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网络治理的逻辑起点是对网络工具的理性选择

现代信息技术一经出现就具备了维纳（N. Wiener）所言的“帝国主义性质”，以至于社会“只能通过研究信息和通讯工具来认识”，而人也成为了“一种通讯存在性”。⁽⁷⁾默顿（R. K. Merton）认为，“是科学与社会的互助使科学在某些确定类型的社会中获得重大而持久的发展”。⁽⁸⁾同样，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助也使社会在某种确定类型的技术推动下获得巨大而持久的进步。网络技术与当代社会恰好形成了这样一种良性互助关系，而这种关系又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时至今日，互联网似乎是一个无须讨论的既存系统，极少有人问及其得以存在的来由。其实，在互联网问世、发展并表现出扩张特性的同时，也在被社会所选择和改造着，这就是学者们所说的“技术与社会互相生成”过程。随着这一进程的加快，互联网的普及应用逐渐演化为一种具有技术—经济—社会复合色彩的信息化进程。此时，人们在由“工业人”向“信息人”转化，文明在由“工业型”向“信息型”迁移，互联网的工具功能也在逐渐释放。

互联网的工具功能具有社会属性，这是社会赋予网络的非技术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治理固然要遵从“网络工具逻辑”，但网络工具首先要被社会所选择。就是说，互联网所提供的“工具菜单”需要经历一个社会整合与调适过程，以使其成为社会相容工具。这主要表现在：其一，网络工具的目的性是社会所赋予的。作为一种技术产物，互联网平台并无目的性，但其应用工具则具有明确的社会指向。我们都知道，劳动使猿进化成人，人又通过劳动来制造工具，并使相应的技术获得社会属性。互联网作为现代交流工具在相当程度上是人类目的性的体现。其二，网络工具的社会后果受控于社会。正如原子能技术既可以造出杀人武器——原子弹，也可以造福于人类一样，网络工具的社会后果也是正负兼有的。但总的来看，网络工具的社会后果也是可控的，它的整体效用是由社会来选择和控制的。其三，网络工具的演进过程受社会因素的制约。技术发展史表明，任何新技术都存在多种演进方向，而其最终的发展过程总是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据记载，古希腊的希罗（Hero）很早就发明了一种蒸汽动力机械，这是蒸汽机的原型，但由于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它演化成了一种高级玩具。而同样的原理和机械，却在18世纪发展成为蒸汽机。由于社会生产技术的准则是追求高效率的新技术，因此互联网一经出现就注定要被市场体系所选择，并加速其社会化进程，使其迅速发展成为改变社会治理格局的推进器。

循着这个思路，不应该将网络治理的逻辑起点设定为如何在一个既有的互联网平台上规范虚拟实践，而应该前置在如何对网络工具进行理性选择。其实这很自然，因为人的生活范式与合作模式受制于其拥有的生活资源，并且以其选择的生活工具为物质基础。如果说，生活工具信息含量的不断提高是人类生活范式与合作模式跃迁的前提条件，那么，对网络工具的理性选择，则机制性地制约着网络治理的性质和走向。因此，信息化进程中的“工具选择”，是网络治理需要优先考虑的基础性工作。以此为基础，互联网将在受控于社会的状态下渗透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网络工具的功能发挥不断扩大并提升人们衣、食、住、行及精神文化生活的信息含量和网络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