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研究的背景、意义、方法及逻辑结构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1．研究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大规模的持续增长，GDP总值从1980年的3065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54742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后，我国GDP总值一路高歌猛进，2014年达到90386.6亿美元，速度之快、势头之强劲，令世界瞩目。

然而，伴随着社会总财富的急剧增长，我国的贫富差距也以超乎寻常的速度不断扩大，成为困扰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瓶颈。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公布的数据，2003—2012年的10年里，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持续处于0.47～0.49的高位，其中尤以城乡居民贫富差距为甚。根据《城乡一体化蓝皮书：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报告》（2011），在1980—2010年的30年里，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比值，从1980年的2.5倍上升到2010年的3.23倍，其间只有少数几年反复，绝大多数年份城乡收入差距都在不断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已达到国际公认的结构失衡程度。(11)与全国情况相比，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处边远、经济落后、城乡二元结构显著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大。2011年，民族八省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平均为3.42（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高于全国3.13和东部十省2.54的平均水平。而且，“西部大开发”以来经济增长迅猛的内蒙古和广西两个自治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出现了整体扩大的趋势，分别从1999年的2.38和2.74扩大到2011年的3.07和3.60。这表明，包括农村居民、边远地区居民和普通劳动者在内的低收入弱势群体，未能与社会富裕阶层一道，公平而充分地分享到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机会和利益。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只要实现经济增长，贫困问题就会自然消失，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关系遵循库兹涅茨假说，即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先不断扩大再逐渐收敛，呈倒“U”形曲线走势。然而，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的实践，并没能自动带来这种期待中的变化。这种与库兹涅茨假说相悖的现象，在欧美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普遍存在。根据《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研究，从欧洲、美国的情况来看，确实存在一个较为普遍的趋势，就是上层阶层财富的增长速度要快于中产阶级，并且他认为这将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威胁。(12)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很多，但资本是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诱因。“资本作为财富创造的原动力，让当今的人类社会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财富高度，但其不断扩张，增值逐利的本性却如同一个紧箍的魔咒，挥之不去，带来了许多社会矛盾、全球性问题和生态灾难。”(13)我国的社会制度与欧美国家不同，但作为转型国家，同样面临资本要素分配不平等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究其缘由，一是资本作为我国经济增长中的稀缺要素，在与劳动结合推动经济增长的长期过程中，分享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二是金融资产配置普遍存在“财富门槛”，收入低、家庭财产积累有限的贫困和低收入群体，由于难以跨越这一门槛而不得不经常地被排斥在金融市场和金融性资产交易市场之外，而市场参与者往往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一个典型例证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分配明显地向拥有较多家庭资产，有机会、有条件使用信贷资金的城市居民和富裕家庭等“富人”倾斜。三是资本的累积效应会不断强化金融资产、实物资产和人力资本等资产所有权分配的不平等，导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这样一来，初始财富不同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趋于扩大也就难以避免。

可见，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背后，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市场化以来金融资产、实物资产所有权分配的不平等和高度集中。城市居民相对于农村居民，富裕阶层相对于穷人阶层，占有了全社会大部分的资产所有权。以金融资产的配置为例，根据银监会2007年7月公布的数据，全国县及县以下农村地区的人均贷款额在5500元左右，而城市的人均贷款额则近4万元，农村与城市人均贷款额相差近8倍。(14)所以，要缩小贫富差距，实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发展目标，就必须重视资产所有权分配结构的优化调整，通过资产所有权的渐进式再分配来修正收入分配结构。(15)具体到金融资产所有权的优化调整，就是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构建普惠金融体系，使包括农村居民、边远地区居民、小微企业在内的低收入弱势群体能以合理的价格，获得所需的信贷资金支持以及储蓄、保险、转账结算等其他基本金融服务。

在我国，“三农”的弱势性和以城市为导向的传统金融制度安排，使得资本要素或金融资源的配置长期偏向城市，“三农”发展面临资金外流、网点缺乏、金融服务覆盖面不足的严重制约。这种状况在经济落后、金融运行环境恶劣的西部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21世纪以来，在国家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系列政策的推动下，西部民族地区的农村金融相较过去长期停滞的局面已经有了突破性的变化和发展，“三农”融资困境已经有所缓解，但离普惠金融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农村金融体系依然难以满足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需要，尤其是难以为边远地区和贫困、低收入群体提供全方位、有针对性的金融支持，迫切需要挖掘、整合和利用城乡统筹、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创造的金融资源和积极因素，创新农村金融组织、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提升农村金融普惠水平，并以此降低贫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2．研究意义

