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磨炼

四、三年困难时期的考验

1960年，我被调到蒋华公社任会计辅导员，那正是人民公社化初期，以“大跃进”为主要印记的“三面红旗”运动席卷整个中国。为了适应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要求，广大农民被迫放弃了世代相传的以家庭为单元的生活方式，携家带口走进了生产队为他们兴办的“公共食堂”。

时任蒋华公社书记马志德，现已94岁，离休在家。他在革命时期出生入死，在建设时期领导有方，对党无比忠诚、对人民非常负责；经常带领我们深入基层调查情况，晚上还要一起商量工作。马书记以身作则、平易近人的作风，不畏艰难、忘我工作的精神，不计得失、先人后己的品格；还有时任财务科长葛邦儒（原是我前任会计辅导员），不厌其烦地教我业务知识，令我至今难以忘怀。那时我和李盛华同志已是同事，被同时安排在蒋华东街食堂吃饭，盛华比我小一岁，担任文书，我担任会计辅导员。

有的生产队当时在所谓“吃饭不要钱，幸福万万年”口号蛊惑下，放开肚皮吃饭，粮草积存日渐减少，时间不长，部分生产队食堂已经难以为继。公社食堂条件当然比生产队食堂好得多，一日三餐还算正常。即便如此，像我们一般大的正在长身体的年轻人，也时常饿着肚皮跑东跑西。有一天晚上，见我饥饿难耐，李盛华同志便跑去食堂找吃的，在一个窗台上找来了一包“金枣”，两人饥不择食，狼吞虎咽。谁知那“金枣”是蒋华公社经费会计张书德从粮管所拿来的老鼠药。幸亏我们吃得不多，加上那时的鼠药也没现在厉害，否则那一天我们就要因为“偷吃”而献身了。

吃食堂初期，人们对灾荒可以说完全没有物质和心理准备。接踵而至的三年困难时期考验着每一个中国人，所谓的“大食堂”也解散了，一般生产队半个月发一次粮食，差的地方人均口粮一天不足半斤。那时人们的最大愿望就是一日三餐能吃饱肚子！

1963年2月组建蒋华区公所，我和李盛华同志一起到蒋华区公所担任会计辅导员。蒋华区公所当时管辖蒋华、七圩、新市、张桥等25个小公社。区委书记徐荣成时年40多岁，2017年93岁去世。他是一位身先士卒的革命者，更是一位战天斗地的建设者，既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又有多年的建设实践，我一直视他为忠厚仁慈的长者。耳濡目染，正是在他的熏陶下，我一步一步地成长起来。

我依旧还是在东街食堂就餐。此时，农村状况稍有改善，食物奇缺的景象有了一些改观，但饥饿仍然威胁着所有的人。尽管如此，我总感觉自己还是幸运的，那时每月工资25.5元、粮票27斤、油票1斤。可在家的奶奶、母亲和妻子的生活就过得十分艰苦，常常有食不果腹的危机。特别是妻子曹冬英已经怀上了第一个孩子（倪红卫）她营养不足，成了我最为担心的事儿。每逢吃饭的时候，我心里总惦记着他们，别人吃饭我喝粥，别人喝两碗我总要少喝一点，每月省下10块钱、五六斤粮、半斤油，让他们能够救救急。可他们也舍不得吃、舍不得用，总要等我回来一起“享用”，有时还要接济亲朋好友。

三年困难时期，持续性的干旱威胁全国，特大台风多次光顾江浙一带，苏联“老大哥”撤走专家，但人们“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天灾人祸”，同时也更加坚定了大家“人定胜天”的信心和“战天斗地”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