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临近暑假，去年刚入职的同事冯立君博士微信联系我，希望能给他即将出版的《唐朝与东亚》写序，几天后见面正式提及此事，我却有点忐忑！为他人新著写序，一者觉得兹事体大，自己能否胜任？二者感到自己似还没有到这个份儿，虽此前曾给毕业学生著作写过一篇序，但前几年就听到过某人揶揄笑话某学者——“某某也能写序了”。三者是天气炎热萌生的懒惰：西安7月中旬开始持续一个多月的40摄氏度上下高温天气，即使在空调下也心慌意乱，翻看电子书稿写序着实考验人的毅力。鉴于此，就婉言推辞，让立君博士找学界其他高人。最终还是推辞不过未能如愿。当然，之所以最后欣然接受，还与我们均从事古代东北亚史专业方向的教学科研工作，一直以来过从甚密私交不错，以及襄助后学有关！

和冯立君认识还要追溯到八年前。记得2010年12月某日，无意间收到来自延边大学一位硕士生的邮件，信中言辞诚恳、恭敬睿智，提到曾认真读过我的书并很受启发；他想报考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希望我能作为推荐人；邮件附件有已发表的五篇习作和翻译韩国学者申滢植教授论文的译文。翻看论文稿，我感到很吃惊，因为一般硕士生毕业前发表五篇论文者很少见，懂韩语到能译出名家论文者更是凤毛麟角。我随即回复，建议其最好还是请本校专家老师推荐，并说如确实需要我推荐的话再说。这位写信求助素昧平生的研究生就是冯立君。不过，此后可能其他原因，冯君并未报考复旦博士，而是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一名编辑，我们的联系也因此多了起来。

2012年5月冯君为出版社公干来西安，他专门到陕师大拜访。初次见面，一个干练洒脱、温文尔雅、好学深思的年轻学者型编辑出现在面前。从谈话中了解到他似不满足编辑现状，隐约有重续考博的意愿。我本人喜欢踏实肯干的年轻人，有时确实有点好为人师的“恶习”，鼓励他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扎扎实实准备，实现自己的愿望。很快，2013年7月、9月我们在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学术会议上又见面两次。他有报考博士的想法，我则给其分析得失优劣，建议报考北京地区高校，并列出几位学问大家供他选择，而德高望重的民族史名家李鸿宾教授就在其中。恰好李先生也莅临南京会议，李先生和我也颇为熟悉，他们因此见面交谈，冯君获李老师的目测过关。2014年冯君如愿以偿考取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博士研究生，跟随李先生攻读民族史方向博士。“有志者事竟成”在冯君这里得到很好的体现。

此后不时听到冯君的好消息。其间他以娴熟的专业水准，为我校池田大作香峰子研究中心出版了两本论文集，作为“甲骨文”等丛书的策划人，出版数十部专业书籍；还活跃于学术活动之中，每年多次参席民族史、东亚区域史学术研讨会，提交高水准论文，成为北京学术界众多好学有为的年轻学人之一。这样，2017年5月许，冯君发来三十余万字的博士论文稿，此后通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试讲，教学、学术委员会审查，最终确定来校工作。2017年9月份冯君正式入职，我们因此成为学院同事——栖身西安从事东北亚历史研究少有的同行。

2017年9月至今，冯君在西安独自生活，除了每天起早贪黑伏案研究，为本科生讲授一门课程，出席众多学术研讨会之外，还获得国家社科青年基金、国家民族委员会研究基金、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金的资助，编辑出版《中国与域外》集刊、出版译著《武曌》等书，发表多篇论文，并获得陕西师范大学优秀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当然，也幸运地集资到学校校园内的新建住房。应该说，他是最近几年入职历史文化学院年轻人中个性鲜明、勤奋好学，极具发展潜力的青年学者之一。

啰唆完我们的交往和同行之谊之余，再谈冯君的这部书稿。据作者介绍，该书是其研究生毕业之后和最近几年发表的论文结集之作，内容涉及东亚关系史的诸多问题。翻看书稿，其多为古代东亚关系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很值得重视。总的来说，我认为书稿有以下特点。