关注社会大众整体收入水平的均衡增长，特别是给予穷人更多的关爱和扶助，是社会稳定和谐的保证。而其中的关键，是社会权利关系结构的调整，特别是穷人基本发展权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及其制度化。这是因为：第一，穷人的福祉不能仅仅依靠政府财政扶贫和富人的慈善义举来实现，它们只能解决生存意义上的贫困，属于救济性的，而不能对穷人的发展形成支持。第二，阿玛蒂亚·森提出贫困的权利归因理论之后，国际社会已逐渐形成这样的共识，即贫困发生的真正原因是权利缺失，而不是懒惰、愚昧、落后或天灾人祸等其他因素，“贫困实质上是人类发展所必须的最基本的机会和选择权的被排斥”。(16)只有将贫困问题放在整个权利关系结构中去思考，从源头上保证权利分配的平等，才可能找到消除贫困的良方，实现结果上的平等。这种权利分析视角，为转型国家解析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促进低收入群体摆脱贫困、走上自由发展的康庄大道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第三，转型国家贫富阶层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利益博弈，从制度层面上提供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择机制，借以传达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并且监督政策制定执行的公正性十分必要。这样可以让弱势群体既有恰当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又有非制度化的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较好方式。(17)全球减贫实践也一再证明，从根本上对穷人赋权，并将人的发展权利扩展至信贷权，是缓释农村金融排斥、改善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发展条件、提升农民可行能力的必要前提。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货币资本是一种先导性要素，其流动方向、速度、规模极大地影响和改变着其他生产要素或经济资源在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域空间和不同类型产业间的配置。构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使金融资源回流至农村、农业和农民，必然会带来农村要素结构的改变，提升资本、技术、人才等先进要素的比重，而这必将有助于提高农村产业竞争力和农民福祉，从源头上缓解资产所有权不平等导致的农村贫困扩大化问题。

具体到民族地区，由于区域内部城乡二元经济金融结构突出，构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好处会更加明显。首先是提升农村居民的信贷可及性，使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在遭遇疾病、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或在建房、婚丧嫁娶、子女教育等需要大额资金支出时，有机会利用金融资源平滑消费，降低脆弱性。其次是适应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结构的新变化，即赤贫者比重下降，具有一定发展基础和经营能力的人口比重提高。通过引入市场约束型的金融反贫困模式，有助于满足这部分人口在创业投资、扩大再生产等方面的融资需求，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培养他们的市场意识、信用意识和进取意识，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再次是民族地区农村经济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阶段，随着农业现代化、农民城镇化、农村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民族地区农村金融需求将会不断增加，农户、农村中小微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各类农村经济组织不仅存在信贷需求，对保险、储蓄、信用卡和银行转账等其他金融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强。构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提供符合农村特点、满足农户需求的金融服务，有助于促进民族地区农村经济转型和结构优化调整，提升民族地区农村的资源配置效率。最后是民族地区叠加了经济落后、内陆沿边、少数民族聚居等多重特征，构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使金融服务普遍惠及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居民，有助于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总而言之，民族地区经济落后、农业比重大、贫困和低收入人口众多，是我国“三农”问题突出、农村金融排斥严重、城乡发展长期失衡的区域。加快推进民族地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既是缓释农村金融排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加快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重要途径，又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

（二）研究的思路、方法及逻辑结构

1．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要求“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以来，统筹城乡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治理“三农”问题、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要求和战略选择。这一政策导向对农村金融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此同时，伴随着城乡统筹发展、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中农民组织化、农业产业化、农村非农化的加速发展，农村地区金融生态环境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民族地区应当抓住这一机遇，充分整合利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创造的金融资源及其他有利因素，积极推进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提高农村金融对“三农”发展的贡献力度。

