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古文”是作为“骈文”的对立物出现的。“古文运动”的目标就是否定并取代骈文。但在它的发展中，却汲取了骈文取得的艺术成果。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骈文的繁荣，就没有“古文运动”的巨大成就。

骈文在表现形式上有三个特征：讲求对偶声韵、大量使用事典和多用华辞丽藻。这三者本来都是汉语文固有的修辞手段和表现技巧。汉语单音节语言，绝大多数文字是形、音、义统一在一个形体里，便于组织整齐、排偶的句式；汉语语音有轻重抑扬和音韵变化，可以利用“浮声”“切响”和押韵来造成行文的声韵美；汉语文学具有悠久的传统，积累起大量事典和辞藻。吴可曾指出，《尚书》文法“其文多整，后世偶句盖起于此”（《荆溪林下偶谈》卷四）；阮元说《易经》“《文言》数百字，几于句句用韵……抑且多用偶”（《文言说》，《揅经室三集》卷二），他统计两篇《文言》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韵语凡三十有五；近人马叙伦更指出：“秦、汉以上，文无骈、散之分。《书》之二《典》，《易》之十《传》，佶屈聱牙之中，有妃黄俪白之句……左氏内、外《传》即骈、散兼布矣。广搜周、秦诸子及两汉词赋，盖莫不然。”（《读书小记》卷一）东汉以降，行文逐渐骈偶化，句式由大体整齐、骈散间杂，发展到“骈四俪六”；声韵则由一般地照顾高下抑扬，发展到讲究“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沈约《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论》）；再加上行文综辑词采，举事类义，从而形成了严重程式化的骈文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原来的积极的表现手段变成了表现上的桎梏；对形式的追求流为形式主义。结果，那种高度唯美的骈文往往最适宜于表现空洞、颓废的内容，主要成了门阀士族及其知识分子寄托精神、炫耀才情的工具。

但是，尽管骈文具有这样严重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倾向，却不能完全否定它在艺术上的成就和它在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骈文是中国散文某些表现手段的畸形发展的产物，因而它终究取得了艺术形式的某些进展；再则，骈文中也不乏有一定思想意义、艺术上又十分精美的篇章。

从散文发展历史看，首先，骈文在形象描绘上大大进步了，而形象性正是文学这一特殊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之一。先秦诸子散文主要是辨理论事；《左》《国》《史》《汉》等史传散文则能比较充分地述事记人，在刻画人物、描写场面上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而大力“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则是屈、宋开拓的辞赋文学。宋汪藻认为“左氏传《春秋》，屈原作《离骚》，始以文自成为一家”（《鲍吏部集序》，《浮溪集》卷一七）。王应麟《困学纪闻》曾引述这一观点。章学诚也说：“《国策》、《骚》、赋，乃后世辞章之祖也。”（《文史通义》外篇卷三《答大儿贻选问》）这都指出了辞赋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如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扬雄《甘泉》、班固《两都》等著名大赋，对苑囿、宫室、都邑等进行了多侧面的描摹刻画。尽管它们内容上“讽一劝百”，思想价值很有限，艺术上“雕虫篆刻”，也有很大缺陷，但在文学形象的创造上却提供了不少新东西。辞赋可以说是一种诗体散文，它对骈文的形成影响很大。骈文从辞赋那里汲取了铺陈描写和组织语言的技巧，后来的“古文”家们在这些方面又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章学诚就曾指出过，“古文”家们记山川游宴，取法“郦氏注《水》”，而记“山川景物，刻画追摩，流连光景，宛与辞赋相近”（《文史通义》补遗《评沈梅村古文》）。实际上，骈文描绘形象的技巧，影响绝非仅止于后来记述山川景物的文章。

其次，六朝骈文中比较充分地反映出自觉的审美意识。在古代经、传、子、史散文中，表现内容还不是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存在的。只有到了魏、晋以后，文学与著述分途，文学的审美意义才更被人们所重视和强调。谢灵运所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序》，《全宋诗》卷三），正是这种自觉的审美观念的流露。六朝人所赞赏的美，常常是在歪曲的形式中表现出来，又有它独特的社会内容，但那种在反映现实中发展起来的对于美的追求，对于文学却是有意义的。具有一定美感是文学形象的特征，审美价值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作品的艺术水平。从这个角度看，骈文往往更直接、更明晰地表现出对于艺术美的追求。例如六朝骈文那些写到自然景物的篇章，像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吴均《与朱元思书》等，很注重表现山川风景的样态、色彩、生机，努力创造出完美和谐的意境，抒写出人们对自然的赞赏，诱发出人们内心的审美意识。在先秦文章如《庄子》里，也有自然景物描写，但它们主要是起背景或比拟作用，自然景物不是作者所要表现的中心。六朝骈文中的这种强烈的审美自觉，对后来的“古文”的影响也甚为重大。

第三，六朝骈文还积累起许多有价值的艺术表现方面的经验。骈文有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要害在它的形式脱离了内容，使形式程式化、绝对化了；而不在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本身。所以我们批判骈文的形式主义倾向，却不可否定它在艺术形式上取得的成果。绝对的“骈四俪六”固然成了一种表现上的桎梏，但骈文又把偶对技巧发展到极精细的程度。唐人写“古文”，并不废偶俪之语，骈散间行是许多“古文”名篇的表现上的特点。同样，在讲究声韵、使用事典和词藻上，骈文也给后代留下不少可资借鉴的经验。

由此可见，不能抹煞骈文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意义和作用。对于“八代之衰”的说法，应有所分析。无论是“古文”还是骈文，都是中国散文发展长河的一部分。从更广阔的视野看，二者在发展中都有起伏、有曲折，以至走入歧途，但它们又都遵循着散文发展的客观规律，互相斗争、互相滋养，造成了中国散文的独特面貌和辉煌成就。当然，对二者及其具体作家、作品的价值的估价，可以有高低上下之不同。这也是作为本书论述前提的一个基本观点。

以下，即拟依照历史发展脉络，对唐代“古文运动”及其主要作家、作品给以概要的描述和粗略的分析。

(1)　本书使用“散文”一语，一般是指与诗歌、小说、戏曲等并称的一种文学样式，不是指与骈文相对待的散体单行的文体。