全世界各国的经验所证实。对这一点不必再有争议，剩下来对各国的挑战是，设置什么样的权力制衡的体制来更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著名废奴主义领袖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提醒人们：“利益能给人们的眼睛蒙上一层厚厚的膜，即使双目失明也是如此。”
此时，我也想到了马克思强调理性的一段话。他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类似，蜜蜂筑蜂窝的本领使人间的很多建筑师感到惭愧。然而，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有比最灵巧的蜜蜂更高明的地方。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的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
毋庸置疑，人类成功的实践，是在理性思维的指导下进行的。人类，只有人类才能创造自己想要的环境，或把它称为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