如前所述，普惠金融理念的形成源于20世纪70年代小额信贷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相应地，国外对普惠金融的研究大多都与小额信贷（微型金融）密切相连，关注的重点包括普惠金融的概念内涵、体系架构及其与小额信贷的关系，小额信贷（微型金融）的金融普惠机制与实践成效，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问题及其不同发展模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适应性问题，等等。这些研究展示、总结、分析了国外小额信贷（微型金融）或普惠金融发展的情况、经验和教训，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和主张，同时表明，普惠金融发展并不存在一个普适模式，各国各地需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探索和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和实现路径。在国内，杜晓山、焦瑾璞是较早研究普惠金融的学者，他们在引入、传播普惠金融理念，推动我国普惠金融体系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在此基础上，众多的学者和金融界人士从不同角度对我国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问题进行了大量有益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总体来看，国内对普惠金融的研究更多地与农村金融相联系，主要围绕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创新实践展开。一些研究已经认识到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对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性及其所应达到的目标，但将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嵌入城乡一体化进程，在城乡统筹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探求其建设路径的研究还相对薄弱，并且，已有研究多数着眼于全国范围，专门针对民族地区的深入研究并不多见。

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和要求，本书认为：第一，在城乡统筹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地区应当转变思路，突破单就农村经济谈农村金融的传统分析框架，充分挖掘、整合和利用城乡统筹发展创造的金融要素和其他有利条件，创新农村金融组织、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加快推进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第二，在商业可持续的框架下增强农村金融体系的普惠性，使广大农村居民能够利用金融资源摆脱贫困、实现发展，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民族地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重点和难点。突破这一重点和难点的关键，一是要实现金融创新，形成适合民族地区农村特点、契合农民需求的普惠型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二是要建立有利于农村金融普惠发展的融资担保和风险分担机制、金融生态环境和政策扶持体系，完善民族地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保障机制。第三，农村金融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征，民族地区内部不同地区在自然条件、民族文化、农（牧）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决定了各地需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探索和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农村金融普惠发展路径。

基于上述认识，本书针对我国民族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问题，结合城乡一体化的现实需要和发展机遇，在实地调查和实证（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对民族地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必要性、主要内容和政策支持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了以下研究方法：

①系统化方法论。普惠金融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动态集合，其影响因素不仅包括金融体系内部的金融服务状况，还包括一个地区的实体经济、社会生态基础、政策干预和地理位置等多种因素。因此，本书在方法论层面上，努力遵循社会系统的整体性规律，从城市与乡村、金融与经济相互关联的系统化方法论视角出发，构建分析框架，开展实地调查，提出对策建议。

②典型调查和个案研究。金融创新是建设农村普惠金融体系、提高农村金融普惠水平的必由之路。过去的10年里，在国家普惠导向的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系列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创新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来看，农村金融创新还只是局部的、零星的个案，远没有达到普遍的、广泛开展的效果。针对这种情况，本书采取了典型调查和个案研究的方法，即在综合考虑研究任务要求、调研地农村金融改革创新实践、原有调研基础、研究对象的可控性等因素的基础上，针对桂黔山区、甘青藏区、宁夏地区和内蒙古草原牧区等不同类型民族地区的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创新实践及典型案例，综合运用访谈、问卷、观察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围绕重点问题进行个案调查、经验总结和理论分析。

③定性分析为主。由于现行统计体系缺乏关于农村金融的系统性统计数据，有关农村金融普惠发展的一些判断很难通过定量的方式获得，只能以定性的方式加以描述和分析。鉴于此，本书以定性分析为主，综合运用发展经济学、农村金融学、民族经济学的理论和原理，总结民族地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实践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研究成果的逻辑结构

本书由三部分构成，逻辑结构如图0-1所示。

第一部分为导论，旨在梳理普惠金融的含义和特征，普惠金融理念的形成与发展，总结国外普惠金融发展可资借鉴的经验，阐述项目研究的背景、意义、方法及逻辑结构等。

第二部分由第一章和第二章组成，旨在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角度，阐述民族地区构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必要性和实践困境，阐释城乡一体化与民族地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关系，提出并论证在城乡一体化框架下推进民族地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逻辑依据和总体思路。

第一章通过阐述民族地区发展普惠金融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归纳总结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现实矛盾和问题，量化评估民族地区农村金融普惠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子，从理论和实际两个层面彰显了民族地区发展普惠金融、构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必要性和意义。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启动以来民族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实践困境的分析，提出在城乡一体化框架下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创新，破解农村金融普惠发展困境的命题。

