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不同“市场决定性作用”的理论辨析(1)
——兼评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论”的谬误
侯为民(2)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目标的重要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之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关系做出了科学的阐释，为不断提高我国整体经济效率和保持经济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正确指引。习近平同志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3)新时代条件下强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市场决定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国要主动划清与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论”的界限。
一、新时代条件下我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内涵和特点
历史的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同样如此。从不断变化的现实生活材料中寻找突破口，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4)这一科学论断是建立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基础之上的。从中国的现实国情看，当前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传统体制障碍已经消失。一方面，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过大、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另一方面，政府对企业和市场管得过多、过死的弊端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克服。“经过三十五年改革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发挥经济稳定器作用。”(5)应当说，这是当前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经济基础。
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导向决定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观点的体现。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实际，是由我国的最大国情决定的。从历史的坐标看，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在未来较长时期内还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我国仍然需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从实际出发采取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及其实现形式。
在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是由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一般经济规律所决定的。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市场的微观主体，都服从于上述客观规律，都需要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都需要在市场竞争中提高效率和效益。市场化是其以微观经济主体身份参与社会生产所必经的途径。但是，不能将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功能定位上的差别，并不意味着其性质上的趋同。实际上，公有制与私有制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所有制。应当说，确立和巩固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前提，也决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最终能否实现。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需要对公有制经济进行改革，探索和完善公有制经济的具体实现形式。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坚持“两点论”。不能一提市场化配置资源，就只能主张推行自由化和非调控化。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密切相关，相互作用并相互制约。从社会结构层面看，现代社会已经完全脱离了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无组织化阶段。国家作为巨大的经济力量，已经深度融入现代经济生活。为此，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6)这一论断显然更科学地反映了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也更深刻地体现了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先进性质，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和经济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科学说明，是对现代经济生活中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深刻总结和阐释。
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是价格机制（包括要素价格机制）、供求机制、信用机制、竞争机制、利率机制等诸多因素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要素价格机制、信用机制、利率机制等因素的作用是从属于商品价格机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需要坚持从商品经济本源出发来理解，而不是孤立地去认识。这就要求在实践中正确对待金融化过程，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可见，确立科学的市场化改革观，需要正确看待金融化过程。不能借市场化配置资源和市场决定作用来为金融的“脱实向虚”的借口。
二、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论”的落后性与反科学性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语境下，社会生产资源配置的“市场决定论”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为基础的。这决定了它有着自身独特的逻辑前提，从而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后者是以完全的私有制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逻辑前提的。
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是建立在“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的基础之上的。该理论最初是出于与本能等概念的比较而产生的，被表述为“自发性”。只有到《自由秩序原理》一书中，新自由主义的鼻祖哈耶克才正式称之为“自发秩序”，到后期又进一步发展为“扩展秩序”。(7)可见，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秩序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和系统的阐释，不仅表述模糊，而且前后不一。尽管如此，哈耶克仍然坚称，唯一有效的制度安排只能来源于自然演化这个黑箱，结果只能是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推向神秘化和完美化。
新自由主义的自发秩序表面看来具有演化的性质，但它又是非理性的，实质上是排除了人类理性建构的合理性。在新自由主义看来，“首先需要的是，人们在市场上应当能够自由地按照能找到交易对手的价格进行买卖，任何人都应该能够自由生产、出售和买进任何有可能生产和出售的东西。重要的是，从事各种行业的机会应当在平等的条件下向一切人开放，任何个人或集团企图通过公开或隐蔽的力量对此加以限制，均为法律所不许可”(8)。显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经济生活中，市场机制所赖以运转的相关制度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要受垄断寡头和政治家的人为控制，哈耶克显然忽略了这一历史事实。不过，“自发—扩展秩序”原理作为一种经济哲学，却是适应了“滞胀”时期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为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提供了理论基础。
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市场化和自由化，是个人主义方法论的产物。但是，现代经济中的人一方面总是依托于团队的，是分工的、合作的个人，并非作为单独个体而独立存在。另一方面，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不仅公共部门成为一种广泛的存在，而且国家干预也已经成为资源配置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新自由主义无视这一现实，其经济主张和社会治理方案在现实世界中不可避免地会最终走向破产。其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没有从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发展出发，而是囿于资产者的私人所有权最初在社会生产中取得主导地位的成见，将现代经济生活的运行机制单纯和片面地归于独立的、联系松散的经济个体。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试图以一些高度技术化和复杂化的工具和数学建模为自身理论贴金，但其核心思想和观念却是落后的、倒退的。
