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经济学的阶级性
陈江滢
（南开大学）
经济学的阶级性问题是我国经济学术界十分关注而又颇具意见分歧的问题。目前，在我国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经济学具有阶级性；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级性’的、无‘阶段性’的”。那么，经济学果真没有“阶级性”吗？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对于同一个经济问题，不同的经学家往往有相反的解释，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和政策主张。这除了认识方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涉及不同社会群体、阶级、阶层、民族和国家的利益。经济学家在分析、研究和解决经济问题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一定集团利益的立场上，维护一定集团的利益，采取符合一定集团利益的价值判断。这就决定了经济学在性质上必然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学中的语言学和逻辑学，必然不存在能够维护各利益集团的经济学，经济学具有阶级性。马克思在为《资本论》第一版所写的《序》中指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1)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了理论经济学反映社会生产的社会形式因与人们的阶级利益有关而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性。甚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索洛也承认经济学的阶级性是客观存在的。他说：“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一样，也具有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倾向以及一切种类的价值判断。但是，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材料力学或化学分子结构的研究不同，都与上述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有关。不论社会科学家的意愿如何，不论他是否觉察到这一切，甚至他力图避免它们，他对研究主题的选择，他提出的问题，他没有提出的问题，他的分析框架，他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阶级）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2)
从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经济学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阶级利益，要求把社会生产力从封建关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要求认识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始探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试图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的生产与分配，说明如何使财富增长，并且论证资本主义生产较封建主义生产具有很大的优越性，由此产生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处于潜伏时期的产物，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较为正确地描述了资本主义阶级结构，李嘉图分析了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马克思称古典经济学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3)，特别是“它的最后的伟大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4)。在古典经济学之后，随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激化，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研究越来越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不相容。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经济学完全抛弃了科学的研究，转而为资产阶级进行辩护，庸俗政治经济学因此取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而居于统治地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是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5)而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也需要理论武装自己，以《资本论》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则弥补了这一空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以后，政治经济学的这两种分化愈演愈烈，逐渐演化成两种对立的体系。经济学的阶级性得到了极大的体现。
从经济学的假设，我们也可以看出经济学具有明显的阶级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人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假设前提出发，认为经济理论研究的人不是超阶级的和超社会的个人，而是处在一定社会背景中带有一定阶级属性的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所做的评论中也曾指出：“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与阶级的关系。”(7)这种“人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前提性假设也可以称之为“社会人”假设。与此相适应，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必然以阶级分析方法为其根本方法。由“社会人”假设和阶级分析法所决定的资本家阶级的本性必然表现为对剩余价值的贪得无厌的追求；而工人阶级必然以追求自身解放为其阶级本性，从而与资本家阶级对立。在两大阶级的对抗中，资本家阶级无意中造就了自身的掘墓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的最终结果就是要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资产阶级经济学则以“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为假设前提。这种理性行为假设是指经济活动中的人存在着尽可能增加自身利益的动机和行为。这些人在面临若干个可选择的方案时，必然会选择使其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的方案。所以，这种“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假设前提，又被叫做“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从亚当·斯密以来已被广泛用于经济分析之中。冯·米塞斯把这种假设当作“人类行为的基本逻辑”来看待，认为这一逻辑是不言自明的经济理论的前提；琼·罗宾逊则把假设看作是对普遍经验的概括；赫伯特·西蒙对上述完全理性的假设表示怀疑，而提出了有限理性的假设。有限理性认为，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以及人自身生理上的限制，行为人要了解所有备选方案及其实施后果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因此，在决策过程中人们寻求的并非是“最大”“最优”标准，而只能是“满意的标准”。(8)有限理性假设比完全理性假设更符合人类行为现实的复杂性，但我们可以看到，有限理性假设只是修正了完全理性的约束条件，但它没有修正理性假设本身。与这种假设相适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多采用经济功利主义和心理分析的方法，认为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作为理性的消费者，他们同样受效用最大化的支配；作为理性的要素所有者，他们同样受利润最大化的支配。因此，这里就没有对抗，财富在各阶级的通力合作之下生产出来并被分配和消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必将和谐永存。
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要素分配理论和效用价值理论的发展我们也可以看到经济学的阶级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要素分配理论是以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土地—地租）为基础的，它宣扬各阶级都以他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参与社会生产，协同进行生产，共同创造产品的效用即价值，共同创造自己的收入，从而资本主义的分配是合理的，不存在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尽管这种理论早在100多年前就受到马克思的批判，但它由于代表资本主义的利益，总是在以不同的形式传播着，甚至赤裸裸地用于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如现代西方经济学美国学派的创始人克拉克在其所著的《财富的分配》一书中明确地讲：资本主义“社会有没有权利维持现状，以及它能不能照样地继续存在，都要看这个论点（指三位一体公式——引者）能否成立”。“工人阶级的福利情况，取决于他们收入的多寡。……如果他们创造的财富很少，但全部归他们所有，他们也许就不会想到革命。假使他们觉得他们生产了巨额财富，而所得的仅仅是一部分，那么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就一定会变成革命者，全体工人也将都有革命的权利。许多人指责现在的社会制度，说它‘剥削劳动’。……如果这种说法被证实，那末，每一个正直的人都应当变成社会主义者。”“如果实际工资等于劳动的全部产物，利息等于资本的产物，利润等于调合工作的产物，那么财产就在它产生的时候得到保障了。”可见，西方经济学家的阶级立场是多么鲜明，其意识形态是多么强烈！
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效用的观点最早是由17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古拉·巴贲提出的，1854年德国的赫尔曼·戈森提出了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和边际效用相等规律。他对自己的发现评价非常高，把它和哥白尼预测天体运行的规律相提并论。但他的这一“大发现”并未受到重视。这是因为19世纪中期在德国经济学界历史学派的学说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否认普遍规律和理论概括，戈森的抽象理论显然不适合人们的胃口。在英、法等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如约翰·穆勒、萨伊、巴师夏的理论仍有巨大影响，资产阶级还不需要戈森的学说。但到19世纪末，上述庸俗经济学说逐渐走向没落，资产阶级为了寻求新的保护工具，戈森的学说才被重新发现，并成为边际效用论的理论基础。为了能更好地为资产阶级辩护，门格尔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杰文斯用数学的方法表述了效用价值理论，庞巴维克则发展了效用理论并使之系统化。自此，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成为资产阶级歪曲价值源泉和占有剩余价值的强有力工具。
上述种种事实表明，经济学是有阶级性的。但为什么现在还有人否定经济学的阶级性，这其中的根源又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
(2) 吴易风．关于考察西方经济理论和世界经济动向的方法论问题［J］．哲学研究，1999（5）．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7）．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3．
(8) 赫伯特·西蒙．企业组织的理性决策［M］//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