第二章在总结梳理城乡一体化多维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普惠金融与城乡一体化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认为农村普惠金融对城乡一体化发展既具有工具价值又具有目的意义。一方面，普惠金融对于城乡一体化具有促进作用，其自身也是城乡一体化的应有内涵；另一方面，城乡一体化发展也给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带来了诸多机遇，把握这些机遇，充分利用城乡统筹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调整中创造的金融资源、经济资源、社会文化资源和政策资源，是民族地区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发展、提高金融普惠水平的必要途径。基于这一认识，结合民族地区实际，本章进一步提出了城乡一体化框架下民族地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总体构想。

第三部分由第三章至第八章共6章组成，旨在探讨城乡一体化提速背景下推进民族地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促进民族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具体路径。本部分以实地调查和案例分析为基础，重点针对民族地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中的六大关键性突出问题，从金融创新和保障机制建设两个方面，总结、分析和探讨民族地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实践经验、存在的问题和改善路径。

第三章针对“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形式的多元并存与融合发展”问题，通过阐述农村金融形式多元并存的学理逻辑，分析民族地区农村合作性、商业性和政策性金融多元并存的现实理据，总结民族地区农村金融机构增量发展与存量调整的实践经验，探讨了民族地区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选择与构建问题，提出了民族地区农村金融形式多元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基本框架。

第四章针对“民族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社会资本开发利用”问题，在归纳分析民族地区农村社会资本存量特征，扫描回顾普惠金融与社会资本对接的历史，比较分析民族地区农村金融与农村社会资本对接实践、经验和教训之后认为：民族地区农村传统社会资本资源禀赋优越，对接社会资本应当成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但它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为实现普惠金融与农村社会资本的有效对接，民族地区需要以乡村振兴为契机，重建农村社区信任机制，巩固传统社会资本，更需要利用城乡统筹发展、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创造的有利条件，培育和发展农村新型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优化农村社会资本结构，为农村普惠金融创新发展提供更有利的基础和条件。

第五章针对“民族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互联网金融应用”问题，认为互联网金融深度契合普惠金融的核心理念，对于地理位置偏远、金融地理排斥严重的民族地区而言，具有突破金融地理可及性障碍，促进农户信贷偏好显示、弱化农户名义信贷需求抑制，链接城市资源、实现城乡资源共享与平等交换，提升农村支付服务可得性等普惠作用。民族地区需要结合农村信息化建设、农村互联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结构变革的进展情况，在完善农村互联网金融监管体制机制、严控农村金融风险的条件下，有步骤地推动农村互联网金融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在农村金融普惠发展中的促进作用。

第六章针对“贫困民族地区农户补贴性融资供给与模式创新”问题，认为民族地区有着大比例的贫困县和农村贫困人口，他们在信贷市场上的弱竞争力，客观上要求政府运用财政力量为其提供补贴性融资服务，但在具体供给模式上，需要作出适应性的调整和创新，以提高供给效率。本章考察了我国农户补贴性融资供给模式的演变历史，比较分析了“贫困村互助资金”和“杠杆式”信贷扶贫这两种创新模式在民族地区的运行绩效。在此基础上，对政府介入农村金融反贫困的创新实践进行了评述性总结，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七章和第八章分别从中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探讨了民族地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其中，第七章以民族地区的创新个案为例，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农村信贷担保体系建设、农村金融文化建设三个方面，对“民族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基础建设”这一中观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证。第八章主要针对“民族地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国家政策支持”这一宏观层面议题展开讨论。选择这一议题，一方面源于民族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本身就是我国整体普惠金融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源于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本章具体阐释了国家（中央政府）政策支持民族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科学依据，并在总结借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家政策支持民族地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着力点等政策建议。

普惠金融体系框架公认由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的金融体系构成。本书第三章至第八章讨论的六大关键性突出问题，涉及的正是民族地区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它们的协调配合既是普惠金融体系的内在要求，又是实现民族地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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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普惠金融服务客户的金融需求，不只限于贷款、储蓄，还包括支付结算、财富管理、保险、投资等各类需求，这也是其区别于小额信贷的又一个地方。

(2)　国际上所称的小额信贷是指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民间小额信贷机构，但由于国情不同，我国对小额信贷的认知有很大的不同。在我国，由各类金融机构包括民间非政府组织（NGO）面向低收入人口提供的小额贷款和其他金融服务，都属于小额信贷的范畴。这其中可能包括政府、正规金融机构、信用社和非政府组织。目前我国发放小额信贷的机构共有三类，分别是大型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和小额贷款组织。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小额信贷专题组．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吴晓灵2006年10月23日讲话［J］．小额信贷通讯，2006（2）：2.

