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对就业增长的影响
——基于产业层面的实证研究
一、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始终保持着持续的增长态势,但社会总的就业水平并没有随之而有显著增加。经初步核算,2014年我国GDP增速为7.4%,而国家统计局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2014年的失业率约为5.1%,由此可看出我国出现了所谓的“无就业增长”(jobless growth),即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不一致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改革措施,经济领域的改革成为重点,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成为重中之重。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的下岗职工和冗员分流等社会问题导致国内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由此引发的就业不足问题成为全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在推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同时,如何促进就业稳定增长,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黄文玲、姚洋,2007)。
对于高增长、低就业的社会现实,经济学家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主流观点认为高增长、低就业与中国的经济模式有关,这种增长模式以高储蓄条件下的投资推动经济增长为主要特征,而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较少。目前对我国经济这种高增长、低就业现象与“民工荒”“技工荒”并存问题的研究中,姚先国等人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们采用2003年全国制造业微观调查数据来考察我国制造业企业是否存在着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型特征,运用成本函数法和生产函数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认为我国制造业企业中的技术进步显著有利于促进就业增加,但是这种增加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技能偏向特征,相对于社会总体劳动者而言,企业对高技能型劳动者的需求更为旺盛,因为其就业相对于低技能型劳动者更容易,所以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型特征在我国客观存在;虽然技术进步对于高技能型劳动者的需求更为旺盛,但是技术进步的外延式规模扩张也会增加对于技能相对较低的劳动者的需求。其研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我国现阶段“民工荒”与“技工荒”同时存在的现象。姚战琪、夏杰长(2005)基于2000—2002年省际截面数据研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源于投资增长,对就业增长起主要作用的因素依次为实际工资增长、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其余因素无明显促进作用,技术进步使资本与劳动需求之间的替代作用更加明显从而导致就业减少。冉光和等(2007)基于1952—2004年数据构建AK模型,结合协整检验和Grainger检验等方法研究认为,行业技术进步不仅不能有效促进劳动供需协调率提高,反而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在区分了整体和阶段性分别考察后仍然成立;与此相反,行业平均工资水平、资本投入却有力地促进了劳动供需协调率的提高,因此在这些年,“就业替代”效应确实是显著存在的。
关于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熊彼特(1934)较早就提出了“创新是一种创造性毁灭”,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新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构成的 ‘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因此技术进步的波浪式发展导致出现了经济周期,从而使周期性失业客观存在。Pissarides(1990)、Aghion和Howitt(1994)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发展成搜寻模型和就业匹配理论,内生化了技术进步对就业的破坏作用,从而建立了失业—增长模型。Deaton和Nolan(1983)运用马林沃德模型系统分析和研究了企业技术进步与社会整体就业之间的关系,经过大量计量模型与实证研究证明,技术进步虽然有利于促进社会部分企业增加就业人数,尤其是对于技术人才需求较高的行业或者企业,但是对于全社会而言,技术进步的结果恰恰导致了失业人数上升,即技术进步存在着显著的就业破坏效应。Brouwer等(1993)实证研究发现,企业为了获取巨额利润和在产品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必然加快企业技术升级速度和提高新产品研发投入份额。随着企业产品研发经费投入的增加,该企业内部就业增长率要显著高于同期社会平均就业增长率;但是,虽然企业内部就业增长率高于社会平均就业增长率,企业内部研发投入强度的增长也会对就业产生轻微的负面影响,同样存在着技术进步对就业的破坏作用。
另一些研究则分析了技术创新对就业的补偿效应。Vivarelli和Petit(1995)提出了六种机制,如价格效应补偿机制、投资效应补偿机制及工资效应补偿机制等。Reenen(1997)采用1977—1982年英国制造行业598家企业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对于就业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技术创新对于就业增长具有时间滞后效应;他还区分了产品创新与过程创新对于就业的影响,最后认为产品创新比过程创新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大。Chin-Hai Yang和Chun-Hung A. LIN(2007)运用中国台湾地区1999—2003年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用企业研发密度(R&D支出/主营业务收入)衡量的技术创新同样对于就业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品创新与过程创新都促进了就业的增加;但是过程创新对于高研发密度和中低研发密度行业的影响程度不同,过程创新倾向于扩大高研发密度企业的产出水平以及促进就业。因此他们认为,技术进步是非中性的,技术进步更有利于促进技能偏向型人员的就业。Greenhalgh等(2001)采用英国企业1987—1994年的面板数据来分析科技活动(企业研发、专利数量、商标代理)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表明,企业研发和专利都能够带来显著的就业增长。Alonso-Borrego和Collado(2002)研究了技术创新对于创造就业机会和就业破坏在西班牙生产中的影响,他们确定创新型企业比非创新型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技术创新努力的程度对创造净就业有更明显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技术进步对就业增长的影响是非常微妙和复杂的,仅从技术角度或就业角度很难得出客观结论,研究中需要结合技术本身的特点、了解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来考察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所以本章将利用2002—2010年我国制造业中3位码行业平衡面板数据针对技术进步、资本积累情况详细分析其对就业增长的影响,进而为促进我国就业提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