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

在大唐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辽朝（907—1125年），承继了秦汉、隋唐以来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无论在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天文医学等方面，都颇有建树和发展。

在精神文化领域，辽朝最繁荣、最值得记忆的便是佛学，它也是历经十个世纪遗存至今的财富。

可以这样讲，公元10世纪到12世纪，世界佛教文化中心在东亚，而东亚佛教文化中心在辽帝国，而不在宋。

即使灭辽后的金朝也整体皈依佛教，并且为佛教的繁荣发展做出过贡献，但是与辽朝相比还是微不足道。

当人们抚今追昔，为许多古代朝代的文化、宗教遗迹和遗址荡然无存而扼腕叹息的时候，辽代佛教艺术的遗存却历经千年风霜，依然以各种形式屹立在北中国——

北京的戒台寺和潭柘寺都是京西著名的佛教古刹，它们位于京西门头沟区马鞍山麓。

戒台寺占地面积4.4公顷（1公顷=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8392平方米，即使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今天，其建筑规模和形制也不多见。

虽然戒台寺始建于初唐武德年间（唐高祖），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但是真正使戒台寺扬名天下的是建于辽道宗咸雍五年（1069年）的戒坛（戒坛、奇松、怪洞并称戒台寺“三宝”），戒台寺也因此与杭州昭庆寺、泉州开元寺并称全国三大戒坛，其规模居首位，故又以“天下第一坛”著称于世。

此外，戒台寺还以散落其中的辽金石碑、辽代砖塔、辽元经幢而闻名遐迩。

与埃菲尔铁塔和比萨斜塔并称为世界三大奇塔的应县木塔，便是辽代佛教遗存的又一个建筑。

应县木塔全称为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位于今山西省应县城内西北佛宫寺内。

该塔建于辽道宗清宁二年（1056年），经辽、金两朝建设，历经130余年，数代人呕心沥血，最终于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增修完毕。应县木塔不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且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古的一座木构塔式建筑、唯一一座木结构楼阁式塔。历经近千年的冰雪风霜、地震战火，应县木塔依然完好地矗立在中华大地上。

应县木塔的木质结构充分展示了中国古代人们在建筑、设计、地质、气候等方面的杰出成果，是中华文明与佛教艺术相结合的完美体现。木塔内保存至今的佛祖舍利子，更是给这座宏伟建筑增光添彩。

同样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之一的北京大觉寺（又称大觉禅寺或西山大觉寺），是位于北京西郊阳台山南麓、始建于辽代的千年古刹，以玉兰花、清泉、古树和优美环境而闻名。

辽时大觉寺被称清水院，金朝时大觉寺为金章宗亲自命名的西山八大水院之一，后改名为灵泉寺，明代重建后改为大觉寺。

大觉寺内共有古树160株，银杏树有1000年树龄，松柏树龄有500年，还有300年的玉兰树、古娑罗树。此外，还有大量其他种类的被列入保护范围的古树。

大觉寺以其玉兰花、法源寺（北京市西城区教子胡同）以其丁香花、崇效寺（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以其牡丹花，一起被称为北京三大花卉寺庙。

如果说戒台寺以戒坛的神圣庄严、应县木塔以古建筑艺术和舍利，分别代表辽朝佛教文化的话，那么大觉寺则是以接近平民与世俗生活见长，其中的水系至今都是虔诚的人们放生之最佳地。

辽朝对佛教的信仰比其先祖鲜卑人更甚。

尽管佛教早已深深植根于国民心中，然而以拓跋氏（元氏）为主的皇族和贵族对佛教的信仰更为突出。那个时候，皇帝们更多地将自己天子的身份与佛教相结合，以雕塑形式集中展示自己对佛教文化的推崇，因而给今人留下了诸如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雕塑艺术瑰宝。

辽代佛教相比元魏佛教，较为显著的不同是，它既继承了元魏、隋唐佛教的贵族化特征，又有强烈而明显的平民化趋向，表现在佛教的信徒，在民族成分上不分彼此，国民全民信仰佛教。在宗教政策上，当朝统治者对佛教机构给予优厚的经济特权，同时又从不干涉佛教内部活动，充分维护佛教寺院的独立地位，双方形成了相得益彰的和谐关系。这与北宋时，佛教主要作为统治阶级治理百姓，在精神层面控制国民思想的功利化特点完全不同。

不同的政策必然导致不同的结果。

佛教在辽朝得到了全面的发展，极大影响了后世金、元、明、清诸朝的佛教文化发展。

如果说，在辽朝初期，耶律皇族带领契丹人从萨满教改信佛教，有归拢汉人的功利化思想，那么到圣宗、兴宗、道宗三朝（983—1101年）100余年间，辽代佛教的平民化、独立地位则完全成熟，也臻于极盛。

辽代佛教政策的宽容，使得佛教大师辈出，其成就远胜过自诩于同时代各种文化正统的宋朝。

辽代对于佛教经典的编刻，亦有独到的成就。在燕京制作完成的《契丹藏》的印本曾传至高丽，给高丽佛教经书的校补订正以很大影响。今北京云居寺附近的石经刻造，虽始于隋代，在唐代也曾相继增刻，但历经安史之乱后于战火中中断。

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年），在辽廷鼎力支持下开始续刻，兴宗时则组织更多力量加大续刻规模。道宗朝继完成《涅槃》《华严》《般若》《宝积》佛教四大典籍石刻后，还续刻其他经典四十七帙。

今天，《契丹藏》的纸质印本已无法找寻，而云居寺大量续刻石经的遗存，让今人得以延续发掘、研究和珍存。

金朝对辽代佛教艺术的继承比较全面，所以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一般将辽与金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辽代佛教显然可以囊括并代表金朝的佛教艺术水平。

辽朝佛教对同样出自东胡系统的蒙古族的影响也非常深远。一来契丹、蒙古两个民族语言相近，文化、心理认同感较强！二来辽朝佛教政策的包容性，使得曾被辽朝长期统治并深受其影响的蒙古族，在逐渐放弃萨满教的同时，对佛教产生了浓厚兴趣！三来元朝的宗教政策并未继承两宋以宗教麻痹百姓的特征，而是采用了辽朝相对温和、宽松的宗教政策。

当然，由于元朝统治疆域比辽朝还要辽阔，民族、种族的复杂性更高，因而元朝对宗教的包容政策，在辽朝局限于佛教内部不同派别各自发展的基础上，还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共同发展。

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儒（孔孟学说）、道（道教）、释（佛教）“三结合”。

儒家是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在当今世界上，特别是亚洲，依然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价值体系。道教则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土生宗教信仰，而佛教是两汉时期传入中原的外来宗教信仰。

这三种文化、宗教的结合，在人类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特殊文化现象。既体现了外来宗教（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完美结合，如产生了天台派、华严派、禅宗、藏传等中国特色佛教派别，也展现了儒家文化和道教的巨大包容性。

而儒、道、释在各自轨道上发展经年后，最终由富有智慧的中国人将其“合三为一”，成为至今仍然深刻影响我们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价值体系。

儒、道、释三者的合流，辽朝当为始作俑者和推手。

是他们——1000年前的契丹人，以中华民族共同追求的精神需求为索引，成功地团结了各个族群的同胞，同时引导作为统治阶级的契丹人，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到今天仍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