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本人
启蒙运动在派别意义（一般而言，也就是启蒙思想的敌对方的立场）上也与经济学家的活动有着广泛的联系，尤其是在18世纪90年代的反大革命以及反哲学的著作中更是如此。在《法国大革命反思录》中，伯克发现，“这个启蒙的时代”、“理性与启蒙的新帝国”以及“被启蒙的高利贷者”的时代，就是以“理性金融家”群体的“政治结社、密谋和改变信仰”为源头的。1803年，编辑加上了这一源头“与杜尔哥以及几乎所有金融人士”有关。
神甫巴吕埃尔（Abbé Barruel）在他1797年出版的《雅各宾派历史》中提到，杜尔哥在1774～1776年的经济改革期间，“尽可能地运用他的权力从而使年轻的国王不受雅各宾派的影响”。对巴吕埃尔来说，孔多塞就是“魔鬼本人”“魔鬼孔多塞”“最坚定的阴谋家”。同样也写过一部《雅各宾主义的历史》（History of Jacobinism）的威廉·普莱费尔（William Playfair）在1805年的第11版《国富论》序言中谈及“斯密先生与达朗贝尔等人的泛泛之交”，以及斯密“与法国经济学家们的一致推断”。于是，经济学家的“丑闻”，连同魁奈、杜尔哥、孔多塞和狄德罗的多次秘密会面被公之于世。普莱费尔将其称为“在雅各宾派执政时的派系行为”；“我必须，也的确，将过去16年间发生的大部分可怕的交往都归咎于他们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人”。
在这些当时地方预审法官的群体传记学中，经济学家或者经济改革的理论家都是引人注目的。但是，18世纪中期的经济思想同样备受诟病，巴吕埃尔和普莱费尔后一代的经济思想，也被视为法国大革命哲学与行政思想最深刻的渊源。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写道，“尤其是在他们的著作中，你能够最透彻地研究法国大革命的真正本质”，即研究18世纪中期经济学家或哲学家，如魁奈、莱托斯尼（Letrosne）、摩莱里（Morelly）、利维尔（Mercier de la Rivière）等成员的真正本质。他认为，“在历史上经济学家没有哲学家那么才华横溢”；尽管如此，他们比哲学家们更能表达蕴涵着“18世纪的政治哲学”的“单一理念”。这一理念就是：“使用源于推理与自然法则的、简单而又基本的规则来替换复杂而又传统的习俗”是合适的。对经济学家而言，过去是“无尽蔑视的对象”。他们主张抽象与一般性；主张行政简化，主张没有“私人权利”的“公共效用”，主张“自由放任”或者不附加“政治自由”的“商品的自由交换”。他们对国家责任的构想，正如托克维尔所描述的，是通过教育来启蒙人们的心智，这种教育又是建立在自然秩序原理之上；“（国家）用具体的思想来充实心智，并用它认为所必需的具体情操来装点人们的心灵”。
本书所涉及的经济争论是一种不同的政治哲学表述，也是一个不一样的启蒙的概念。这些争论既体现了流派的多样性或是启蒙思想，也体现出在古老的政权终结时启蒙思想哲学体系改变的——且更少专制——程度。托克维尔曾写道，杜尔哥凭借其精神与天才的素质，从法国18世纪中期经济改革的所有支持者中脱颖而出；甚至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对政治自由的钟爱”最终也实现了。但是，18世纪七八十年代对经济政策的争论，同样也是政治观念经历更为普遍转型的一次机会。我们将会看到，在杜尔哥、斯密、休谟和狄德罗、孔多塞的关于经济学家或重农学派的政治原则的评论文章中，这种改变是明显的；就在1789年之前，在对托克维尔称之为“第一次”法国大革命的行政专制的拒绝服从中，这种改变是明显的。甚至在古怪的、无畏的、启蒙的倾向概念中，或在正常生活或者经济生活中，这种改变也是明显的。
在本书中，涉及最多的人物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启蒙运动不同流派间交锋的参与者。孔多塞与杜尔哥是亲密的朋友，如同斯密与休谟；斯密同孔多塞或杜尔哥之间互有通信往来，或者说是互相学习、遥相关注的。他们都对启蒙运动的倾向，或者人类思想的历史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都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对变革人们思想的运动持怀疑态度。斯密从不使用“启蒙”（enlightenment）这个词，他仅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开化”（enlightened）这个词；例如，西庇阿（Scipio）对迦太基（Carthage）的温和的印象（迦太基是闪米特种族在非洲北岸的殖民地。在古罗马的共和时代，为了争夺西地中海的统治权，它和意大利西海岸的印欧族罗马人发生了激烈的战争。战争最终以迦太基的灭亡而告终。西庇阿是这场战争中的一名将军。西庇阿曾释放过一名被俘的迦太基女子，让她与她的未婚夫重聚——译者注）这是“一种更为广阔而开明的思想宽容的表现”。孔多塞在他的公共指导和知识奉献项目中更多地使用“光”（les lumières）来表示理解的含义；我们将会看到，孔多塞在晚年极力反对公众启蒙的“热情”以及公共教育的“热情”。托克维尔认为，独立的心智及其所需的条件，是18世纪50年代的经济学家和文人群体最不感兴趣的；而对孔多塞而言，这却是一个最重要的益处。有时候，使人们接受启蒙思想是一种专制，这样做是“迷惑公众而非启蒙公众”。对普通人而言，最期待的是从“对启蒙思想的权威”的屈从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