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进一滴水
周先慎
未名湖是燕园中的一道风景线,是远近闻名的幽美的自然景观;不仅如此,现在未名湖区还是国务院颁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自然景观和一个区域文物群体,未名湖是以自然风景、古建筑群和历史遗迹等构成的实体,虽然其中也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毕竟还是可见可触的。但对北大人来说,未名湖还有其不可见、不可触,而只能用心去感悟和体认的另一面:她还是一种象征。作为北大和北大人的象征,她体现着一种传统,一种精神,一种境界,甚至一种韵调。其间的含蕴非常丰富,说不清也道不明,但北大人都能感受到,或者更准确地说她存在于每个北大人的心中。
从自然景观的一面看,未名湖并不很大,也并不很深,要是从高空中鸟瞰,如北京电视台从直升飞机上所拍摄的,只不过是绿树红楼环绕中的一勺水。但作为北大象征的未名湖,却是广阔的、浩淼的、深邃的,她涵容丰富,茫无际涯。在北大人的心中,未名湖既是秀丽的湖,又是壮美的海—精神和思想的海。
我从1959年来北大,到今年,已在未名湖畔整整生活和工作了三十九个年头。我的前半生,也就是我的生命中的一多半,已经在这里度过;我的不管还有多长的后半生,还将在这里度过。今年是北大的百年华诞,在百年的漫长历程中,我竟有三分之一还多的时间是同她一起度过的。想到这一点,我不仅感到充实,感到欣慰,而且感到幸福和骄傲。
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常常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但有时也靠机缘。我能到北大来工作,成为一个北大人,就完全是出于一种机缘。北大当然是我最向往的学校,高中毕业时参加高考,填报的第一志愿就是北大。考试的成绩据我中学的班主任告诉我(当时学生本人不能得知具体的成绩)也相当不差,但不知道为什么竟没有被录取,却进了成都的四川大学。记得当时虽有遗憾,却并没有失落感,因为那时除了知道北大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外,对她的了解和认识还非常浮浅;而四川大学也是全国的重点大学,也很有一点名气。到了大学毕业分配工作时,要人的单位意外地竟有北大,虽然心向往之,但我填报的第一志愿却是新疆。那时争取到边疆是有觉悟的表现,是一种光荣,这样填报的不止我一人,大多出于真心,并不是装装样子。但宣布时我却被派往北京大学,自然是喜出望外。这种情况对于今天的年轻朋友来说,可能有点叫人不敢相信:我是服从组织分配才跨进北京大学大门的。没有经过争取,没有经过奋斗,应了一句俗语:“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不是机缘是什么?
不过这机缘的得来有偶然也有必然。偶然的一面,是这一年北大文科恰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没有毕业生;而四川大学和其他的一些全国的重点大学却是从第二年才开始改的。这就留下一个可以容我走进北大来的机会。必然的一面,是由于政治风雨对北大的冲击。1957年开始的“反右派”运动,延续到1958年,北大中文系的年轻教师中有许多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师资队伍遭到严重破坏,急待补充。所以1959年同我一起被分配到北大中文系来的,还有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重点大学的十几位年轻人。外校的毕业生一大批同时蜂拥进北大,这种情况,在北大中文系的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由我被分配到北大工作这样一个既偶然又必然的机缘可以看出,北大的百年历程,至少在我所经历的这一段,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政治风雨的冲击留下了许多斑驳的印记。我到北大不久,就下放到京郊的斋堂去养猪(这一次是我自己申请争取去的),以后又是北大自身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是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叫“四清”运动),接下来就是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在北大真是遍地烽烟,揪出了一大批“牛鬼蛇神”,横扫所及,如季羡林先生所记述的,连草木也不能幸免。我到北大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1976年,十七年间真正搞教学和研究学术的时间只不过三、四年。虽然平心而论,这段生活(特别是下放京郊劳动的一年)对我也是终生难忘的,其中许多的人生体验也极为难得,但这对整个学校的教育事业和学术事业的破坏,对每一个人学术生命的浪费,也是不言而喻的。值得庆幸、也值得骄傲的是,经受了如此严重的破坏和冲击,由未名湖所象征的北大的传统、北大的精神,并没有被彻底摧毁,更没有从此中断。在长时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这种传统和精神,由历史本身证明,她的根柢是既坚且深,富于生命力的。
我在北大工作了将近四十年,同时也在北大学习了将近四十年,既做教师又做学生。梁漱溟先生没有到北大来念过书,而且连大学之门也没有入过,而眼光高远、胸襟开阔、提倡兼容并包的蔡元培校长聘他为北大教授。他在95岁时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感慨颇深地说:“我是由蔡先生引入北大而得到培养的一个人。”在北大教书而得到培养,在这一点上,我同比我年长两辈的梁先生的感受是完全相同的。我所得到的培养,一方面在课堂上,另一方面在课堂外,更多的是精神和风调方面的熏陶和感染,包括做人和做学问在内。