(3)　以储蓄为例，通过不断的小额储蓄，积少成多，贫困和低收入家庭可以有资金用于消费、子女教育和其他投资活动，年纪大的时候生活有保障，在遭遇自然灾害和收入不稳定的时候有应急资金。

(4)　微型金融是在传统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发展起来的一种金融方式，是以低收入群体为目标客户，向他们提供包括贷款、储蓄、保险、转账服务和其他金融产品的金融业务。其最主要的业务内容是发放小额信贷和吸收存款，尤其是向贫穷家庭及微型企业提供非常少量的贷款（微型信贷，又称小额信贷），帮助他们进行生产性活动或小本经营。微型金融的单笔交易额非常小，一般低于人均GDP水平。微型金融是小额信贷的延伸，小额信贷的英文名称是microcredit，单从字面上看，是指小额的信用贷款，而微型金融则有着更加广泛的内涵，不仅包括小额贷款，还包括小额保险、储蓄、转账结算等。在我国目前的语境中，并不严格区分小额信贷与微型金融，二者经常相互指代，尤其是经常用小额信贷指代微型金融。

(5)　例如，过度商业化、过度扩张以及选举政策等多种原因，导致2010年印度安得拉邦爆发了小额信贷信用危机，出现了多起抵制小额贷款偿还的抗议示威活动，使曾经帮助千百万印度人摆脱贫困的小额信贷运动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之中。

(6)　这里的“穷人”是相对于“富人”的一个经济范畴，是市场经济竞争中弱势群体的统称，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如农户、农村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等。它不同于民政意义上的穷人。民政意义上的穷人一般是指老弱病残者、妇女和儿童，偏重于对其生理特点的描述，其基本特点是缺乏生存和发展能力，需要社会的救济和呵护。本书论及的穷人为“基本穷人”，偏于指向机会的缺失，他们一般都有劳动能力，甚至一部分还有科技能力和管理能力，相对欠缺的是公平、合理的机会。作为法人的穷人并非指“身无分文”或负债累累、濒临破产的企业，而主要是指小微企业——小型和微型企业，即现有规模小，某些条件相对不足，特别是发展机会少甚至缺失的企业。

(7)　穆罕默德·尤努斯．穷人的银行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227.

(8)　根据《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的规定，发展权的权利结构包括：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自决；人民参与；机会平等；为享受其他公民权利以及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争取适当的条件。

(9)　穆罕默德·尤努斯．普惠金融改变世界［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9.

(10)　李志辉，国娇．非洲国家微型金融发展的经验与借鉴［J］．华北金融，2007（8）：12-16.

(11)　中国城乡收入差高达3.23倍已达结构失衡程度［EB/OL］．西部网，［2011-12-08］.http://www.cnwest.com．摘自汝信，付崇兰．城乡一体化蓝皮书：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报告（201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2)　与皮凯蒂面对面：《21世纪资本论》的野心［N］.21世纪经济报道，2014-11-17（24）.

(13)　卢德之．让资本走向共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9-10.

(14)　数据来源于2007年7月中国银监会公布的《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布图集》。

(15)　根据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迈克尔·P．托达罗等的著述，在一个经济体中，收入分配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可能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的不平等和高度集中的资产所有权形式。相应地，更为重要的一条减少贫困和不平的路线是：直接关注降低资产所有权的集中度，减少权力分配不均，以及消除教育和工资收入机会的不平等。资料来源：迈克尔·P．托达罗，斯蒂芬·C．史密斯．发展经济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150.

(16)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编写组．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M］．北京：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2001：15.

(17)　熊惠平．“穷人经济学”的信贷权解析［J］．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