其一，重点突出，问题性强。众所周知，古代东亚史涉及的问题很多，但作为一部新著，面面俱到既没有必要，也会增加驾驭难度。作者选取唐代东亚贸易、东亚汉字文化圈、东亚学术史、辽东经略等自己相对熟悉的领域，而这些问题恰恰和海内外学界研究关注点相契合，故而可发挥度颇高。如东亚贸易问题，作者紧紧抓住9世纪东亚三大政权唐朝、新罗、日本各自贸易管理机构的设置变迁，对外贸易环境形态的构筑，贸易主体的养成，贸易关系的最终实现，使读者从对东亚三国各自具体的贸易实践，以及双方或多方贸易关系的论述中，明了这一时期东亚贸易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实现畅通贸易的主导因素。作者从唐朝的押新罗渤海使、新罗的清海镇、日本的大宰府三者对比研究中，得出“日本大宰府源于唐代官制，但在对外贸易管理上具有与唐、新罗截然不同的特点，即完全以地方政府形态处理外交外贸事务，构成日本外交制度之一环，且未破坏原有的律令制度”的结论，此无疑卓有见地。再如东亚汉字文化圈问题，虽然此前西嶋定生、高明士、韩昇、周有光等学者从不同角度有过各自的研究，冯君在此基础上另辟蹊径，在探讨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构造、内涵、变迁前提下，具体论述新罗的汉字文化涉及的问题，并从评介戴卫红探讨韩国木简的论著中，阐发东亚汉字文化圈在朝鲜半岛的传布普及，东亚汉字文化圈在东亚地域各自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等。书稿还涉及西嶋定生发端的“东亚世界”，以及“高句丽”到“高丽”的变迁，高句丽、渤海的归属，新罗与渤海关系等一直困惑中韩学界的重大问题。对此，年轻的作者在史料的积累和对研究动态的掌握上，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准，有助于论述的展开和结论的达成。

其二，引用广博，论述精密。探讨上述宏大庞杂的学术问题，无疑需要雄厚的史料储备和缜密的论证才能达成。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书稿参考文献中标出中、韩、日三国史籍52种，文中亦有引用但参考文献并未标出者；引用朝韩文字著作论文136种，西文著作论文12种，日文著作论文58种，引用中文论作约400种。作者能够熟练阅读、翻译英、日、韩三国书籍论文，并粗通突厥文字，已有多篇韩、日文译文发表，与他人合作翻译的英文著作《武曌：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已出版发行，这在同年龄段青年学者中并不多见。正因有得天独厚的语言优势，不仅使得作者能对涉及问题的海内外研究动态了如指掌，而且比对各方研究并精心论述，最终得出自己的见解。如对新罗与渤海关系的论述，作者广征博引日本学者滨田耕策、上田雄、龟井明德、妹尾达彦，韩国学者宋基豪、金恩国、赵二玉、权悳永、韩圭哲、尹载云、郑炳俊、徐荣教、李相勋，朝鲜学者朴时亨，日本殖民地时代申采浩等日、韩文论作，中文论著更是不计其数，不仅使读者了解本论题在韩、日学界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而且从韩、日学者缜密仔细，中国学者宏阔概观比对中找出问题，以此引发更加深入的探讨，最终形成自己的看法。这样的例子在书稿中仍有很多，兹不一一列举！

其三，继往开来，关注学术史。书稿收入三篇学术史综述论文，即《韩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新视角》《百济及其对外关系史研究现状》《中古东亚史研究的新视野》，从学术史角度，追溯中、韩、日学界对韩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百济史及百济对外关系史，以及从中原视野到东亚视野、《天圣令》研究等。众所周知，和其他研究领域一样，古代东亚关系史研究的处女地已少之甚少，故探讨任何学术问题，必须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即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考察探讨。虽然学界已采取了诸多努力，翻译出版韩、日学界的名著大作，对方也翻译出版诸多中文著作，但是拘泥于语言和自身知识积累等原因，一些研究对学术规范的执行尊奉仍未能令人满意，这样就出现对已有研究缺乏了解，炒冷饭、重复研究等现象，这种现象首先是不科学不道德的，也不利于学术研究的良性推进。冯君书稿中对韩、日学界有关对外关系史问题的追溯综述，无疑对国内韩国古代百济史、对外关系史，以及了解韩国学界《天圣令》的翻译研究均有帮助，并推动关联问题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书稿收录作者多篇发表在“澎湃·私家历史”上的网络推送论文，无疑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大众化，使一般读者了解更多的不为人知的学术问题，当然这也是对学术研究和普及的一种贡献。

除了上述三点之外，书稿可资宣扬的还有很多。如书稿中编采有多个表格，有的是作者自行编写，有的是引用其他著作，列举、统计所论述内容，使读者对论述问题一目了然，增加了论证的信凭性和说服力。同时，遵循越来越多书后编制“索引”的出版范例，书稿编有详细的“索引”，有助读者检索阅读。而附录的作者“学术档案”很有意思，希望能够坚持这么做，在以后出版的著作中持续展示，以便从中了解作者研究成长历程。

很显然，这是作者从事学术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对其此后的研究生涯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客观来讲，书稿也有一些瑕疵。具体表现为论述问题中个别地方表达略显拖沓，这种情况在前两章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当然，此或许也可看作作者论文撰写成长的一种跋涉体验。无论如何，从书稿总体看，这些问题瑕不掩瑜，丝毫不会影响书稿的总体贡献。

冯君才三十岁出头，以后的研究道路还很长，其博士论文还有待修改提高并最终出版，新的研究更需要有持续坚韧的后劲和爆发力。相信冯君会以此为起点，在以后的研究中更加努力，取得更多令人惊叹的成就，为我国学术研究事业增光添彩！

是为序！

拜根兴

2018年8月18日

于西安南郊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