我到北大的最初几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那些日子,教学秩序相对比较稳定,许多我心仪已久、闻名全国的教授都还在开课。我先后听了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游国恩先生的“左传研究”、杨晦先生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吴组缃先生的“古典小说研究”和“红楼梦研究”、林庚先生的“唐诗”、季镇淮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朱德熙先生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王瑶先生的“鲁迅研究”等。他们渊博的学问、严谨的学风、诲人不倦的精神,甚至各具特色的教学方法、仪容风采、或平实或流畅或幽默的语言,都给了我极深的影响和感染。那时候教师之间的关系不像现在这样各忙自己的一摊,彼此间疏于往来,而是不同教研室、不同年纪的教师之间也多有接触、交流。记得我不仅向王力先生、游国恩先生和王瑶先生等都请教过问题,而且还不时有机会同他们“闲聊”。我同游国恩先生就曾在图书馆和系资料室的书库里聊过好几次,话题涉及非常广泛,但中心总是围绕着读书、做人。这样的谈话非常亲切,所获的教益又是在课堂里得不到的。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朱德熙先生对我和当时相当一批年轻教师的指导和帮助。我刚到北大时还不在古代文学教研室,是教写作课,属于写作教学小组,编制在汉语教研室。负责指导我们的就是朱德熙先生。他对我们的最大教益是帮助我们培养起对语言的敏感,识别什么是好的语言、什么是不好的语言,学会看文章、改文章,自己实践并在教学中帮助同学建立一种健康的文风。他特别重视文章写得准确、鲜明、生动。他的文章就是写得准确、鲜明、生动的典范,他是北大中文系研究语言而文章写得富于文采的著名教授。教写作的人首先自己的文章就要写通、写好,这是朱先生对我们的要求。我能有一定的语文修养,文章写得还算文从字顺,明净而不芜杂,有一点点文采,就得力于在朱先生的指导下几年认真的写作教学。不仅是我,当时我们写作教学小组的许多同事都是受益者;后来写作教学组撤销后,分散到不同的教研室,有好几位成为全国知名的学者,文章都写得很漂亮。我想,同朱先生的教导和这一段的实践,恐怕不无关系吧。其实老中文系的人都知道,过去北大、燕大和清华的许多著名教授,远到冰心,以后的浦江清、吴组缃、王瑶诸先生,年轻时都教过大一国文,其性质就大体相当于后来的写作课。据我的体会,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年轻教师,先教几年写作课,在写作的基本功上打下扎实的基础,是很有意义的。很可惜,如今的中文系已经取消了写作课,而且我想,要再组织起一个像当年在朱先生指导下那样敬业的写作教学班子,大概已经不可能了。
我在北大得到的培养,当然不止于学术和写作方面,思想和精神方面受到的熏陶是更其重要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我转到了古代文学教研室,主要是跟从吴组缃先生习研中国古典小说,学术方面得到的教益和启示不用说,单是吴先生的人品和人生态度,就对我有很大的教育。在先生辞世后,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来纪念他,题目是《淡泊为人,严谨治学》,那里面记述的几件事情,都曾令我十分感动,给予我极大的影响。吴先生的风范不只是属于他个人的,而是北大精神的体现。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某种政治和学术的氛围,是培养人的最佳环境。整个北大,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深厚的爱国主义热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建立在对国家民族命运热切关注基础上的庄严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恶丑和种种腐朽黑暗势力的蔑视和痛恨,还有五四以来就一直高扬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学术思想的自由和开放,严谨求实的学风等等,都构成了北大精神和传统的主要特征。令人难以忘怀的,是我们系里一年一度春节时到老先生家里去拜年,难得的两代(到后来是三代)学人聚在一起,无拘无碍,亲切地谈学术、谈政治,谈生活中美好的和不那么美好的,谈大家关心的一切的人和事。特别是到王瑶先生家,他是全国政协委员,了解的情况多,眼光又极锐利,谈吐又极诙谐风趣,谈笑风生中洋溢着充沛的爱国激情和对学术事业的执著追求。这时候,我就总是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在北大无时无处不在的那种氛围,感受到未名湖所象征的北大的那种精神、那种境界。
曾经教育和影响过我的许多老一辈的著名学者,我的敬爱的师长,如今已有多人先后作古,想起来不免令人伤怀;但一想到他们的道德文章、他们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丰富和发展了北大的传统,在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下一代身上正得到继承和发扬,又感到欣慰和鼓舞。
做教师是幸福的,在北大做教师尤其是幸福的。每当自己经过钻研,在学术上有一得之见,在课堂上讲出来,从学生的眼神和表情中得到一种会心的交流时,或者当看到自己教过的学生出去后卓有成就,对社会做出贡献,为北大赢得了荣誉时,而更重要的,是当感受到自己的学术、思想、精神都同广大的教师和学生产生交汇、融合,成为北大精神和传统的一部分时,心中便不禁涌起一种作为北大教师的幸福感。
回顾我在北大将近四十年的工作和生活,大约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用眼睛观赏未名湖的自然景观,到用心接近未名湖所象征的精神,再到从精神上融进了未名湖。我觉得我是从许许多多我的老师和我教过的学生身上感染、领受到北大的精神,进而从中吸取营养,然后自己也凝成一滴小水珠,再融入到未名湖这一浩翰的精神之海中去的。我相信,这也是许多北大人的共同感受。我们每一个人,能力有大小,才智有高低,在事业上做出的贡献也各不相同,但只要是竭尽自己之所能去努力工作,去奋斗,去创造,就都会凝成或大或小的晶莹的小水珠,融进未名湖,成为北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正是靠了一代又一代北大人的创造和凝聚,无数的水珠才汇成湖,变成海,充满生机,永不枯竭。而汇进未名湖的每一滴水珠,也因此将获得永恒的生命。
1998年1月8日
周先慎,1935年12月生,四川成都崇州市人。195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分配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1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