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论”的理论前提是所谓的“经济人”和“理性人”假设，但这些假设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只要是用科学的态度出发就可以发现，脱离社会关系的“人”在人类社会中根本不可能生存和发展，更遑论在现代社会中现身了。因此，新自由主义所谓的“经济理性”一旦涉入集体行为或整体视域下的个人行为，往往就会失去解释力。换言之，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只能服务于掌握生产资料的生产者，只能局限于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这一狭窄的视野，而不是为了满足国家需要和社会福利需要。
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将具有高度组织化能力的政府和公有制经济摒除于市场化之外，显然是一种理论上的倒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规定性看，公有制经济组织和国家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保证。这一点，显然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不可同日而语。
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摒弃新自由主义影响
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有本质的不同。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决定论”，更需要警惕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以改头换面的形式搞乱理论是非，对我国深化改革产生负面影响。
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对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着干扰作用。这既有观念上的因素在起作用，也与市场经济在我国发展时间不长、人们对其负面作用认识不深的历史根源有关。过去一些人否定新自由主义观点在我国的存在。当前我国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一些主张私有化、自由化的人找到了错误解读的机会。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只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一种形态，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也只能是非调控化的一种模式。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未来方向，不需要坚持“市场”和“政府”相结合的两点论。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与政府管控之间是对立的，要使市场对配置资源起决定作用，政府就应当去做好“守夜人”的角色，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也不再迫切了，只能进一步对公有制经济进行“民营化”。这些观点显然是相当有害的。
首先，在所有制结构上，要划清我国坚持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全面私有化改革的界限。同样，推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通过公平竞争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才能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偏离社会主义改革方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9)
其次，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微观运作主体上，我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新自由主义的取消国有企业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既要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在结构调整和战略重组中做强做优做大；也要推进国有企业通过自身管理机制的改革和发展，逐步做强做优做大，在市场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要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看待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10)实际上，国有企业只是单纯地“做强”和“做优”还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坚持自己的控股地位，才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这是做大国有企业的出路，也是使我国市场资源配置达到整体效率最优化的基础。
再次，在政府的职能和作用上，要划清我国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与新自由主义的非调控化的界限。推进转变政府职能，是新时代条件下激发市场活力、形成全社会发展合力的重要前提。显然，要增强我国经济发展动力，一方面要靠科技创新，另一方面也不能单纯依靠市场，而是应注重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在整体上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单纯依靠分散化的市场力量是不能实现的。从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来看，我国也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活力既来自竞争，更来自公平。只有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才能形成合力和凝聚发展共识，有效化解内部无效竞争和过度竞争，从根本上激发全社会的积极性，为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创造条件。
最后，要划清我国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与新自由主义全面金融化主张的界限。金融化过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但虚拟经济过度发展，会扭曲投资和消费行为，使银行风险不合理增加，从而动摇实体经济正常运营的信用基础。这会从根本上降低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新自由主义的全面金融化恰恰是主张放松金融管制，以金融创新名义过度发展虚拟经济，这与其全面自由化和私有化主张是相一致的，也是由其为垄断资本集团服务的本质所决定的。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化改革方案，实质是通过金融化改革进一步剥夺劳动人民和转嫁金融投机风险。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创新只能以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前提，而非盲目创新。因此，虚拟经济处于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部门这一地位不能改变，一旦超越这一界限，经济的虚拟化就会使大量资源被错配，进而使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间的分配趋于扭曲，从而在根本上侵蚀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11)这是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关系的认识的科学论断，为我国金融化改革如何为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服务指明了方向。当前，我国将“去杠杆”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强调要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也是出于这一考虑。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12)这可以作为我国划清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注脚。
(1) 基金项目：本文是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政法大学）阶段性成果。
(2) 侯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研究会秘书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59．
(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0．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57．
(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0．
(7) ［英］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M］．冯克利，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6-8．
(8) ［奥］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M］．滕维藻，朱宗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39．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64．
(10) 习近平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党对国企的领导不动摇［EB/OL］．新华网，2016-10-11．
(1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0．
(12)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